本文出自公安月刊《啄木鳥》,作者:宋千波
1953年5月9日,一位長髯飄逸的銀發(fā)老者攜著8歲孫兒,乘坐列車風塵仆仆從武漢來到首都北京。
這位老者,姓鄭名震俠,湖北黃州人氏,1905年考取秀才,與后來成為著名革命領(lǐng)袖的董必武同為湖北“文普通學堂”學員,1910年畢業(yè)后,又同批獲得清朝學部授予的拔貢學銜。次年,鄭震俠和董必武一起參加了辛亥革命,并經(jīng)董必武介紹加入了同盟會。
在之后的歲月里,鄭震俠當過蔡鍔的智囊,又在廣州為孫中山出謀劃策,一度還是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麾下的少將參議。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4.12”反革命政變后,鄭震俠心灰意冷,從此退出政界,遠走高飛去了南洋經(jīng)商。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才從海外回國,以企業(yè)家的身份出資援助軍隊抗日。當時,蔣介石曾親自前往鄭震俠在漢陽的寓所拜訪,委以高官,企圖利用鄭在軍政界的影響為其所用,遭到鄭震俠的拒絕。
當時,鄭震俠當年的摯友董必武正和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鄧穎超、王明等中共領(lǐng)導人在武漢領(lǐng)導長江局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工作。鄭震俠聞知后,便前往漢口日租界中街9號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拜訪,受到了董必武的熱情接待。董必武還特地請出周恩來,將鄭震俠鄭重介紹了一番。
“皖南事變”發(fā)生后,由于鄭震俠在陪都重慶公然嚴詞指責蔣介石,而遭到戴笠控制下的“軍統(tǒng)”局的綁架,竟被關(guān)押半年有余,幾乎喪生。出獄后,鄭震俠想前往延安參加革命,但因“軍統(tǒng)”特務的阻撓而始終未能成行,于是只好繼續(xù)經(jīng)商??箲?zhàn)勝利后,鄭震俠回到武漢,正式退出商界,賦閑在家。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有一次去廣州公干途經(jīng)武漢作短暫停留,曾和鄭震俠見過一面,當面轉(zhuǎn)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對鄭震俠的問候和赴京游覽的邀請。鄭震俠當時即向董必武去函致謝,表示非常愿意去北京拜訪,但因身體原因恐怕一時難以成行。董必武收到函件后修書一封,除了關(guān)心老朋友的健康外,還再次邀請鄭震俠在方便時赴京一游。這樣,鄭震俠在休養(yǎng)兩年后覺得身體可以了,這次就帶了8歲孫兒鄭星兒赴京了。
鄭震俠沒有想到,這次北上竟是一趟驚魂之旅!
鄭震俠抵達北京后,被一位在民主黨派中央機關(guān)任職的老友接往其寓所,讓他在京期間就住在那里。當天下午,鄭震俠給董必武辦公室打了電話。董必武聽說鄭震俠已抵北京,很是高興,不一會兒就親自給鄭震俠打電話,說次日下午3時派車接鄭震俠去他那里會晤。
鄭震俠在北京有許多朋友,聞知他抵京,紛紛來電來人約見。有一位原擔任國民黨中將后來起義后在國家某部任職的老部下來電,說他因次日中午就要離京出差,所以約定上午9點前往鄭震俠在京下榻處拜訪。
次日,5月10日,那位老部下準點抵達,兩人已經(jīng)二十年未見,自有一番親熱。鄭震俠的孫兒鄭星兒初時還依偎在爺爺膝前看小人書,一會兒就溜到外面院子去玩了。鄭震俠沒有在意,只管跟老部下聊著。鄭星兒在院子里,先是看爺爺那位老部下的司機檢查轎車,漸漸沒興趣了,就在院子里四處奔跑。奔著奔著,不知怎么的就出了大門去了外面。
這一去,竟然就此消失了!
一小時后,那位老部下告辭時,鄭震俠送他上車,這時才發(fā)現(xiàn)院子里沒有孫兒的影子,但是沒有在意。直到把老部下送走后,才開始叫著孫兒的名字在寓所內(nèi)外找,卻沒小家伙的應答,這才有點緊張。
他的那位老友于是馬上讓家里的傭人去外面尋找。一刻鐘后,傭人還沒有回來。大人們這時意識到情況似乎不妙,于是就坐不住了,主人、客人一齊出動到外面去找。這番尋找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最后以失望告終。
鄭星兒是鄭氏家族自鄭震俠以下第三代中唯一的男丁,鄭老先生這下真是急得團團打轉(zhuǎn),血壓驟高,癱倒在沙發(fā)里。老友一看,一面吩咐妻子拿出降壓藥讓鄭震俠即服,一面馬上往西單公安分局打電話報警。
西單分局接到報警電話后,馬上派出兩位治安科民警趕來,稍一了解情況后,說他們這就去轄區(qū)派出所請求派員尋找,同時還要發(fā)動附近居委會干部相幫查找。
鄭震俠這時還沒有透露他此次赴京主要是來拜訪董必武的,但老友覺得應該讓民警知曉一下,也好引起他們的足夠重視。
其實,西單分局是知道鄭這位老友的民主黨派要員的身份的,要不大概還不至于為此而立馬派員登門了解情況哩。當下,他就對民警說,希望趕快找到孩子,因為下午3時董老要派車接鄭震俠過去敘舊,這孩子自然也得過去拜見董爺爺?shù)摹?/span>
民警一聽,吃驚不小,馬上就近去了轄區(qū)派出所打電話向分局報告,又對派出所領(lǐng)導說了說。派出所領(lǐng)導聽了也覺得此事非同小可,于是馬上下令全所民警一律放下手頭的工作,除了留人值班外,其余人員立馬參加尋找,一部分人下居委會發(fā)動群眾協(xié)助尋找,一部分人則騎著自行車直接尋訪。西單分局方面接到電話后,也當即派員前往車站布控。
如此折騰,結(jié)果卻仍是零。
于是,西單分局一面向北京市公安局報告,一面繼續(xù)查尋鄭星兒的下落。
北京市公安局三處(治安處)接到西單分局的報告后,出于慎重,馬上指令專人以市局的名義給全市除西單分局之外的所有分局打電話,讓各分局了解各自轄區(qū)內(nèi)是否發(fā)生了同類情況。然后,三處領(lǐng)導就向市局分管領(lǐng)導報告此事。
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兼任的,副局長是馮基平和張明河。西單分局上報的情況很快就送到了副局長馮基平那里,他意識到這件事一定會驚動董老,正盤算如何在全市范圍內(nèi)展開查尋時,羅瑞卿的電話就打來了。果真如馮基平所預料的,此事已經(jīng)驚動了董必武。
董必武按照昨天的安排,于當日下午3時派轎車來將鄭震俠接去。董老一看鄭震俠是一個人去的,馬上說昨天電話里不是說過連孩子一并過來做客嘛,為什么不把孩子帶來?說著就要吩咐司機再走一趟去把孩子接來。鄭震俠原本不想驚動董必武,當下一看不驚動也不行了,于是就把鄭星兒失蹤之事說了說。董必武一聽,馬上親自給羅瑞卿打電話,請求公安局方面加緊行動,務必要找到失蹤兒童。這樣,羅瑞卿就把電話打到了馮基平這邊。
馮基平向羅瑞卿匯報情況的當兒,三處又報來了相同的情況——西單分局急報:該局轄區(qū)范圍內(nèi)又有男女兒童各一名失蹤;西四區(qū)也報來有男女兒童各一名失蹤。馮基平跟羅瑞卿通畢電話一看治安處的電話記錄就愣了:看來,這不是通常常見的兒童走失啊!莫非是有人故意拐劫兒童?
這時,三處竟然又報來了情況:海淀區(qū)、崇文區(qū)各有一名兒童失蹤!
至此,不用說像馮基平這樣的早在抗戰(zhàn)前期就已經(jīng)從事保衛(wèi)、情報工作的老公安了,就是北京解放后參加工作的學生出身的人民警察也能夠意識到這顯然是團伙式的故意作案了。馮基平當即召來三處的幾位領(lǐng)導,一番商議后作出決定:立刻責成西單、西四、海淀、崇文四分局對各自轄區(qū)發(fā)生的兒童失蹤事件立案,迅即組織警力開展偵查,盡快追回失蹤兒童,緝拿犯罪分子。
北京市公安局三處于是立刻以市局名義向上述四個分局通報了全市一天之內(nèi)失蹤七名七八歲男女兒童的情況,下達了立案偵查指令,規(guī)定不管調(diào)查工作是否取得進展,都必須每隔四小時就向市局三處報告?zhèn)刹榍闆r,以便市局方面及時掌握情況,能夠在第一時間對整體工作進行合理調(diào)控。
此時是5月10日下午4時20分。
西單、西四、海淀、崇文四個分局于是當即對兒童失蹤事件立案,組織了以本局治安科、刑偵科警察為成員的偵查小組,迅即投入了偵查工作。
先說西單分局的偵查情況。該分局轄區(qū)內(nèi)一共失蹤了三名兒童,簡述失蹤者情況如下:
鄭星兒,男,湖北省武漢市人,8歲,父母均為知識分子,其父系大學中文教授,母系中學語文教師;于當日上午9時30分許在西單區(qū)其祖父友人宅院內(nèi)玩耍后獨自走出大門,失蹤。
劉菊馨,女,北京市人,7歲,父母均為醫(yī)務工作者;當日中午隨母親及舅舅、舅母去“達誠飯館”用餐時失蹤。
袁至秋,男,北京市人,8歲,喪父,母為京劇演員;當日下午2時許隨姥姥在其家所居胡同之鄰居處串門時失蹤。
三名失蹤兒童的家長在發(fā)現(xiàn)孩子失蹤后的處理措施是相同的,先是自己和發(fā)動親友尋找,尋找不著然后報警。警方接到報警后,出動警力協(xié)助尋找或者聯(lián)系居委會組織群眾協(xié)助尋找,但都未能找到。
立案后,偵查員分別走訪了三名兒童的家長以及失蹤前在場的居民、飯館伙計及顧客十三人,一一進行了詳細的了解,但未能獲得任何線索。
西四區(qū)失蹤的兩名兒童,男童7歲,名叫李清唯,天津市人,父母均為區(qū)政府干部,由奶奶照料,讓其上了幼兒園,幼兒園距家僅四十米距離,平時都是孩子自己來回的。當日下午1時,孩子跟奶奶說過“再見”后,和平日一樣出門而去。奶奶只道孫子已經(jīng)抵達幼兒園了,哪知到了下午3時幼兒園放學了卻還不見回家,于是就去看看,這才知道孫子下午沒去上學。老奶奶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當下一急,立馬暈了過去,幼兒園于是馬上報警。
失蹤的女童名叫姜美麗,8歲,唐山市人,小學一年級學生,父親是鐵路職員,母親是沒有工作的家庭婦女,在居委會義務幫忙。居委會就在她家附近,姜美麗每天放學后必去居委會向媽媽拿家門鑰匙,逗留玩耍一會兒。小姑娘名“美麗”,長得確實漂亮,人見人愛,一班鄰居都喜歡逗她。這天下午由于老師開會,學校只上一節(jié)課就放學了,她卻沒出現(xiàn)在居委會。媽媽看到其他孩子都已放學卻沒見女兒,覺得奇怪,也有點不大放心,于是就去學校查看,方知女兒早就離?;丶伊?。媽媽于是就在附近四處尋找,居委會干部知曉后,馬上發(fā)動群眾幫忙找,但找了一個多小時尋遍了附近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還是沒見小姑娘的影子,于是就斷定有問題了,居委會主任二話不說馬上向派出所報了警。
警方立案后,西四分局派出了三名偵查員,會同失蹤兒童所在轄區(qū)的兩個派出所指派的四名民警開了個短暫的碰頭會,決定分成兩支力量分別予以查找。具體分工是,派出所的兩名民警,一個下胡同發(fā)動群眾提供查找線索,并請居委會干部組織治安積極分子直接尋找失蹤兒童;另一個民警則和分局偵查員一起走訪失蹤現(xiàn)場,察看地形并逐家訪問沿途住家、店鋪。
兩支力量一直調(diào)查到午夜,也沒有獲取有價值的線索。
海淀區(qū)和崇文區(qū)失蹤的是兩名7歲男童,都是北京市人,一個名叫郝沖鋒,一個名叫伍中瑞。郝沖鋒的父親是解放軍軍官,駐防在河北廊坊,母親是紡織廠工人。這天母親休息,午后帶著兒子去公園游玩,2時許看到有人在賣風箏,就上去給兒子買。等到付過錢擠出人群一看,卻不見兒子的身影了。情急之下一面哭一面大聲呼叫著兒子的小名,旁邊人見她一副急赤白臉的樣子便問是怎么回事,聽說丟失了孩子,就找來了公園管理人員。管理人員和這位母親以及數(shù)名樂于助人的游客馬上幫著全園尋找。公園不大,十來個人分頭轉(zhuǎn)了半個多小時已經(jīng)搜尋了兩圈,但卻沒見孩子。公園方面于是就向公安分局打了電話。
伍中瑞是北京市人,其父是中醫(yī),母親是百貨商場的會計。這天母親輪到休息,中午帶著兒子到丈夫供職的診所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飯后返回時,跟著丈夫去診所取東西。到診所后,和另一熟識的女中醫(yī)說了兩三分鐘話,等到告辭后想招呼兒子離開時,剛才在診所門口玩耍的兒子已經(jīng)不見影蹤了。
海淀、崇文兩個分局立案后,采取的方式有點不約而同:除了跟西單、西四分局一樣派出民警調(diào)查以及發(fā)動群眾尋找外,還在郝沖鋒、伍中瑞失蹤的公園和中醫(yī)診所門口及附近張貼了請群眾提供線索的啟事。
上述措施不謂不周全,但跟西單、西四分局一樣,海淀、崇文分局一直到次日上午7時向市局三處報告?zhèn)刹榍闆r時,還是白板一塊,沒有發(fā)現(xiàn)失蹤兒童的任何線索。
北京市公安局的領(lǐng)導非常關(guān)注該案,留局擔任總值班主任的馮基平副局長8點鐘一上班就把三處領(lǐng)導召來了,想跟三處領(lǐng)導商議如何推動偵查該案的問題。話剛說了個開頭,就有電話打了進來,報來消息稱:有三名失蹤兒童已經(jīng)回來了!
又有五名兒童失蹤
三名兒童失而復現(xiàn)是一個姓蔣的汽車司機發(fā)現(xiàn)的。蔣師傅是國家重工業(yè)部的專職司機,負責駕駛一輛大客車,有時沒有大客車的載客活兒時,也被調(diào)去開開小車或者大卡車。這兩天,他的大客車負責載著一批從蘇聯(lián)過來的工程師在北京各處游覽。昨天晚上,蔣師傅把蘇聯(lián)客人送到下榻的位于西單區(qū)的飯店后,就駕著汽車回家了。蔣師傅家住海淀區(qū)周家巷迎福機器修造廠旁邊,工廠前面有一籃球場大的空地,晚上沒有人活動,他有時開著汽車回家,就把車停在空地上的一株大槐樹下面。昨晚也是這樣,蔣師傅把大客車停好后,關(guān)上窗子,鎖上車門就回家休息了。
今天早上7點,蔣師傅想把大客車開到飯店那里去等著接蘇聯(lián)賓客游覽八達嶺長城,哪知發(fā)現(xiàn)車門鎖已經(jīng)被撬開了,車門開著一條縫。他看了下,雖然感到吃驚,可是卻又不可思議,這車上又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小偷干嗎撬車門?有這把力氣那倒還不如去撬油箱鎖了,里面倒是剛加滿了汽油,偷一桶汽油去還能銷得幾個錢呢。蔣師傅一邊想著,一邊上了車。只一瞥,不禁大吃一驚:靠近車門這邊的三個雙人座位上,竟然躺著三個孩子,身上都裹著舊毛毯。蔣師傅一瞬間還以為是尸體,嚇得頭皮發(fā)麻,片刻大著膽子上前去看,這才發(fā)現(xiàn)這三個孩子臉色如常,一動不動的原因是正呼呼大睡。
蔣師傅不敢去碰孩子,想了想,下車朝遠處幾個正在練拳的老者呼喊請他們過來。老者過來后,蔣師傅讓他們守著車門,自己三步并作兩步奔到迎福機器廠,借用工廠的電話機給海淀公安分局打電話報告了此事。
海淀分局昨天就已經(jīng)對本轄區(qū)的7歲兒童郝沖鋒失蹤之事立案偵查了,也知道全市四區(qū)一天之內(nèi)一共失蹤了七名兒童,值班警員此刻接到電話,自是重視,當即通知昨晚忙于偵查未能回家休息而留宿分局的三名偵查員。偵查員一聽頓時來勁,立刻出動。趕到迎福機器修造廠那里登車一看,那三名兒童已經(jīng)醒了,正一臉迷糊地睜著惺忪的眼睛趴在車窗口往外張望。
經(jīng)詢問,這三名兒童一是海淀區(qū)的郝沖鋒,一是西四區(qū)的姜美麗,還有一位是西單區(qū)的袁至秋。
這樣,海淀區(qū)失蹤的孩子算是找到了,偵查員松了一口氣。當然,人是找到了,但案子是如何發(fā)生的,作案者是如何作案的、動機何在、為什么又把孩子放了回來、放回的孩子是否受過傷害,等等,這些問題還有待于繼續(xù)調(diào)查。所以,偵查員在對大客車內(nèi)外痕跡進行勘查后,就請蔣師傅順便把大客車開往海淀分局,讓三個孩子到分局去。
郝沖鋒等三名兒童到了分局后,馬上有女警員負責接待。偵查員則分別向三名兒童家長打電話告知消息,請他們來分局。而海淀分局的領(lǐng)導則向市局打電話報告了情況。
市局這邊,馮基平聽說這一情況后,跟三處領(lǐng)導略一商議,當即下達指令:先把三名兒童送往醫(yī)院檢查看是否受到了什么傷害,必須派員寸步不離地予以監(jiān)護,除了家長、醫(yī)生,不準任何其他人接觸孩子;同時,與兒童失蹤案相關(guān)的西單、西四兩個分局參加偵查該案的偵查人員立刻集中到海淀分局合議案情;市局指派一處(偵訊處)科長吳福鑫和三處兩名資深偵查員前往指導。
郝沖鋒、姜美麗、袁至秋三名兒童在醫(yī)院接受了檢查,沒有發(fā)現(xiàn)受了外傷,但是精神似乎有點恍惚,醫(yī)學專家懷疑可能系麻醉類藥物所致,出于慎重,還抽取血液作了化驗,但血液中并未發(fā)現(xiàn)異常物質(zhì),于是被認為可能接觸了乙醚之類的嗅型麻醉劑。醫(yī)學專家的意見是,在孩子未曾完全恢復正常精神狀態(tài)前,最好不要對他們進行詢問。
這當然跟公安人員的想法有所不同,偵查員此刻真是恨不得立馬像對大人那樣跟三名兒童進行談話,詳盡了解他們失蹤的情況,以及在將近二十小時內(nèi)發(fā)生了什么,以便盡快獲取有價值的線索,迅即營救另外四名被拐劫的兒童。于是,偵查員就向?qū)<姨岢隽诉@個問題,請教是否有讓孩子盡快恢復正常精神狀態(tài)的法子。專家說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孩子放松再放松。怎樣放松?讓家長帶他們?nèi)ス珗@轉(zhuǎn)轉(zhuǎn),做做游戲,如果有條件,提供些玩具那就更好了。
偵查員于是馬上照辦,先招待大人孩子在醫(yī)院外面的一家小飯館吃了點東西,然后弄了輛汽車把大人小孩拉到了頤和園,由兩名女警員陪著一起游玩。想想只怕力度還不夠,又臨時從海淀區(qū)機關(guān)幼兒園借了一名擅長把跟兒童的距離可以接近到零的女老師,送到頤和園去一起活動。
一部分偵查員在作上述安排時,另一部分偵查員也沒有閑著,市局吳福鑫科長他們對那位發(fā)現(xiàn)三名兒童的重工業(yè)部司機蔣師傅的口述情況記錄、大客車的刑事勘查情況以及那三條裹孩子的毛毯等情況進行分析。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
一、大客車的車門鎖是被人用工具強行撬開的,從留下的痕跡判斷,撬車門者對于此行并非熟手,由此可以排除作案人有盜竊之類的刑事前科。
二、裹孩子的三條草綠色毛毯,系用舊了的美國軍用毛毯,那是二戰(zhàn)結(jié)束后美國救濟總署運來中國的美軍剩余物資,當時在北平地區(qū)就低價拋售了三萬多條,所以很難以此為線索進行查摸。
三、從撬開車門然后再把三名熟睡的兒童送到車上的過程判斷,作案的可能不止一個人,聯(lián)系到昨天在本市四個區(qū)失蹤七名兒童這一點來看,這是一個專門拐劫兒童的犯罪團伙。只是,他們?yōu)槭裁窗岩呀?jīng)拐劫到手的孩子又放回來,還顯然是出于生怕孩子受涼的原因而給裹上了毛毯,這就一時捉摸不透了。
要想進一步了解案件情況,看來只有從郝沖鋒等三名兒童那里作嘗試了。上午10點,陪同孩子們?nèi)ヮU和園的偵查員打來電話,說孩子都已經(jīng)恢復正常,請示是否把他們拉到分局來接受詢問。這邊吳福鑫科長他們一商量,說還拉回來干嗎,就地跟孩子們聊唄,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七八歲的兒童進行案情詢問,也真難為那幾名偵查員了。他們一邊聊天似的問著,一邊根據(jù)他們的回答考慮著如何啟發(fā)孩子回想起更多的內(nèi)容。這番折騰,足足耗費了三個小時。
三名兒童的陳述情況綜合起來如下:郝沖鋒出事是在媽媽給他買風箏的時候,他看著媽媽擠進了人群,自己也想跟著擠進去,當然難以實現(xiàn),正著急間,他被人從后面抱了起來,還沒作出反應時,一樣有點濕的軟東西捂住了他的鼻子,他就失去了知覺。姜美麗的情況跟郝沖鋒差不多,只是她記得在被人抱起前身后傳來一個男性大人的聲音,說你的鉛筆掉下來了。她回頭去看,身子就懸空了,跟著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袁至秋是跟著姥姥去鄰居家串門的,姥姥在里面聊得起勁,他在門外一堆黃沙上掏洞堆壘玩得也正開心,玩著玩著,就不知道了。
等到袁至秋醒來時,已經(jīng)在一間燈光通明的屋子里,他是躺在鋪在地板上的棉被上,旁邊一字兒靠墻坐著六個孩子,其中兩個就是和他一起出現(xiàn)在大客車上的郝沖鋒和姜美麗。他們手里都拿著糖果、餅干等零食,有的在吃,有的只是拿著。屋里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大人,正拿著毛巾給他擦臉。據(jù)郝沖鋒、姜美麗說,他們醒來后一看是待在陌生環(huán)境,馬上哭了起來,但很快就被那個男的兇聲惡氣地給嚇住了,那個女的很和氣,拿出零食讓他們吃。袁至秋倒沒有哭,他不吭聲,只是盯著別人手里的零食。人家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把裝著糖果和餅干的罐子拿到面前,他就抓了一些放在身邊吃了起來。
一會兒,那個男的出去了,女的讓袁至秋也靠墻跟其他孩子坐在一起,然后就細聲細氣地說我現(xiàn)在跟你們說話,一個一個說,不要害怕,一會兒拿玩具給你們。先說說自己的名字,住在哪里,爸爸媽媽干什么的,說清楚了我們可以聯(lián)系上他們把你們領(lǐng)回去。
問話是按照孩子們所坐的位置次序逐個進行的,那個有著兩條長辮子的女人一邊問,一邊在一個本子上記錄著,不但問了她說過要問的內(nèi)容,還特別詳細地詢問是否上學、是否識字、會唱歌嗎等等。姜美麗是背著書包被拐劫的,那女人就把她的書包打開翻了一番,看到作業(yè)本上老師批的成績,說:“小姑娘看看你長得漂亮,讀書怎么這樣笨?看都是紅燈,最好的也不過是3分,真是可惜了!”一邊說,一邊搖頭。
那女人問完后,拿出了一些小人書讓孩子們自己看,一會兒又問他們是否要上廁所,沒有人敢答話。但是,她還是把他們帶到了外面院子上了廁所,這時外面天色已經(jīng)幾乎黑了。
晚飯吃的是水餃,飯后那個男人送進來一塊小黑板,那女人在黑板上寫了各人的名字,問他們是否認識。認識的就讓玩玩具,不認識的就教他們,認識后就讓各人在黑板上輪流學著寫,寫對了的就讓玩玩具。識字的姜美麗等人,則學另外的生字,看誰記得快。
如此折騰了一番,后來就來了另一個燙著披肩長發(fā)的女人,說是教他們唱歌。教之前逐個問孩子會唱什么歌,還在本子上記了下來。問過后,燙發(fā)女人就教他們唱《小熊蕩秋千》。
這番折騰結(jié)束后,那個男人捧來了兩條被子,說你們睡吧。袁至秋他們已經(jīng)很累很困了,也不脫衣服,就地躺下,不一會兒就睡著了。等到醒來,已經(jīng)在那輛大客車上了。
詢問結(jié)束后,偵查員馬上返回海淀分局,向等著他們的市局吳福鑫科長等人匯報上述情況。
這個案件的偵查進行到這一步,受命前來指導的吳福鑫大體上已經(jīng)領(lǐng)會了市局領(lǐng)導的意思,目前集中在海淀分局的這十一人,基本上就是一個專案偵查組了,組長就是他。如果案件偵查沒有進展,那市局就該案組建專案組的指令肯定下達。這一點,海淀分局的領(lǐng)導顯然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們連案情匯報也不來聽了,對吳福鑫說這個案子就請你多費神了。吳福鑫當下也不說官場套話了,尋思破案要緊,還是趕緊開案情分析會吧。
案情分析會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對以下情況進行了梳理:
從袁至秋被拐劫至目的地到去院子上廁所時天色快黑這段時間后所經(jīng)歷的事情所耗時間來推斷,案犯的窩點應當是在北京市的市郊接合部,結(jié)合三個兒童被釋放的地點,窩點位置應該是在海淀區(qū),可能就在迎福機器修造廠所在的周家巷地區(qū)。
袁至秋醒來的時間應當是在下午3點鐘左右,他和另外兩個孩子郝沖鋒、姜美麗卻一致記得所待的那個屋子里亮著電燈,那說明這個窩點所處的環(huán)境并不隱蔽,那個屋子的窗子是關(guān)閉上的。因為關(guān)閉了窗子,并且蒙上了布簾,光線不足,所以大白天才要開燈。為何關(guān)閉?顯然是恐怕被鄰居發(fā)現(xiàn)那里發(fā)生了什么樣的一幕。天黑后才讓孩子們?nèi)ピ鹤永锷蠋赡芤彩沁@個原因。
從被拐劫兒童都瞬間失去知覺后遭劫持這點看來,案犯是使用了某種高效麻醉劑。這種高效麻醉劑在使用時——尤其是對兒童使用時,其劑量、稀釋比例、麻醉時間都有嚴格的控制,使用不當就會發(fā)生危險。而那七名被拐劫的孩子都是到了目的地用冷水擦拭臉部后就蘇醒,而且很快就能進入正?;顒訝顟B(tài)。如此看來,案犯中顯然有人掌握這方面的知識,有可能是從事或者曾經(jīng)從事過醫(yī)務工作。
案犯對被拐劫兒童進行識字、唱歌測試之舉,使偵查員感到莫名其妙。聯(lián)想到拐劫行動的動機,莫非是打著草臺班子旗號流竄江湖的犯罪團伙企圖訓練兒童從事那些由兒童出面下手的刑事犯罪活動?
如果上一點的判斷是準確的話,那么袁至秋、郝沖鋒、姜美麗的被釋放則是測試之后被認為缺乏訓練項目的潛質(zhì)而放棄了。
案情分析會根據(jù)上述分析,迅速制訂了偵查方案:通過派出所聯(lián)系居委會發(fā)動群眾,對海淀區(qū)以周家巷地區(qū)為中心的居民住宅進行可疑情況查摸;偵查員同時對迎福機器修造廠周邊地區(qū)的住家進行訪查,了解昨晚是否發(fā)現(xiàn)過異常動靜。
案情分析會結(jié)束后,吳福鑫給市局打電話報告會議情況,提出鑒于目前的偵查工作事實上進入了統(tǒng)一專案的程序,所以建議領(lǐng)導考慮是否干脆將目前三個分局以及市局參加偵查工作的人員合成組建一個專案偵查組,對三區(qū)范圍的七起拐劫兒童案件串案并偵。接電話的市局一處領(lǐng)導認為此事可議,待請示局領(lǐng)導后作出正式?jīng)Q定。
一小時后,吳福鑫接到了市局的電話,原以為是他的建議獲準了。哪知卻是告訴他一個消息:當天中午11時40分至下午2時50分這三個多小時內(nèi),東單分局轄區(qū)的天安門廣場、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一共有五名6至8歲的外地來京的男女兒童失蹤!
吳福鑫還沒有回過神來,電話就斷了。正要撥打過去,又一個電話打進來了。這是馮基平副局長親自打來的,說已經(jīng)決定立即組建專案組對拐劫兒童案進行偵查,東單分局將派三名同志前來充實專案工作,由你吳福鑫同志擔任專案組長。鑒于案情重大,關(guān)系到被拐劫兒童的生命安全,故要求專案組在從現(xiàn)在起的七十二小時內(nèi)將該案偵破。馮基平還說,從現(xiàn)在起,他開始親自抓這個專案,專案組的情況直接向其匯報。
電話掛斷后,吳福鑫看了看時間,此刻是1953年5月11日下午4時。這就是說,到5月14日的這個時間,專案組就得把失蹤的兒童全部找到,并將案犯捕獲。而此刻,他們手頭還沒有掌握任何線索。
這時,東單分局派來的三名偵查員趕到了。他們向吳福鑫匯報了那五名兒童的失蹤情況:這五名兒童是兩女三男,分別來自福州、上海、南寧、合肥的五個互不相識的家庭,是由其家長領(lǐng)著進京走親訪友或者旅游的。他們失蹤時,正由家長、親友領(lǐng)著在上述地點游覽,跟昨天郝沖鋒等七位小朋友被拐劫時一樣,也是大人一不留神,孩子就不見了。
吳福鑫聽后說,那看來這也是昨天作案的那伙歹徒下的手了,作案手法一模一樣,遂把相關(guān)情況簡單作了介紹,又說已經(jīng)把偵查員全部派出去調(diào)查了。正說到這里的時候,分局大門門衛(wèi)室打來了電話,說有人求見吳福鑫科長。吳福鑫問是哪位,聽見回答后馬上一躍而起:“哦!看來是線索來了!”
小女孩記憶中的一個碎片
點名求見吳福鑫的,是失蹤后又回來了的女童姜美麗的父親姜林曦。姜林曦在鐵路局工作,常年在列車上跑。女兒失蹤時,他正在車上值勤。昨天早上剛回北京,在聽說女兒失蹤的壞消息后不到一小時就又得到了姜美麗平安無事的好消息,便和妻子一起趕到海淀分局,后來又陪女兒去了醫(yī)院和頤和園,偵查員向孩子們了解情況時,因為要讓孩子情緒穩(wěn)定,所以家長也是在場的,有的內(nèi)容還是家長出面問了自己的孩子才打聽出來的。
因此,姜林曦知道偵查員需要了解些什么內(nèi)容,偵查員讓他們帶著孩子回家時也特地關(guān)照過讓家長回去后注意繼續(xù)跟孩子作這方面的溝通,如果有什么線索請立刻通知這幾天移于海淀分局辦公的市局吳福鑫科長。對于姜林曦來說,由于列車員職業(yè)的緣故,他是很善于跟各種年齡段的人進行溝通的,跟自己的女兒那就更能溝通了。今天下午,姜林曦帶著女兒出門去逛街,走出胡同迎面來了一輛載著客人的三輪車,“丁零零”地從他們父女身邊一溜而過。
姜美麗看著遠去的三輪車,記憶中忽然靈光閃現(xiàn)似的出現(xiàn)了前天被拐劫后的一個碎片,便告訴父親說,她記得前天失去知覺后不知過了多久似乎恢復了一點感覺,覺得自己是乘坐在一輛三輪車上。小姑娘對三輪車有著一種特別的感覺,因為她的叔叔就是三輪車夫,路過她家停下歇息一會兒時,經(jīng)常載著她在胡同里轉(zhuǎn)上片刻。姜林曦聽了,認為這可能是一條線索,于是就決定來公安局向吳福鑫科長報告。
當下,姜林曦把上述情況向吳福鑫科長一一作了陳述。吳福鑫認為這是一條線索,馬上意識到他們在進行案情分析時遺漏了一個問題:案犯是通過什么交通工具拐劫兒童的?似乎有必要循著交通工具這一點軌跡進行調(diào)查。不過,現(xiàn)在對于此事還來得及作補救。于是,吳福鑫馬上以市局名義同各分局聯(lián)系,布置分局交警科即刻跟各轄區(qū)的三輪車管理部門聯(lián)系,火速尋找前天下午2點左右在護國寺街一帶營業(yè)過的三輪車、人力車工人,主要目標是曾經(jīng)拉過一個或者兩個大人抱著一個似乎熟睡著的八歲女童的那位師傅。
那時候,三輪車、人力車還是私人經(jīng)營,全北京林林總總大大小小不下六七百家車鋪,各分局接到協(xié)查通知后馬上分頭行動,通過派出所找到轄區(qū)內(nèi)的車鋪,向老板說明來意。那些老板們自是積極協(xié)助,那時候也沒有什么手機、呼機,但他們自有迅速跟各自工人取得聯(lián)系的渠道。大約過了兩個小時,東四區(qū)“順昌車鋪”老板向東四公安分局報告:該車鋪三輪車工人葛小順稱其在前天下午2時多曾在護國寺街虎踞坊口拉過一個抱著熟睡女孩的乘客,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穿著一件藍卡其中山裝,戴一頂同樣顏色的帽子,帶著一個黑色公文包,看模樣像是一個干部。
吳福鑫帶著偵查員小胡馬上跟葛小順見了面,詳細詢問了當時的情況,從他記得的那個被認為是熟睡著的女童所穿的衣服顏色和那個小書包這兩點上,確認他當時載的確實是被拐劫的姜美麗。據(jù)葛小順說,他踩著空車經(jīng)過護國寺大街虎踞坊口時,從胡同里匆匆忙忙走出一個抱著孩子的三十多歲的男子,沖著他喊“三輪”,嗓音有點沙,聽口音是北京當?shù)厝耍砀叽蠹s在一米七二左右。他就停了車,因為對方抱著孩子,生怕人家上車不便,他就下車去扶了一把,這才發(fā)現(xiàn)對方手里還拿著一個花布做的書包。
葛小順問對方要去哪里,那男子指了指西邊:“新街口大街!”
葛小順原以為這孩子生了病,尋思肯定是讓去醫(yī)院,一聽心里便想:新街口大街可沒什么醫(yī)院??!于是就問:“先生您去新街口哪個旮旯?”
那人似乎有點不耐煩:“你踩過去就是了,到了我會招呼你停車的?!?/span>
于是三輪車就時不時響幾下鈴地往新街口大街去,經(jīng)過一所私立小學大門口時,那人讓三輪車停了下來,掏錢付了車費。這時不知從哪里冒出一個三十多歲的燙發(fā)女人來,接過了男子手里的公文包和書包,那男子就下了車。葛小順當然不可能沒來由地去關(guān)注乘客下車后去了哪里,于是就踩著空車離開了。
吳福鑫獲得上述線索后,看看時間已是下午7點,天都黑了,但他還是和偵查員小胡馬不停蹄又去了新街口大街的那所私立小學門口。那里是一塊很大的空地,白天黑夜都有一些小販前來設(shè)攤,出售小吃、蔬菜、雜貨、舊衣服、古書籍之類,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市場。區(qū)政府似乎也認可了這個事實,派了個稅收員待在這里對小販收取若干稅款。吳福鑫找到了那個脖頸上掛著個帆布包四處晃悠的稅收員,亮了亮證件,將其請到一旁,低聲打聽靠近馬路的位置有哪些小販白天也在這里擺攤的,麻煩你把他們一個個請過來,我想向他們了解情況。
片刻,就有小販過來接受偵查員詢問了。吳福鑫一說前天下午有一輛三輪車載送一個懷抱熟睡孩子的男子在這里下車之事,那小販就說看到了。但是,這人提供的情況還沒葛小順詳細。這使偵查員有點失望,好在還有小販在旁邊等著接受詢問。于是又問,還是如此。直到問到第四個,才算有了點新的內(nèi)容。那是一個女小販,說一口北京郊區(qū)話,她說她是在這里賣小吃的,因為當時沒有主顧光顧,所以有些空閑,見有人乘三輪車過來,就有意無意地注視著。那個迎接抱孩子男子的燙發(fā)女子,事先是等候在這邊的,就在她小吃攤旁邊的那棵大樹下站著。
那么,你是否看到那個女子候到了抱孩子的男子后去了哪里呢?
看見了,他們就在大樹下站了大約三分鐘左右,這時來了一輛轎車,銀灰色的,停在離這邊大約十幾米的馬路邊,那對男女一見就快步走了過去。這時有人來問小吃價錢,她回答后人家沒買,于是又轉(zhuǎn)過臉去看那對男女,只見他們已經(jīng)上了轎車,轎車隨即就開走了。
吳福鑫盡管不抱希望,但還是問了一聲:那輛轎車的牌照你看了嗎?
對方果然搖頭。
不過,還有五個小販沒有接受過詢問,偵查員還是心抱希望。一一詢問下來,問到最后一個,果然又有新的發(fā)現(xiàn)。新的發(fā)現(xiàn)不是那輛轎車的牌照,而是另一內(nèi)容,這個內(nèi)容后來被證明對于偵破案件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
這個小販姓丁,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這邊市場上人都稱呼他“丁老頭”。丁老頭是賣古錢幣的,他的攤位正好在那輛銀灰色轎車停下位置的旁邊,他以為來了主顧,兩眼飽含期待地盯著轎車上下來的那位司機。那是一個中年男子,身穿米黃色西裝,頭上戴著一頂同樣顏色的鴨舌帽,臉上扣著一副大墨鏡。他站在轎車旁邊,四下張望著。這時,那對抱著孩子的男女過來了,跟司機沒有說話,但也沒有上車。那個女人把手里拿著的公文包、書包遞給男子,然后向那司機做了個手勢,司機就讓他們上車了。
偵查員馬上詢問:“那女子做了個什么樣的手勢?”
丁老頭說我也沒有看清楚,大體上是這么一個姿勢吧——說著就做了一個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手心向內(nèi)置于胸前的動作。吳福鑫不知這是什么意思,問小胡,他也說不清楚。
盡管不清楚,可是兩人都已經(jīng)意識到這肯定是一條線索。調(diào)查進行到這里,算是結(jié)束了。吳福鑫離開前,拜托稅收員幫助打聽是否有人看清了那輛轎車的牌照號碼。
吳福鑫和小胡回到設(shè)在海淀公安分局的專案組臨時辦公室時,白天派出去的各路偵查員都已經(jīng)返回,正一邊七嘴八舌議論著案情,一邊等著吳福鑫回來。吳福鑫說那咱們趕緊開會吧,現(xiàn)在領(lǐng)導給我們的期限只剩下六十六個半小時了,耽擱不起,還是抓緊時間討論案情吧。
吳福鑫主持會議,先讓偵查員匯報各自的調(diào)查情況,有收獲的詳細說,沒有收獲就一言帶過。結(jié)果,竟然沒有一路查訪到有價值的情況。這樣,吳福鑫就說了他去私立小學所調(diào)查到的情況,最后說到了丁老頭所說的那個手勢,問同志們是否知道這是什么意思。
話音剛落,有人倒抽一口冷氣:“啊——我知道了!”
四、“合同手勢”
這個倒抽一口冷氣的人,是西單分局偵查員老范,他說過“我知道了”之后,稍一停頓嘴里又吐出了一句話:“莫非案犯是‘一貫道’分子?”
此語一出,滿室皆驚:北京的“一貫道”已經(jīng)給摧毀了,怎么又冒了出來,而且出手不凡,一下子就作了這樣一串驚動高層的大案!吳福鑫定定神,說老范請你說說何以懷疑案犯是“一貫道”分子。
老范是早在抗戰(zhàn)勝利時就奉命打入國民黨北平市警察系統(tǒng)的中共地下黨員,當時為了便于開展工作,經(jīng)請示組織同意參加了“一貫道”,因此他知道一些“一貫道”的情況。解放后,北京市開始清理“一貫道”反動幫會時,由于老范熟悉情況,所以曾被市局請去擔任過一個介紹“一貫道”內(nèi)幕情況的短期培訓班,使參加培訓的那些偵查員知道“一貫道”是怎么回事,便于他們在接下來進行的取締行動中開展工作。為此,老范還受到了表彰。
這樣一個角色,對于“一貫道”的手勢自然能說得出個道道來的。當下,老范就向與會人員介紹了這個手勢:參加“一貫道”時,有一個入道儀式,那就是點傳師的所謂“傳三寶”。何謂“三寶”?名曰:點玄關(guān),傳口訣,教合同。其中的“教合同”就是點傳師教給入道者一個手勢,其手勢為右手拇指按右手第四指第三節(jié)紋,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左手拇指按右手小指第三節(jié)紋,將兩手置于胸前,手心向內(nèi),謂“子亥相交”。因左手不持刀,是善手,意思是以善壓惡。又因子亥是地支的一頭一尾,象征新舊交替,脫胎換骨。
老范邊說邊比畫,眾人便都看清楚了這個手勢。老范又說“一貫道”分子若到異地有事要跟同道人士取得聯(lián)絡(luò),第一個方式就是做這個合同手勢,手勢對頭后,如果對方信也就罷了,談話即可進入正題,如果不信,那就需要盤底,即說一些“一貫道”中流行的暗語切口。從吳福鑫科長查摸到的情況來看,那兩個拐劫姜美麗的男女案犯,跟前來接應的轎車司機打出了“一貫道”的合同手勢,那估計是屬于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一是那對男女是外地來京的“一貫道”分子,跟北京的“一貫道”分子取得聯(lián)系后共同作案,那個前往接應的轎車司機則是北京“一貫道”派出的,但他本人跟那對男女從未謀面,所以需要打手勢確認。另一種可能則是相反,那對男女是北京的“一貫道”分子,因為作案需要汽車,就從外地的“一貫道”分子那里借了汽車,那個司機根據(jù)事先安排開車抵達新街口私立小學前接應,由于雙方互不相識,所以需要手勢確認。
眾偵查員都贊同老范的這個推斷,說看來不管怎么說,那三個家伙的“一貫道”身份是確信無疑了。那么,這是“一貫道”分子排除跟“一貫道”的組織關(guān)系自己聚合團伙作案呢,還是為了“一貫道”的某種利益而作案?這個問題,需要分析清楚,因為如果是前者,本案就基本上是一般性質(zhì)的刑事作案;而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種政治性質(zhì)的反革命案件了。
于是繼續(xù)分析,這當然是熟悉“一貫道”的老范唱主角了。
為了讓讀者朋友更容易了解案情,這里有必要對“一貫道”情況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貫道”,又名天道,此外還有很多別名,如先天大道、孔孟圣道、中央大道、白陽教、性理大道、明理道、中庸道、明一道、老母道、真道、真天道、崇華道、中華道德慈善會等等?!耙回灥馈庇谇骞饩w三年即1877年由山東青州人王覺一首先創(chuàng)立,當時叫“末后一著教”。到了1886年,王覺一的徒弟劉清齋接替王覺一執(zhí)掌教門,九年后正式易名“一貫道”。之后,經(jīng)過路中一、張光壁、孫素貞的發(fā)展,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貫道”已由原來只在魯、豫、蘇交界的農(nóng)村活動的小教門,一躍成為流傳全國的第一大教門,擁有信徒一千五百萬人,占當時全國總?cè)丝诘娜种唬籍敃r全國其余大約三百個教門道徒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
“一貫道”初創(chuàng)伊始,曾在江蘇海州、武進、湖北武漢等地組織發(fā)動過反抗清王朝暴政的暴動,被清廷鎮(zhèn)壓后以失敗告終。應當承認這些暴動帶有一定的反封建的進步意義。但是,進入民國后,“一貫道”就再也沒有過任何進步意義的行動??谷諔?zhàn)爭期間,“一貫道”招收了大批漢奸頭目入道,其總首領(lǐng)張光壁也賣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充當漢奸,大肆鼓吹神權(quán),尊崇帝制??箲?zhàn)勝利后,“一貫道”又跟國民黨上層官吏相勾結(jié),積極反共。解放后,“一貫道”繼續(xù)與中共及人民政府對抗,秘密從事破壞活動。
“一貫道”的上述作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宣布為反動會道門,列為重點取締、打擊對象是一樁很容易使人理解的事情。新中國成立前,北京市是“一貫道”活動的重點地區(qū),全市有“一貫道”道徒數(shù)十萬之多。北京解放伊始,主政當時還被稱為北平市的兼任市長聶榮臻司令員就指出“一貫道”會徒甚眾,其上層分子多為地主、富農(nóng)、特務,政治上堅決反對我們,所以應當予以取締。中央也開始醞釀有計劃地分地區(qū)、分步驟解決全國的包括“一貫道”在內(nèi)的反動會道門問題。1949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就按照公安部長兼市公安局長羅瑞卿的布置,組成專門小組對“一貫道”情況進行秘密偵查,很快就掌握了北京“一貫道”總壇及各分壇的名稱、壇址、壇主、主要點傳師、三才,以及道產(chǎn)、職業(yè)點等重要情況。
1950年12月,按照中央統(tǒng)一部署,北京市開始對當時業(yè)已轉(zhuǎn)入地下活動的“一貫道”采取暴風式的打擊行動,從12月19日至次年3月16日,封閉“一貫道”道壇二千五百六十六個,共逮捕了千余名“一貫道”頭目和骨干分子,其中大約三分之一被分批判處死刑,執(zhí)行槍決。至1951年暮春,全市約有七十四萬道徒宣布退出“一貫道”。至此,北京市的“一貫道”被徹底摧毀。
偵查員老范認為,北京市對于“一貫道”的打擊力度雖然非常強大,“一貫道”已經(jīng)被取締,但是,其中肯定有漏網(wǎng)分子,時隔兩年,這些漏網(wǎng)的骨干分子很有可能開始進行死灰復燃活動,而這次的拐劫兒童系列案件就是在為“一貫道”的死灰復燃作準備工作。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要提一下“一貫道”的兩大具有相當惑眾性的活動:扶乩和借竅。
扶乩,又稱為開沙盤,具體操作如下:乩手三名,分別稱為“天才”、“人才”、“地才”,“一貫道”內(nèi)將這三個位置統(tǒng)稱為“三才”,在兩張桌上分別放上乩盤和文房四寶。乩盤是一個七十厘米長、五十厘米寬、十厘米高的木盤,內(nèi)盛淘凈曬干的細沙。此外需準備工具:用薄竹皮彎成一個圓形的籮圈,直徑約三十厘米,高約八厘米,在一邊綁一根木棒,此為乩筆,高出籮圈約十五到二十厘米;木制耙子一把,用于平理沙盤。扶乩正式開始時,天才閉目站于沙盤左側(cè)操作,剛開始時,讓乩筆飛快運轉(zhuǎn),說這是“神人合一,代天宣化”,所有神仙的旨意全由它頒降。乩筆在沙盤上多次旋轉(zhuǎn),畫成許多圓圈,由人才理平后,天才就開始寫字,先寫一首定壇詩,通常是五言四句或八句,有時也會來一首西江月什么的,將降壇神仙的名稱嵌于每句的第一個字中貫出。一旁的人才就大聲念出,并讓圍觀的道眾察看,然后就用耙子將細沙抹平。天才就開始寫訓文,稱為“壇訓”。壇訓的第一部分是報名和序文,通報降壇神仙的名稱、來路和用意;第二部分就是正文了,體裁通常是十言韻文,三三四句法。每句分三次寫在沙盤上,由人才念出,地才記錄下來。壇訓的內(nèi)容中通常都會包含在場道徒當時想請神仙預測的內(nèi)容,得到妥善解決的指示。奇怪的是這些道徒這時還沒來得及開口詢問,乩文中卻已經(jīng)說出來了。這樣,道徒就不得不相信這真的是神仙降臨了。其實,壇主事先通知道徒來時,早已派人查摸過允許前來的道徒的最新情況;而在進門登記時,負責登記的“一貫道”骨干分子也會巧妙地向人套話,并且留心他們在等候開壇的這段時間里互相之間談話的內(nèi)容,然后悄悄向天才通報。
借竅,跟北方農(nóng)村經(jīng)常舉行的“跳大神”差不多,也由天才負責操作,自稱某某神仙附體,說一番也是事先已經(jīng)通過暗中查摸而知曉了的內(nèi)容。借竅,通常在“一貫道”內(nèi)部發(fā)生糾紛時進行,不對普通道眾開放。
按照“一貫道”的規(guī)矩,擔任天、地、人“三才”角色的,一般都是從10歲出頭的兒童開始,因為這么一個小小人兒能夠操縱乩筆在沙盤上書寫詩詞,還能將別人的心事用四六句半文半白行文不打半點噎頓地一呵而就,對于不知情的人來說,顯然不得不嘖嘖稱奇,然后就會相信那是得了神助之故。借竅也是這樣,一個孩子能夠用戲曲中的道白腔調(diào)、文縐縐的語言,將附體的神仙的來歷淵源報得一清二楚,還能明白無誤地道出別人的心事,指出解決的辦法,對某些未來的事情作出預言(由于“一貫道”之后的操縱,其中部分“預言”是“靈驗”的),這不是真的神仙附體還會是什么呢?你不信也得信??!
這樣,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要勝任“三才”,就得具備以下條件:熟讀四書五經(jīng)和古詩詞,熟悉中國歷史重要人物和神仙典故(因為有的新道徒有時會現(xiàn)場來個考核,你說是某某神仙,他偏偏要問你家住何處,你就得迅速寫出出處),具有把需要表達的現(xiàn)實內(nèi)容的意思巧妙地鑲嵌在古體詩詞中的能力,有時甚至是直接寫出一首詩詞來,此外,還必須寫一手流暢的毛筆字。這些能耐,要一個只有十來歲的兒童能夠獨立勝任,就不是一般的難度了。所以,就得選擇七八歲的具有靈性天分的男女兒童(“一貫道”規(guī)定男女必須分別扶乩,所以“三才”分為男女兩種),由專人傳授文史民俗知識,習練書法,起碼進行兩年的強化訓練后,方能出面操作。
正因為“三才”的選材、培訓不易,所以“一貫道”一旦培養(yǎng)出了“三才”(特別是“天才”)那就奉為寶貝,一定得牢牢控制在手里,一年一年使用下去。至于新培訓出來的小“三才”,那就專門用于蒙騙新道徒。不過,畢竟物色、培訓“三才”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和財力,對于那些道徒眾多已經(jīng)形成很大勢力的地區(qū)如北京市的“一貫道”首領(lǐng)來說,一般已經(jīng)不大需要依賴十來歲的小“三才”出場施用蒙騙手段去發(fā)展新道徒了,所以,這些地區(qū)的“一貫道”對于新“三才”的培訓工作也就不大熱衷了。這樣,到解放后北京市公安局對“一貫道”采取取締措施時,所抓獲的“三才”年齡最小的也超過十八歲了。按照當時的政策,“一貫道”“三才”屬于骨干分子,逮捕后法辦時如果沒有重大立功表現(xiàn),那就決無寬大之說,不是死刑就是無期,最輕也得二十年。因此,到1953年時,北京地區(qū)的“一貫道”殘余漏網(wǎng)分子中已經(jīng)沒有“三才”了。
“三才”是“一貫道”賴以發(fā)展組織的最基本要素,要想發(fā)展新的道徒,必須得靠扶乩、借竅去蒙住人家,如果沒有“三才”,那也就沒有扶乩、借竅了,“一貫道”就無法取得發(fā)展。這樣,“一貫道”殘余分子如果想死灰復燃重整旗鼓,那就只有重新物色合適人選,重砌爐灶培訓“三才”。
老范認為,從目前發(fā)生的這些拐劫兒童系列案件來看,失蹤的兒童年齡均在七八歲,據(jù)家長反映,孩子平時都顯得活潑聰明。這就具備“一貫道”的“三才”培訓人選的首要條件,于是,就被案犯盯上后拐劫去了。到手后,案犯需要對這些孩子進行智力和接受能力方面的測試,據(jù)失蹤后復歸的三名兒童郝沖鋒、姜美麗、袁至秋回憶,案犯對孩子們進行的識字、唱歌之舉,看來就是測試。測試的結(jié)果,案犯可能對郝、姜、袁三童的情況不滿意,認為沒有培養(yǎng)前途,所以就把三個孩子放了。但是,案犯事先對于需要拐劫的人數(shù)是有計劃的,放掉了三名就不夠了,于是次日又拐劫了五名。多余的兩名可能也是作為應對之后可能出現(xiàn)的淘汰情況的。
專案組成員一致認同老范的上述分析,于是討論制訂了新的偵查方案:一是繼續(xù)按照之前部署的偵查方向進行偵查;二是立刻去看守所和監(jiān)獄對已經(jīng)判刑的那些“一貫道”骨干分子進行提審,了解北京市的“一貫道”殘余分子線索;三是針對那輛接走拐劫姜美麗的那對男女案犯的銀灰色轎車進行調(diào)查,尋找線索。
會議結(jié)束后,專案組長吳福鑫不管已是晚上10點,還是給馮基平打了電話,報告了新的情況,請求領(lǐng)導對連夜查閱“一貫道”落網(wǎng)分子的材料以及去看守所、監(jiān)獄外調(diào)之事進行協(xié)調(diào)。馮基平說沒有問題,專案組同志該怎么做就怎么去做,市局方面肯定會協(xié)調(diào)得一路綠燈。
二十四小時很快就過去了,盡管專案組偵查員顧不上休息四處奔波調(diào)查,但是幾路人馬都沒有獲得什么有價值的線索。吳福鑫看看眾偵查員,一個個疲憊得一臉憔悴,眼布血絲,他自己料想也好不到哪里,于是就說大家先睡四小時覺再說吧。
睡過覺后,吳福鑫跟老范商量后提出了一個方案:分頭和各派出所聯(lián)系,訪查那些被寬大未判刑的“一貫道”分子,看是否能夠獲得線索。
這是一項工作量比較大的活兒,因為先得去各分局調(diào)出處置“一貫道”的專檔,摘錄獲得寬大的那些人的姓名住址,然后去派出所溝通,由派出所派員陪同著前往訪查。一旦發(fā)現(xiàn)線索,就得追查下去。
這番調(diào)查,倒是訪到了一個嫌疑人,專案組諸君頓時精神大振
五、“一貫道”中資格最老的點傳師
這個嫌疑人,名叫沈扶鼎,北京人氏,四十八歲。此人說起來非等閑之輩,其祖上三代均為清朝官員,曾祖父、祖父都是官至三品,其父稍稍不濟,也放過一任湖北鄂州道臺。沈家祖祖輩輩是漢族人,后來到了曾祖父那輩,蒙清廷恩典,抬籍進了滿族,此后就算是少數(shù)民族了。沈扶鼎出身于這樣一個家庭,打從三歲就接受文化教育,什么四書五經(jīng)、唐宋詩詞念得滾瓜爛熟。家庭原是準備把他培養(yǎng)成為朝廷官員的,他也確實下過苦功死讀書,一時差點被人視為神童。后來還沒來得及進行嘗試,清王朝就給革命黨推翻了。
進入民國,沈氏家族漸漸開始敗落,到了沈扶鼎二十歲時,幾乎已經(jīng)淪落到吃了上頓愁下頓的地步。幸好他童年時苦讀的那些老古董還好派派用場,就去教私塾。教了一段時間,就窗戶里吹喇叭——名聲在外了,全北京都在說沈秀才書教得好。兩年后的夏天,沈扶鼎趁放暑假的機會去山東濟寧走親戚。在濟寧,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結(jié)識了后來成為“一貫道”全國總壇主的張光壁。沈扶鼎從此就對“一貫道”產(chǎn)生了興趣,半年后寒假時再次赴濟寧,經(jīng)被當時“一貫道”全國總壇主路中一封為代表師的張光壁親自點化加入了“一貫道”。當時,“一貫道”正制訂從魯豫蘇交界向全國擴展的戰(zhàn)略計劃,物色了一些兒童準備培訓為“三才”。張光壁看中了沈扶鼎的才學,就請沈留下負責教授四書五經(jīng)和古詩詞,遭到了沈的拒絕,只答應在寒暑假期間前來濟寧幫忙。于是,之后的幾個寒暑假,沈扶鼎都是在山東過的。
到了1930年,張光壁接替路中一執(zhí)掌“一貫道”,馬上開始實施向北平、天津擴展的計劃。以張光壁的想法,憑沈扶鼎的才學和在“一貫道”的資格,完全可以擔任“一貫道”北平市的總壇主??墒?,跟沈扶鼎一說,沈一口回絕。張光壁無奈,只好另外物色人選,后來培養(yǎng)木匠出身的河北束鹿縣(今辛集市)人張五福出來維持。張五福先擔任天津“一貫道”的總壇主,抗戰(zhàn)開始后又被張光壁派往北平擔任總壇主。這時,沈扶鼎教的私塾已經(jīng)關(guān)門,他的生計發(fā)生了困難。經(jīng)張光壁介紹,就去了張五福手下,還是點傳師,但他不執(zhí)行通?!耙回灥馈秉c傳師的點傳新道徒入會,而只是相幫搞搞文字方面的工作,也曾給“三才”講過四書五經(jīng)、唐宋詩詞之類。由于有張光壁的那層關(guān)系,再說其還是老資格的點傳師,所以受到了道眾的追捧。一些富裕的道眾經(jīng)常贈送金錢、物品,再加上道內(nèi)發(fā)給他的資助錢,使他的家庭成了一個有點小財?shù)男】抵C。
北平和平解放后,沈扶鼎的一位二十年代時的私塾學生前來看望他,這位學生在抗戰(zhàn)前就已經(jīng)參加了中共,這時已經(jīng)是個團級干部,勸沈應當出去參加工作。于是,沈扶鼎就去了一家親戚開的建筑營造社,協(xié)助搞搞管理。后來,北京市開始取締、打擊“一貫道”了,以沈扶鼎在“一貫道”的那份資格和名聲,當然是第一批被捕的對象。不過,折進局子承辦員訊問、調(diào)查后,卻發(fā)現(xiàn)這主兒似乎是徒有虛名,說他是“一貫道”的點傳師沒假,可是查下來他卻從未點化過一名新道徒;說他是“三才”的培訓教員,他本人卻并不熟悉“三才”的那一套伎倆手法,他做的事情僅僅是教授四書五經(jīng)、唐宋詩詞。這樣,對于如何處置這人,內(nèi)部就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認定是點傳師了,就得嚴厲打擊,至于是否槍決或者判重刑,法院自會根據(jù)其罪行大小量刑的;另一種是根據(jù)其在“一貫道”的實際表現(xiàn),這人還算不上頑固反動分子,點傳師一職也是徒有虛名,所以,按照黨的政策,還是稍加處罰即可,比如判個三年,或者干脆釋放后管制起來。
兩種意見發(fā)生了碰撞,以當時的形勢,最后是第一種意見占了上風,這樣,沈扶鼎的名字就被列入了必須嚴厲懲罰的“一貫道”骨干分子的名單報送法院了。那當兒正是大張旗鼓鎮(zhèn)壓反革命的時候,法院判決時光憑“二十年代即加入‘一貫道’,擔任點傳師”這句話,就可以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槍決了。
沈扶鼎看來已經(jīng)處于命懸一線的絕險境地了,他自己大概也意識到了,于是在看守所就開始采取自救措施,拋出了兩份材料。一份是1928年李大釗被害后他對收殮烈士遺體出過力,另一份是抗戰(zhàn)時期他曾應中共北平市地下黨組織的要求,協(xié)助做過幾件事情,跟在偽警察局供職的學生、道徒通融釋放了幾名什么什么人,協(xié)助收集過什么什么情報,替八路軍購買過什么什么藥品和醫(yī)療器械。
看守所把材料轉(zhuǎn)給承辦員后,承辦員進行了核實,證實沈扶鼎所言不謬。于是,沈扶鼎就得以化險為夷,什么尾巴也沒有地離開了看守所。
可是,當沈扶鼎準備回建筑營造社繼續(xù)搞管理時,盡管那邊是親戚,但卻板起了臉打了回票,原因不言自明。這樣,他就面臨著一份尷尬,因為他解放前的那些積蓄在這次取締“一貫道”運動中,已被經(jīng)人民政府發(fā)動的退出了“一貫道”的原先那部分最底層的道眾通過合法途徑拿走了,理由是這些錢財原本就是道眾在受蒙蔽的情況下送給“一貫道”骨干分子的。這樣,沈扶鼎的家庭生活就發(fā)生了困難。好在他還有那個當團級干部的學生,給他介紹了一份教書工作。
沈扶鼎的物質(zhì)生活從此就發(fā)生了變化,由原先的小康變成了拮據(jù),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十分壓抑。這使他非常痛苦,有時在喝了些酒后跟朋友聊天時就會說些令人心驚的話語,比如“早知道會是這樣一個結(jié)局,我當初就跟張光壁大干了,如今早就帶足了黃金在海外享福了”、“就是1950年我要醒過來也還來得及的,張五福逃往香港前,曾經(jīng)悄悄問過我是否有興趣跟他到香港轉(zhuǎn)轉(zhuǎn),我當時聽出了一點名堂,料定他這一去是不會回來了,可是我舍不得家庭,哪知,竟鬧了這么一個結(jié)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老子就要仔細想想啦”,等等。
這些話說得多了,漸漸就被人報告給派出所了。派出所覺得沈扶鼎是那種老學究式的迂夫子,認為他只不過是發(fā)發(fā)牢騷而已,并未追究。這次發(fā)生了拐劫兒童系列案,偵查員小王登門查摸情況了,派出所于是就把上述情況介紹了一遍。小王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分子,于是就向?qū)0附M匯報了。
專案組長吳福鑫認為這確是一個可疑人物,于是就指令熟悉“一貫道”情況的老范出馬,帶上小王和另一偵查員小馬前往沈扶鼎供職的崇文區(qū)紅橋小學了解情況。
這一了解,沈扶鼎就顯得更為可疑了。據(jù)學校領(lǐng)導介紹,以沈扶鼎的學識,一到這種小學校自是掛了頭牌,其他老師對其甚是尊重,一點也沒有因為此公曾是“一貫道”分子又被政府逮捕過而有所歧視。沒想到這人卻沒有熟讀經(jīng)書的那種士大夫式的儒雅風范,把別人都看做土牛木馬,喜歡教訓別人。這倒還不管他,問題在于給學生上課時,遇到他認為聰明伶俐的孩子,就會情不自禁地說人家:“以你這份才氣,如果生得早,趕在民國年代,當個‘一貫道’的天才絕對沒有問題!”
沈扶鼎不但敢在課堂上公開這樣說,他還有膽量跟學生家長中的“一貫道”分子接觸。這個人喜歡家訪,放了學騎著自行車回家,一路上經(jīng)過學生的家時,就會順便進去訪問。這種訪問跟其他老師的家訪又不同了,從頭到底可以不提學生在校表現(xiàn),不問學生在家情況,而是跟家長閑磕牙瞎聊天。時間稍長,學校領(lǐng)導聽見了風聞,就開始注意他了,留意下來,發(fā)現(xiàn)他跟曾經(jīng)參加過“一貫道”的學生家長特別談得來,有時一坐就是一兩個小時,談得興起,干脆就在人家那里喝著酒繼續(xù)下去。那么他聊些什么內(nèi)容呢?據(jù)校長介紹,他曾經(jīng)問過兩個其家長跟沈扶鼎聊得蠻熱絡(luò)的學生,說是天南海北都聊,其中著重聊的是“一貫道”的情況。
三個偵查員商量了一下,決定通過派出所找那幾個曾經(jīng)跟沈扶鼎聊過的參加過“一貫道”的學生家長調(diào)查一下,看究竟聊了些什么。
派出所按照偵查員提供的名單,找來了三個學生家長,這三人以前都是“一貫道”分子,不過屬于一般徒眾,解放后政府取締時前往登記一下,宣布退道了也就是了。偵查員分別跟他們談下來,又獲得了沈扶鼎的可疑言論。據(jù)他們說,沈扶鼎曾經(jīng)發(fā)過感嘆,說:“想當年,張光壁總壇主是何等的威風,就是他的夫人孫素貞,也還不是舉手一呼,應者云集,要什么有什么,有一次我親眼看見天津總壇主交來了一百五十根金條!不要說這種全國總壇主了,北平的總壇主張五福,我是看著他被張光壁提攜發(fā)跡的,還不是神氣得跟皇上似的!”然后總結(jié)道,“所以,若有機會時,看來還是得抓住,搞一個什么道什么會的折騰一番,享受無窮??!”還說,“現(xiàn)在共產(chǎn)黨取締‘一貫道’,那是因為‘一貫道’是在人家手里成立的,是被國民黨、日本人喜歡的幫會,共產(chǎn)黨肯定容不得嘛。如果以后成立一個新的什么什么道,打出擁護共產(chǎn)黨的旗號,人民政府還不是眼開眼閉默認了?”
偵查員的這番調(diào)查,差不多已經(jīng)用去了一天時間,此刻已是5月13日下午4時許。經(jīng)驗豐富的老范稍一考慮,決定立刻傳訊沈扶鼎。他和小王、小馬當即制訂訊問提綱,同時請派出所出面去紅橋小學傳訊沈扶鼎。
片刻,前往紅橋小學傳訊的民警打來電話,告知說沈扶鼎放學后就離開學校了,不知去向。老范想起上午去紅橋小學時看到那里張貼的“政治學習通知”,就說學校不是規(guī)定教師放學后一律留校參加政治學習嗎,他怎么不參加?民警于是就請校長跟老范直接說明。校長在電話里告訴老范,沈扶鼎最近一直沒有參加政治學習,從上周開始就在請假了,連續(xù)一個星期沒有參加學習了。老范聽了感到奇怪,就問他不參加學習那去干什么了呢?校長說他請假時的理由是老婆生病,需要他照顧。
偵查員于是決定去沈扶鼎家,哪知過去一看,沈扶鼎的老婆并未欠安,問了問,沈扶鼎這些天放學后到家轉(zhuǎn)了轉(zhuǎn)就出去了。去哪里了?去他表妹家了。
沈扶鼎的表妹是干什么的?
她叫藍靜珠,是協(xié)和醫(yī)院的外科護士。
老范一聽外科護士,馬上聯(lián)想到了案犯拐劫兒童時使用的麻醉劑,一個激靈之后,就問這位藍小姐住在哪里,答稱是在瓷器口永平里。然后,去派出所給吳福鑫打了個電話報告了一下情況,和小王、小馬立馬前往瓷器口。
沈扶鼎果然在藍靜珠那里,正和表妹以及兩個表外甥一起吃飯呢。偵查員這一登門,這頓飯吃得自然就不大順暢了,匆匆結(jié)束后,兩人就被戶籍警出面給傳喚了。到了派出所,兩人分頭接受訊問。那時還沒有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兩個以上執(zhí)法人員的程序規(guī)定,三個偵查員一分工,是老范訊問沈扶鼎,小王、小馬訊問藍靜珠。
老范還沒開口,沈扶鼎倒已經(jīng)開口提出質(zhì)問了,說民警同志您找我有何貴干?老范說沒事能找你嗎?你自己最近干了些什么事兒還不清楚?先說說你最近幾天在干什么!沈扶鼎說我不是天天在學校上課嗎?還能干什么呢?上課?那晚上在干什么?怎么老是請假逃避政治學習?說是老婆生病了,可是我們?nèi)ツ慵铱催^問過了,你老婆身體好著呢!說吧,就順著這個話題往下說!
可是,沈扶鼎是一個見過大世面的主兒,又折進過局子,因此老范這一套秋風黑臉嚇唬不了他。他一臉無辜地說,民警同志,您有什么話就直說吧,比如我沈某犯了什么事,觸到了哪個律條,是該坐牢還是該殺頭,您一一明示就是了嘛,何必擺出這副樣子?這樣,老范就只好從其散布的那些關(guān)于“一貫道”的言論談起了。原以為沈扶鼎還會抵賴,那就要拿出證人的書面證詞來對付了。哪知,沈扶鼎又給了他一個意外:一口承認確實是說過這些話的,那是酒后胡言,當不得真的。我沈某跟“一貫道”的關(guān)系,早已是鐵板上砸釘子,定了性的,我雖然是“一貫道”的點傳師,但那是個虛銜,我連怎么點化道徒都不清楚啊,所以,我其實不過是“一貫道”那幾個頭頭腦腦的私人朋友罷了。
老范這才意識到今天碰上的對象似乎是個不大好啃得下的主兒,正盤算著怎樣往下進行時,卻見偵查員小馬在朝他做手勢,便往外走去。在走廊里,小馬悄聲告訴說,那邊屋里,他和小王已經(jīng)把藍靜珠攻下來了。
三十二歲的外科護士藍靜珠,是一個外表看上去似乎干練精明的女人,但其實屬于那種色厲內(nèi)荏的角色,她面對著兩個臉挾寒霜的警察,平時的那份干練、精明和潑辣全都沒了,剩下的只有一副可憐巴巴。對于偵查員來說,這就好辦了,因為通常的概念就是“你如果沒有問題,那你反常干嗎”,于是,小王、小馬就認定藍靜珠多半確實是有問題的。于是就嚇唬和政策攻心雙管齊下,沒一個回合她就繳械投降了,乖乖作了招供。
招供的內(nèi)容是:藍靜珠這幾天正跟表哥沈扶鼎策劃偷渡香港,投奔藍靜珠在香港經(jīng)商的丈夫。據(jù)藍靜珠交代,這個想法是她提出來的,但是她不知如何才能偷渡出去,于是就想找人咨詢。但這種事兒是犯法勾當,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可以逮住了張嘴就問的,她想來想去,最后想到了表兄沈扶鼎,于是就把表兄約過來了。哪知沈扶鼎聽她一說動機,頓時大喜,說表妹這事兒咱倆一起做吧,這大陸上我也真呆夠了,真想挪個地方待待,我們一起偷渡去香港吧。對于藍靜珠來說,有個可靠的同伴一起去香港當然是求之不得之事。這樣,這件事就算定下來了。兩人這幾天就天天下班碰頭,密議偷渡活動的一應細節(jié),還議定等六月底學校放了暑假后,沈扶鼎專門去一趟廣州打探偷渡路數(shù)呢。
老范當下一聽,心里真是大失所望。他想了想,還懷疑藍靜珠在胡扯,于是就親自過去問了問,藍靜珠還是這樣說,于是就只得去問沈扶鼎了。沈扶鼎不知老范出去干什么了,心里正在敲打邊鼓。待等老范去而復歸時問了句“你跟藍靜珠策劃什么了”,便知道表妹已經(jīng)交代了,還把他這個表兄也供出來了,于是只得把情況陳述了一遍,跟藍靜珠的口供一致。
當時,這種密謀偷渡被認為是政治性犯罪行為,盡管藍、沈兩人屬于未遂行為,但也只是屬于可以從寬,沒有法外施仁一說的。所以,沈扶鼎、藍靜珠兩人就未能回家,當晚就被拘捕了,后來都被判了徒刑。
對于老范三人來說,盡管意外破獲了一起偷渡案子,但是,他們需要的線索卻沒有獲得,所以很是沮喪。三人悻悻地回到海淀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向吳福鑫匯報情況。吳福鑫說你們辛苦了,去休息吧,案子另外有了線索,已經(jīng)安排同志去調(diào)查了。
六、燙發(fā)女抱著孩子買過兩串糖葫蘆
吳福鑫所說的“案子另外有了線索”,是這天午后獲得的——
專案組之前的偵查措施中,有一條是抓住郝沖鋒、姜美麗、袁至秋三童失蹤后當晚又被人放在海淀區(qū)迎福機器修造廠門口的一輛大客車里這一點,布置偵查員在迎福廠周邊地區(qū)訪查群眾當晚是否發(fā)現(xiàn)過異常跡象。兩名偵查員莊巖、張之勝奉命承擔這一調(diào)查使命,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在派出所戶籍警的協(xié)助下,對迎福廠周邊地區(qū)的各個居委會以居民小組為單位逐個介紹案情,通過居民小組長發(fā)動群眾提供可疑情況。
這天午后1時,莊、張二位偵查員在派出所吃過午飯,正要走訪各居民小組了解情況時,一名群眾在居民小組長的陪同下來到了派出所,說要找偵查員反映情況。反映情況者姓林,女性,二十四歲,是海淀區(qū)紅十字會醫(yī)院的注射室護士,她向偵查員反映了以下情況——
今天上午10時,一個穿紅衣服的燙發(fā)女子帶著一名大約七八歲的男童來到海淀區(qū)紅十字會醫(yī)院看病。那孩子發(fā)著高燒,醫(yī)生診斷是患了感冒,給開了藥片、藥水,另外還得打針。這樣,燙發(fā)女子就帶著孩子來到注射室打針。是林護士接待的,那孩子對于打針有點恐懼,一臉驚惶地說“我不打針,就吃藥也行了”,那個燙發(fā)女子安慰孩子,說“唯唯不怕,有老師在呢”。林護士一邊做著準備工作一邊順口問了一句:“是哪個學校的?”那個燙發(fā)女子的臉上顯出異樣神色,沒有回答。那男孩倒是說了一句“我是藝術(shù)訓練班的”,但馬上就被女子一個眼色止住了。由于那孩子說的是外地話,而當時北京時不時經(jīng)常會有一些外地籍的干部子女出現(xiàn),所以林護士也就沒有在意,給孩子打了針就接待下一個患者了。
林護士已經(jīng)出嫁,娘家住在迎福機器修造廠附近,這天中午她正好輪空,有三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于是就回來看看母親。母女見面,自有一番話聊聊,不知怎么,母親的話題聊到了這兩天民警正在居民間調(diào)查的兒童拐劫案上面。林護士初時并沒有在意,聽著聽著忽然想起了自己上午接待過的那個小患者,感到有些可疑。正說著,緊鄰的居民小組長來串門了,聽說后立馬讓林護士跟她去派出所向偵查員反映情況。
當下,莊巖、張之勝聽了上述情況后,頓時一個激靈:燙發(fā)女子?那不是郝沖鋒、姜美麗、袁至秋三童說過的那個教他們唱歌的主兒?在三輪車工人葛小順的陳述中,也有過此女,她當時參與了對姜美麗的拐劫行動。還有“唯唯”,不就是西四區(qū)失蹤的那個叫李清唯的唐山籍男孩的小名嗎?
偵查員就向林護士詳細詢問了那對大人孩子的外形和衣著,越聽越覺得像是那個燙發(fā)女案犯和失蹤孩子李清唯。于是,馬上就和林護士一起去了醫(yī)院。首先就是查病歷卡,當時醫(yī)院的規(guī)矩是由院方保存患者的病歷卡的,那個“唯唯”的病歷卡還在內(nèi)科醫(yī)生那里。偵查員調(diào)取過來一看,是一份當天首次使用的新病歷卡,上面寫著孩子的情況是:胡乃唯,8歲,男,家庭住址:海淀區(qū)大寧路木子胡同34號。
于是就馬上按照地址前往那里調(diào)查,為防止打草驚蛇,先去了派出所。請戶籍警一查,就發(fā)現(xiàn)有假:大寧路木子胡同34號不是居民住家,而是一家餛飩鋪子。那一帶二十來家門牌都是店鋪,沒有居民居住的。盡管這樣,偵查員還是請派出所方面立刻安排居委會干部前往那里悄然查摸了一下,沒有發(fā)現(xiàn)情況。偵查員想想不放心,兩人又去木子胡同轉(zhuǎn)了一趟,也沒有什么發(fā)現(xiàn)。
莊巖、張之勝商量了一下,當即趕回海淀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向吳福鑫匯報了上述情況。吳福鑫聞報大喜,當時所有偵查員都已經(jīng)出去調(diào)查了,也沒法開案情分析會,立馬跟莊、張一番商議后,決定抓住兩個方面進行追查:一是交通工具,因為據(jù)林護士說,那個“唯唯”發(fā)燒厲害,連走路也困難,是燙發(fā)女子抱著進注射室的。如此,以那個燙發(fā)女子的體力,那就不可能是抱著孩子前來醫(yī)院求診的,肯定有交通工具,哪怕是自行車吧,那也許就是一條有用的線索,所以那是一個必須伸過去的觸角方向。二是窩點位置,既然選擇海淀區(qū)紅十字會醫(yī)院,那說明案犯窩藏被拐劫兒童的點應該離醫(yī)院不遠,因為按常理來說,他們不可能舍近求遠找醫(yī)院的。這一點,跟之前案犯將郝、姜、袁三童放在迎福機器修造廠門口的大客車上的原因看來是一致的,從而已經(jīng)可以斷定案犯的窩點就在海淀區(qū)范圍內(nèi)。
這時,正好另外兩名偵查員回來了,吳福鑫于是就讓他們和莊巖、張之勝一起前往醫(yī)院那邊進行調(diào)查。
四名偵查員當即趕往海淀區(qū)紅十字會醫(yī)院,分頭向大門的門衛(wèi)、院內(nèi)自行車棚的看守大爺以及門外的那些流動和固定攤販人員打聽情況。一番折騰下來,偵查員小馬從醫(yī)院門口對面的一個理發(fā)攤獲得了一條線索:那個穿紅衣服的燙發(fā)女子是乘坐一輛銀灰色轎車來醫(yī)院的,轎車沒有開進醫(yī)院,就停在馬路這邊理發(fā)攤的旁邊,那個女子下來時,抱著一個男孩子,因為下車不便,那個男司機還下車走過去相幫扶了一把。
偵查員一怔:又是銀灰色轎車?那么那個司機是怎么個模樣還記得起嗎?那個理發(fā)匠想了一想,說:“那人看上去大約四十歲模樣,身穿米黃色西裝,頭上戴著一頂同樣顏色的鴨舌帽,臉上扣著一副大墨鏡?!?/span>
哦!跟前往新街口私立小學接應拐劫姜美麗的那個司機是同一個人!小馬又追問理發(fā)匠是否看清了那輛轎車的牌照,理發(fā)匠搖頭。
那么后來又是怎么離開的呢?理發(fā)匠說,后來那個女人抱著孩子出來了,就上了轎車走啦。
小馬把情況向其他三個偵查員通報后,四人稍一商議,決定繼續(xù)就地查摸線索,一是向醫(yī)院附近的攤販、住家和路人打聽那輛銀灰色轎車的牌照,二是去查燙發(fā)女子帶孩子來看病的那個時段也在這家醫(yī)院看病的其他患者和陪同者,向他們打聽是否留意過這樣一個燙發(fā)紅衣女子,在候診時說過什么話語沒有。
這個調(diào)查還是要從先抄錄病歷卡上患者的姓名住址做起,偵查員把醫(yī)院這天上午掛了號的全部患者四十七人的姓名地址全部抄了下來,分頭前往調(diào)查。
這項調(diào)查一直進行到傍晚時分,總算把四十七名患者全部查訪了一遍,獲得了一條線索:患者厲強衛(wèi)經(jīng)過回憶,想起他在內(nèi)科診室門口等著看病時,旁邊坐著這樣一個穿紅衣服的燙發(fā)婦女,手里抱著一個大孩子,看她走過來時那副樣子還真頗有些吃力。那婦女坐在他旁邊,孩子似乎昏昏沉沉,婦女從挎包里拿出一瓶已經(jīng)開啟的汽水喂了孩子幾口。孩子哼哼著像是要哭出來了,婦女低聲安慰了幾句,厲強衛(wèi)聽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等看完了病給你買冰糖葫蘆吃,門口有賣的,給你買兩串。
偵查員認為這是一條線索,應當循著往下追查,于是給吳福鑫打電話匯報情況后說接下來是去找在醫(yī)院門口賣冰糖葫蘆的那個小販進行調(diào)查。如果那個女人確實是給孩子買了冰糖葫蘆的,那個小販可能還留有印象,但愿在那短暫的買賣過程中又發(fā)生了什么意外事兒,那就又是一條線索了。偵查工作就是這樣不斷地從細小的跡象中捕捉線索,絲絲入扣,順藤摸瓜,最后將案子偵破的。
不過,要找到那個賣冰糖葫蘆的小販可就不是一樁容易事了,因為偵查員根本不知道那個小販姓甚叫甚,家住何方?這得從頭打聽起,這時天早已黑了,當偵查員趕到海淀區(qū)紅十字會醫(yī)院時,白天上班的那個門衛(wèi)已經(jīng)下班了。偵查員問夜班門衛(wèi),同志你是否知道在你們醫(yī)院門口賣冰糖葫蘆的那個小販?門衛(wèi)點頭:知道啊,我還給我小外孫從他手里買過冰糖葫蘆呢。那你是否知道那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門衛(wèi)搖頭:這個,我倒是沒有跟他拉呱過。偵查員雖然失望,但還不死心,又問門衛(wèi)是否聽說過有誰跟小販認識的,門衛(wèi)還是抱歉地搖頭。
偵查員這時急了,領(lǐng)導給的期限還剩二十來個小時了,好不容易查到了這么一條線索,卻又得因為不知那個小販的住址而只好耽擱一夜了,這怎么辦?三人退了出來,在馬路一側(cè)面面相覷了一陣,小王忽然眉峰一聳有了個主意:“這個門衛(wèi)不認識賣冰糖葫蘆的小販,可是他也許會認識其他在門口擺攤的小販,而其他小販可能有人是認識賣冰糖葫蘆的小販的……”他話還沒有說完,同伴已經(jīng)領(lǐng)悟了意思,一齊點頭。
于是,偵查員重新去找門衛(wèi),一問,果然,他認識在醫(yī)院門口設(shè)攤小販中的五個,說他們就住在附近的胡同里的,他曾去他們家喝過酒。不過,門衛(wèi)說他說不清楚他們的地址。這不要緊,偵查員只要跟醫(yī)院的值班領(lǐng)導打一個招呼,請他另外安排一個人臨時頂頂班在門衛(wèi)室坐著就行了。
這樣,門衛(wèi)就領(lǐng)著偵查員去訪問那五個小販了。只問了第一個姓忻的小販,那人就說知道賣冰糖葫蘆的那位,姓裴名飛揚,家住阜成門那邊,具體地址跟門衛(wèi)對他們的住址一樣,也說不上來,不過到了那里一眼就可以認出的。于是,偵查員就只得勞這位忻某辛苦一趟了。因為時間緊迫,就給海淀分局打了個電話,讓派輛小吉普來。汽車開來后,只擠得下四個人,開了就走。
忻某對于裴飛揚的家址說得過于樂觀了,到了阜成門那里,他竟然就傻眼了,連方向也說不清楚。幸虧司機對那一帶很熟悉,開著小吉普轉(zhuǎn)了一陣,偵查員也勸忻某不必緊張,慢慢地看著想想,最后,他終于認出了胡同,進去一問,果然是裴飛揚家。
那時候的勞動人民沒有夜生活,一年中除了夏季晚上出來納涼外,其余日子都是吃了晚飯就關(guān)門早早歇息了。裴飛揚被敲門聲驚醒,還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情,隔著門問了又問,聽出是忻某的聲音,這才敢開門。偵查員進得門去,一股冰糖葫蘆的甜香味兒撲面而來,談話就在這股好聞的氣味中進行。
偵查員覺得運氣終于來了,因為裴飛揚不但記起上午確實有一個穿紅衣服的燙發(fā)女子抱著一個大孩子向他買過兩串冰糖葫蘆,還提供了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情況:在醫(yī)院門口做這筆小買賣時,一個送病人來后準備離開的三輪車工人還跟這個燙發(fā)女子打了個招呼!
三個偵查員幾乎是異口同聲發(fā)問:“那人認識她?”
“是的,肯定認識那個女人的。”
“三輪車工人對她怎么稱呼?”
“我聽得喚她‘許姨’?!?/span>
“她答應了沒有?”
“她答應了,但馬上就不吭聲了?!?/span>
“那三輪車工人你認識嗎?”
“不認識。”
偵查員這下心里終于有了底:通過三輪車工人尋找目標,這在之前已經(jīng)嘗試過,是能夠找到的,現(xiàn)在,還是走這條路,還怕找不到這位燙發(fā)的“許姨”嗎?
當然,進行這種全市行業(yè)性的尋找,那就不是他們幾個偵查員能夠完成得了的事情了,不但他們幾個完成不了,就是專案組也完成不了,得通過全市各公安分局給所有派出所下達緊急協(xié)查通知才成。于是,偵查員返回海淀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向吳福鑫匯報了上述情況。
吳福鑫自然聞之大喜,當即向市局馮基平副局長報告了,要求市局向各分局下協(xié)查通知。于是,半小時以后,整個北京市的所有派出所都接到了市局的這個緊急協(xié)查通知。派出所方面聞風而動,那些三輪車鋪的老板半夜三更被民警叩門喚醒,接受了查訪任務,要求天亮前必須完成。
可是,這回卻奇怪了,到天明后,各派出所直接向?qū)0附M報來的情況是:沒有一個三輪車工人承認碰到過“許姨”!
咦,這是怎么一回事?
七、被拐劫的兒童成功獲救
這時是5月14日清晨6點,離馮基平副局長規(guī)定的破案期只剩十個小時了,可是線索卻查不下去了。這下,不單是專案組長吳福鑫了,其他偵查員也都著急了,都盯著組長,目光里兜著一個大大的問號:下一步怎么走?
吳福鑫說咱們大伙兒吃早餐吧,我請客,小王、小馬去外面買包子,就在辦公室吃,邊吃邊議議,看這是怎么一回事。
早餐還沒吃完,已經(jīng)分析出結(jié)果了。眾人認為,沒有一個三輪車工人承認看到過“許姨”的原因,應該不外乎兩種:一是那個在醫(yī)院門口看到過“許姨”的三輪車工人故意隱瞞不說,二是騎著那輛三輪車營運的那人并非專職三輪車工人,而是客串這份工作的。這種情況在三輪車行業(yè)中經(jīng)常有,三輪車工人通常是按天為單位向車鋪老板交納份錢的,而租車卻是按月計算的,如果某個工人哪天臨時有事或者生病了不能出車,當天的份錢還得全額交納的,這種管理辦法跟今天的出租車行業(yè)相似。這樣,這個三輪車工人為了減少損失,就會臨時請一個人代替自己出車。沒有查到有人碰到過“許姨”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后一種。
這樣,專案組就作出決定:針對第二種情況,立即再次進行排查。
特急協(xié)查通知下達給全市派出所后,專案組焦急地等待著結(jié)果。上午9點,馮基平副局長也打來電話詢問昨晚的排查情況,吳福鑫匯報了最新情況后,提出規(guī)定的時限可能有點緊張,請求領(lǐng)導給予適當寬限。馮基平說可以,我給你們二十四小時寬限吧。
中午12點過后,消息終于傳來了:崇文區(qū)“國奮車行”的三輪車工人富根峰昨天為幫助朋友料理喪事,歇工一天,把三輪車交給其弟富根林營運了,經(jīng)了解,富根林昨天出車至海淀區(qū)紅十字會醫(yī)院門口時確實遇到過“許姨”。
富根林于是馬上被專案組派車接到了海淀分局這邊,吳福鑫親自向其當面了解情況。據(jù)富根林說,他是煤球廠工人,昨天歇班,正好哥哥要去幫朋友料理喪事,于是就頂班。中午前他拉一位客人去海淀區(qū)紅十字會醫(yī)院,在門口客人下車后他上車騎著空車準備離開時,看見許姨在買冰糖葫蘆,他就隨便打了個招呼,不知怎么的許姨輕輕應了一聲后,看了他一眼竟然沒有答理。他以為自己認錯人了,又仔細看了對方一眼,確認是許姨無誤,心里就有點生氣,于是也就不再吭聲,騎車離開了。
那個被喚做“許姨”的女人,是富根林的老婆丁粉鈴娘家的鄰居,富根林有一段時間常去岳母家,因為同住在一個四合院里,見得多了也就熟了。許姨的名字叫什么不清楚,聽說是當小學老師的。
查到這一步,那當然就難不倒專案組了。送走富根林后,吳福鑫當即下令:三名偵查員立刻去崇文門外大街“許姨”居住地派出所了解情況,暫不跟其當面接觸,一獲情況馬上報告,等待候命。
三名偵查員很快就摸清了情況:那個燙發(fā)女子名叫許關(guān)姿,37歲,小學老師,其前夫系國民黨軍官,已隨“國軍”敗逃臺灣。許關(guān)姿系“一貫道”成員,屬于道內(nèi)一般道徒,解放后向派出所作了登記,未聽說有過什么活動,政府取締“一貫道”時,她參加了崇文區(qū)教育口“一貫道”成員集體宣布退道儀式,算是已經(jīng)退出“一貫道”了。
吳福鑫接到電話后,想了想,下達了第二道命令:你們?nèi)饲娜蝗ヒ惶嗽S供職的小學,向校領(lǐng)導了解一下許最近的動向后再報。
去學校調(diào)查的結(jié)果是:許關(guān)姿自勞動節(jié)后未去學校上過班,她向?qū)W校交了一紙病假單,上面寫著患了肝炎,病休一月。
到這一步,那就得跟許關(guān)姿當面接觸了。吳福鑫遙控指揮三個偵查員如何如何去訪問一下許關(guān)姿的家屬。
偵查員于是登門拜訪,只有許的婆婆在家,說許關(guān)姿已經(jīng)多日沒有回家了,也沒有消息。你們急著要找她的話,可以去問問我兒子。兒子就是許關(guān)姿的丈夫了,姓金。偵查員先向居委會了解了金某的情況:在一家私營貿(mào)易公司當會計,是一個性格內(nèi)向的老實人,在家里一切都是由許關(guān)姿說了算,她想怎么就怎么,丈夫、婆婆只要開口發(fā)表意見,必是一番大吵。
再去找金某,他說許關(guān)姿確實是請了一月病假,不過好像沒有生肝炎,因為之前未見有什么癥狀,也沒聽她說過有什么不適,之后他提出是否需要采取分食制而預防傳染,被老婆堅決拒絕,還挨了一頓惡罵。至于許的去向,他估計是去跟其結(jié)拜了姐妹的小曹那里去了。
偵查員當然要問小曹是什么人,于是獲知小曹名叫曹曉萍,出身資本家家庭,原與許關(guān)姿一樣是當小學老師的,前年已經(jīng)辭職,聽說賦閑在家當家庭婦女。曹的丈夫葉弼臣是做藥材生意的,聽說還與其父一起在前門外開了家不大的中藥鋪子。許關(guān)姿與曹曉萍的關(guān)系很鐵,交往極深,兩人無話不談。
那么,曹曉萍夫婦是否參加過“一貫道”?金某說那二位都是“一貫道”成員,許關(guān)姿就是經(jīng)葉弼臣的介紹而進了“一貫道”的。
偵查員又請金某詳細敘述了曹曉萍、葉弼臣的長相模樣,聽下來感到葉弼臣好像就是那個參與綁架姜美麗的男子,而曹曉萍,則被懷疑就是那個向被拐劫的兒童作詢問并教他們識字的長辮子女子。
偵查員最后又向金某打聽曹曉萍夫婦的住址,金某說曹、葉夫婦住在崇文區(qū)東珠市口一所不大的道觀的隔壁,具體門牌不清楚。
偵查員隨即向吳福鑫打電話報告了調(diào)查情況。吳福鑫經(jīng)過片刻考慮后,讓三個偵查員在原地等候,他派老范、小王過來,五個人一起去曹、葉夫婦的住宅看看。
老范、小王過來后,五個偵查員就一起去了東珠市口,還是先找了派出所,初步了解了一下訪問目標的情況,戶籍警說知道那對曾經(jīng)參加過“一貫道”的夫婦,但沒有聽說居委會和群眾對他們有過什么反映。老范說這樣吧,現(xiàn)在你帶我們?nèi)タ纯?,至于理由嘛,就說是教育局的,去找許關(guān)姿的。到了那里,我們視情而定吧。
于是,戶籍警就帶老范他們往曹、葉夫婦家那邊去。走著走著,出現(xiàn)了一個誰也沒有想到的情況:經(jīng)過馬路旁邊一塊凹進去的停著七八輛汽車的空地時,戶籍警說前面那黃色墻壁的地方就是五通觀,過了五通觀就是你們要去的那戶人家了。正說著,一個偵查員忽然發(fā)現(xiàn)空地上有一個戴鴨舌帽的男子正動手把一輛銀灰色的轎車的前蓋打開,大概是要檢修,不禁心里一動,悄悄對老范說,這主兒別就是參與拐劫兒童的那個司機吧?老范定睛一看,那人果然穿著一條米黃色的西褲,上身的西裝脫下了,穿著一件勞動布工作服。
“過去!”老范一聲低喝,幾個人便快步朝轎車走去。那男子正俯著身子用扳手鼓搗著螺栓,沒有留意到已經(jīng)連人帶車被圍住了。小王發(fā)現(xiàn)駕駛座上有一件米黃色的西裝,于是就咳嗽一聲。男子這才發(fā)現(xiàn)情況似乎不對,還想佯裝無事一般,但老范已經(jīng)開口了:“行了!站好了,問你話!”
“你們幾位是……”
穿民警制服的戶籍警從他身后閃了出來:“警察!你老實點!”
男子的臉頓時變得煞白,老范讓他坐進車里,他和戶籍警也上了車,幾個偵查員就站在轎車旁邊。簡單的訊問就在車內(nèi)進行,男子供稱他叫朱大維,系石家莊“劉凱賓紗廠”老板劉凱賓的司機,奉老板之命開著這輛轎車前來北京聽曹小姐的差遣,參與了對多名兒童的綁架。
曹小姐自然就是曹曉萍了。那么被拐劫的九名兒童現(xiàn)在何處?朱大維交代說那些兒童全部在前面曹小姐家里。那里有多少人?哦不多,就三個,除了曹小姐,還有她的丈夫,以及一位許小姐。
一副手銬將朱大維銬在了車內(nèi),留下一名偵查員看守著,其余幾位當即直撲目標。
沒有料到的是,那個葉弼臣竟然有手槍!他在后面屋里見前往應門的許關(guān)姿去而不歸,心里頓生疑竇,便往外來看。在院子里跟正往里撲的偵查員撞個正著,見勢不妙,手往懷里一伸便掏槍。說時遲那時快,老范、小王已經(jīng)亮出手槍對準了他:“不許動!”
那時候,國家已經(jīng)有了執(zhí)法人員持槍規(guī)定,偵查員通常外出執(zhí)行調(diào)查使命時是不能攜帶槍支的,如有必須攜帶的任務,必須經(jīng)領(lǐng)導批準。吳福鑫先前接到那三個偵查員的電話后,讓他們稍等,待老范、小王過去會合后再一起前往東珠市口,就是考慮到萬一碰上當面企圖實施武裝對抗的案犯,得有手槍對付才行,因此,就讓老范、小王帶上手槍前往。吳福鑫的這一個考慮現(xiàn)在就顯出了預見性,否則,還不知會鬧出怎樣一個場面哩。
偵查員制伏葉弼臣后,另一案犯曹曉萍還不知院子里發(fā)生了什么情況,她正在里面屋里給被拐劫的九名兒童上課講故事。直到偵查員進去時,她才發(fā)現(xiàn)不妙,竟嚇得馬失前蹄就地栽倒。
就這樣,九名被拐劫的兒童終于獲得解救。這時,正好是1953年5月14日下午4點。專案組在馮基平規(guī)定的時限內(nèi)圓滿完成了這一特殊使命。
吳福鑫親自參加了訊問,這樁拐劫兒童案終于真相大白——
該案的主犯是葉弼臣,這個做中藥生意的36歲的商人,是1946年在北京參加“一貫道”的。入道后,他漸漸對“一貫道”的那一套產(chǎn)生了濃烈的興趣,后來竟發(fā)展為一個“一貫道”狂熱分子。他的愿望是做一名“一貫道”的點傳師,正當他在為達到這個愿望而積極努力時,北京解放了。
北京的解放對于“一貫道”來說,是一場滅頂之災的開始。葉弼臣對于“一貫道”上層最初開始減少活動還不大理解,后來見共產(chǎn)黨開始逮人了,這才知道情況不妙。這時候,葉弼臣要想狂熱也沒有場合了,無奈之下,只好乖乖地順應大勢,人民政府讓“一貫道”分子去登記,他就老老實實去登記。不久,政府又讓“一貫道”普通道徒前往參加公審大會,葉弼臣不敢不去,只得前往接受被他稱為的“殺雞儆猴式的教育”。最后,人民政府又號召“一貫道”普通道徒踴躍退道,跟“一貫道”骨干分子劃清界限,葉弼臣也只好照辦。
一番折騰下來,葉弼臣內(nèi)心對于“一貫道”其實反倒是更加狂熱了。他在家喝酒時,總是要對老婆曹曉萍大發(fā)牢騷,破口大罵共產(chǎn)黨。曹曉萍有個舅舅叫劉凱賓的,是石家莊的一位紗廠老板。劉老板以前曾是“國軍”團長,后來退出軍界改做生意,抗日戰(zhàn)爭中期參加了“一貫道”,也是一個狂熱分子。
1953年3月初,劉凱賓從上海辦事后經(jīng)北京回石家莊,順便來看看外甥女。曹曉萍、葉弼臣在家里置備了一桌酒席為劉凱賓接風。葉弼臣那天喝過了量,不知怎么說到了“一貫道”上,又發(fā)作了一番。這使劉凱賓大出意外,問過外甥女后方才知道這個外甥女婿原來跟他一樣,乃是一名“一貫道”狂熱分子。
這劉凱賓早就有了將“一貫道”重整旗鼓的念頭,只是苦于找不到可靠得力之材來實施此事,現(xiàn)在見葉弼臣如此狂熱,便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信賴而又有實際能力的人選,于是,次日待葉弼臣酒醒之后把他的打算說了說。當時曹曉萍也在場,說葉弼臣聽得熱血沸騰,恨不得立馬就干,卻又不知應當如何干。劉凱賓說此事待他考慮后再作計議,讓葉弼臣到時候聽他的通知去石家莊他那里接受指令。
之后一段時間,葉弼臣每每想起此事,總是激動得渾身顫抖,度日如年地等待著劉凱賓的通知。4月中旬,劉凱賓去廣州辦事,返回時特地在北京停留,跟葉弼臣商量復辟“一貫道”之事。
他的想法是,要做就做大,仿照當初路中一經(jīng)營“一貫道”的路數(shù),先從農(nóng)村和小城市做起,把面撒得越開越好,成員招收得越多越好。如何進行?首先就是需要讓別人相信你,所以得像當初“一貫道”初創(chuàng)時那樣,拿出些使人看了不可思議而又不得不相信的玩意兒,并且,要確實使接觸的人在需要時會得到新的“一貫道”力量的佑護。
比如,同樣是患了病吃香灰,我們搞時就得把藥混在香灰里,使人吃下去后能把病治好。至于看了不可思議而又不得不相信的玩意兒,那就是“一貫道”慣行的扶乩和借竅了,當然,我們不能一切照搬,需要加以改進。但是,“三才”還是需要的,也許到時候推出時不稱“三才”,那是可以商量的。
重要的是如何培訓“三才”,這就需要你小葉出面了,找一些七八歲的男女兒童,聰明伶俐些的,先集中起來穩(wěn)定情緒,然后轉(zhuǎn)移到石家莊附近的偏僻山村用強化手段進行控制訓練,等到他們一切都不得不聽從我們時,就在石家莊開辦一家私人幼兒園,聘請合適的專人對這些兒童進行“三才”訓練。估計大約兩年后,就可以開始活動了。
葉弼臣大喜,表示一定按照指令辦好第一件事——拐劫兒童。一旁的曹曉萍也積極地表示愿意跟丈夫一起干好此事。劉凱賓說很好,至于經(jīng)費,我回去后會給你們匯過來的,行動時需要交通工具,我可以把我的那輛轎車派來聽你和曉萍調(diào)遣。你們先計議好,行動時通知我一下就行了。
劉凱賓回石家莊后,果然匯來了一筆款子。這邊葉、曹就開始作行動準備,考慮到夫妻倆人手不夠,于是就由曹曉萍出面把許關(guān)姿拉下了水。三人對如何拐劫、藏匿何處、如何進行初選等經(jīng)過反復討論后,決定于5月11日開始下手了。劉凱賓接到他們寄去的書面方案,馬上批準了,并且又匯來了一筆款子。只是,他派的轎車司機由于路線不熟,沒按時抵達約定的地點,已經(jīng)開始分頭行動的曹、許就按照事先的應變方案,直接通過三輪車、人力車和出租車將被拐劫兒童載運到了東珠市口窩點。直到下午拐劫姜美麗時,司機朱大維才抵達約定的地點,用約定的“一貫道”手勢跟許關(guān)姿接頭后將姜美麗載運到東珠市口窩點。
頭天拐劫七名兒童后,案犯就按照預定的方案對被劫兒童進行智力測試,結(jié)果姜美麗、郝沖鋒和袁至秋三名兒童被認為智力有問題,難以作為“三才”人選進行培訓,就決定將這三名兒童釋放。當晚,精通中西醫(yī)道的葉弼臣授意許、曹兩人像拐劫七名兒童時那樣將三名兒童用麻醉劑使他們進入昏睡狀態(tài)后,命朱大維開車將三名兒童送到外面找一個安全地方放掉。
朱大維擔心放得近了容易被人察覺線索,于是就把三名兒童一直載到了海淀區(qū)周家巷地區(qū)的迎福機器修造廠那里,見有一輛大客車停著,就停了轎車,用自己車上的工具撬開了大客車的車門將三名兒童送進了車廂。
石家莊那頭,劉凱賓對拐劫行動甚為關(guān)注,按照約定,讓葉弼臣每天上午去郵電局打長途電話匯報情況。這天當他聽說把三名兒童放了后,認為此舉不妥,容易給警方留下線索,而且對于留下的孩子也是一個心理刺激,將會影響對他們的情緒穩(wěn)定措施的效果。
這樣,葉弼臣在當天再次拐劫五名兒童后,雖然經(jīng)測試仍有兩名兒童不合格,但還是留了下來。
被拐劫兒童中的李清唯突然發(fā)起了高燒,葉弼臣就讓許關(guān)姿送他去醫(yī)院治療。還是考慮到安全,所以朱大維就把患者送到了海淀區(qū)紅十字會醫(yī)院。哪知竟然是無巧不成書,許關(guān)姿竟然跟代替哥哥出車的富根林不期而遇,盡管她沒有答理對方的招呼,但還是留下了線索。
這起特殊的兒童拐劫案的最后處理結(jié)果是:劉凱賓、葉弼臣被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曹曉萍被判處無期徒刑;許關(guān)姿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朱大維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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