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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研究

元和姓纂

當(dāng)前董氏族譜研究動態(tài)與存在問題的分析

廣西 賀州 董全吉

一、歐蘇后出現(xiàn)私修家譜，明清統(tǒng)宗統(tǒng)系的泛濫

最早譜學(xué)通書是先秦時的《周官》、《世本》等，秦漢以后，出現(xiàn)《帝王年譜》、《潛夫論·志氏姓》、《風(fēng)俗通·姓氏篇》等譜學(xué)著作。魏晉南北朝時，（宋）鄭樵《通志·卷二十五》：“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而藏之秘合，副在左戶”。唐朝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太宗令不準(zhǔn)沿襲舊士族為高門,譜牒上郡姓增加。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門閥士族的特權(quán)制度遭到毀滅，包括《姓氏錄》的士族譜牒在戰(zhàn)亂中焚毀殆盡。（宋）蘇洵《嘉佑集·卷十四·譜例》：“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于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從此維護門第為主的官方譜學(xué)也由此徹底消亡了。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歐陽修（1007～1072）歷時17年主持編篡《新唐書》。（元）托克托《宋史·卷三百十九·列傳第七十八·歐陽修傳》：“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xué)士，俾修《唐書》。……好古嗜學(xué)，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jì)、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歐陽修發(fā)現(xiàn)《宰相世系》中有關(guān)自己的遠祖世系并不清，遂以“小宗之法”編修了自己的家譜，采用五世祖為始祖。

不久家族顯赫的蘇洵依據(jù)《國語》及《史記》等也始修《蘇氏族譜》。

自《歐陽氏譜圖》和《蘇氏族譜》，宋真宗《敕文武群臣修家譜詔》，《宋史·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記載其后士大夫編修的本族家譜，王安石、黃庭堅、董槐、文天祥等也編修的家譜。

二、族譜的作用與意義

族譜是記錄家族組織檔案材料，又稱家乘、宗譜、祖譜、公譜、譜書、家牒、族牒。記載有名諱、字號、行次、封爵、謚號、姻配、生歿、遷徙、安葬及血緣關(guān)系等。以“溯淵源、分疏戚、序尊卑”。

族譜有尊祖、敬宗、睦族的功效。明世系源流，知親疏遠近，提升家族的凝聚力，有強宗固族作用；族譜隱惡揚善的教化功能，構(gòu)建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良好的道德規(guī)范，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教育，提升家族自豪感。常記載家族重大事件、土地權(quán)屬、科舉仕、名傳記及義行節(jié)烈、全族墳?zāi)?、祠廟管理、等以及尊老敬長、和睦鄉(xiāng)鄰、端肅風(fēng)俗、重視耕讀、宗親和睦等族規(guī)，教化諭世，提升族人治理，并有尊祖收族的效果；族譜推行里社禮制，構(gòu)成了社會最底層的治理架構(gòu)，彌補王政的不足。家齊國治是倫理與政治整合，維系穩(wěn)定社會結(jié)構(gòu)的紐帶，為傳承優(yōu)秀家訓(xùn)，建樹良好家風(fēng)家教，規(guī)范家族行為、提升了家族的精神，涵育了家族的文化，注入了家族的情愫。

三、民間流行修譜、建祠廟、聯(lián)譜統(tǒng)宗收族泛濫，攀援附會成風(fēng)

自宋代私修家譜，程朱理學(xué)的推行，古代宗法制度逐步民間化。嘉靖十九年（1536）禮部尚書夏言上疏并建議“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自明朝中葉，民間建祠堂之風(fēng)興起，以江西祠堂最為發(fā)達。姓族間競爭攀比，為緩解籌資，逐步興起了連宗修祠，又催生了各姓各氏的統(tǒng)宗統(tǒng)系的族譜、宗譜、大宗譜。

明清盛行的聯(lián)譜統(tǒng)譜，聯(lián)之以譜，化弱為強，轉(zhuǎn)柔軟為堅剛，旨在擴大家族勢力，繼而又引發(fā)鄉(xiāng)族械斗。因族譜具有隱惡揚善特點、也容易衍生出夸大甚至編造家族歷史，“以臆見向壁虛造”；各地族譜均有認先朝名人為遠祖習(xí)俗，出現(xiàn)隨意上溯，攀援望族，趨附名門，冒接世系，亂認先祖的統(tǒng)宗統(tǒng)系現(xiàn)象。古有“崇韜拜墓，貽笑千秋。不附梁公，流馨百世”。一方面反對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另一方面又主張姓族源流不可不考，不憚其煩追溯始祖以前的遠代祖先，以致世人修譜時競相仿效,莫不以攀援附會為尚。（見2012年劉志偉《明清族譜中的遠代世系》），統(tǒng)宗統(tǒng)系泛濫，往往導(dǎo)致家史失真和對后代的誤導(dǎo)。

（宋）王應(yīng)麟《玉?！ぞ砦迨份d：“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zhèn)??！?，但攀強名流古已有之，（清）李天根《爝火錄·卷七》：“《西皋外集》載獻忠祭文昌曰：'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老子與你聯(lián)了宗罷。尚饗’！”，（清）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卷·文集·李仁華，仁蕃等偽譜情節(jié)論報狀》：“故欲知其系派真?zhèn)?。索其族譜。則所謂族譜。偽端百出。奸狀盡露。所列系派。無非架虛鑿空”。

江西按察使翁藻在乾隆十年正月初十日所上的奏：“竊照江西風(fēng)俗偏信風(fēng)水，謬謂：獲福致祥，全憑秀穴，遂至爭山奪地，疊構(gòu)釁端，或假捏契書，或偽造譜牒，或私埋碑石，或暗立封堆，情偽百出，訟獄繁多?！保ㄓ涊d為江西山界糾紛令地方親勘其地以成信讞 yàn事折（見《歷史檔案》2001年1期《乾隆初年整飭民風(fēng)民俗史料（上）》）；《清高宗實錄》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輔德《奏復(fù)查辦祠譜完竣折》。僅輔德在江西境內(nèi)，就查出1016姓的所謂始祖荒誕不經(jīng)，這些家譜也全部遭到了刪節(jié)或毀版處理（見李火德，2010年12月，《族譜-追宗溯源 》）；“輔德向乾隆帝詳細反映了江西修祠修譜中存在的問題，并建議采取毀祠查譜的措施?！伺e的確在一些地區(qū)產(chǎn)生了一定的震懾力，有些譜牒刪去一些“違礙”內(nèi)容，有的宗族更是急慌慌把老譜付之一炬，以免惹禍?！保ㄒ?span id="iaeu60u"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1450115">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梁洪生《江西公藏譜牒目錄提要》），清代譜禁出現(xiàn)兩次，乾隆二十九年主要查禁族譜妄攀現(xiàn)象，乾隆四十年延至嘉道年間是在編修《四庫全書》和文字獄下重點查找刪改家譜中的僭妄、違礙字句（見來新夏、徐建華《中國的年譜與家譜》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8～82頁）。

但這一譜禁并沒有持續(xù)多久。清嘉慶、道光以后，統(tǒng)宗統(tǒng)系現(xiàn)象再度泛濫。

乾隆間《四庫全書》總纂，尚書、河間人紀(jì)昀的《景城紀(jì)氏家譜序例》和咸豐間南海人、知縣朱次琦的《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例》，纂修族譜的理念和體例、書例規(guī)范，為許多宗族續(xù)譜所采用。族譜體例逐漸向史書、志書看齊，出現(xiàn)史志化傾向，容納有宗族世系總圖、房派世系圖、宗族居址、祠堂、祖墳、祖宗畫像和贊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傳記、族規(guī)家訓(xùn)等。

1985年以后，隨著祖國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臺灣丶港丶澳地區(qū)和世界各地宗親尋根問祖熱的蓬勃興起，民間修譜再度掀現(xiàn)了高潮。

四、當(dāng)今族譜的不同來源

1、首修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為譜圖

一是世系難以考證取其多者列世系。（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九·與王深甫論世譜帖》載：“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茍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一》：“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為譜圖”這些情形屬于史料匱乏，難以考證，只能通過殘缺的文字進行整理。

2、首修無所取則創(chuàng)意為之

修譜，有歷史的局限性。（元）托克托《宋史·卷四百三十九·列傳第一百九十八》：“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為學(xué)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創(chuàng)意為之，頗有倫貫?！?。 北宋時周翰則屬于“創(chuàng)意為之”，南宋董槐右丞相也是首修族譜，同樣遇到籍譜罕存的情形，“謙為觀察御史，按行江淮，因梁移唐祚，……遂棄官”隱居（見《宋·泉溪董氏原譜序》）。董謙公梁移唐祚時期隱居，《古文觀止·卷十·五代史伶官傳序歐陽修》：“武軍節(jié)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梁移唐祚”是指晚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禪位改國號梁。則董謙大致生于公元857年，以唐朝宰相董晉（724～799）的11世裔孫，相距133年，世代間隔12年，有人戲謔稱之“造人”，也無法否定為董晉世系，若連接董晉，哪些名單可以刪除？若不是連接董晉，從何世而起？但這些不屬于攀援附會，為初修譜的瑕疵，然“瑕不掩瑜”，確立了唐末董謙公其后世系。

3、明清攀援附會修譜

明末清初大學(xué)者黃宗羲著《南雷文案·卷四·唐氏家譜序》中說：“今日譜之為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偽譜之流傳，萬姓蕓蕓，莫不家有偽譜?！?，（明）宋訥《西隱集卷六》：“同姓通譜者有之，同姓妄認譜系者又有之，非譜之義也譜之義”；（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三》：“近日同姓通譜最為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為蠹國害民之事”。乾隆三十年的時候，福建有一個人叫做胡學(xué)成，他們就是去修撰家譜，受到了皇帝的重視，結(jié)果遭到了控告。江西一個大家族，家族傳承上千年，就因為胡編亂造族譜，結(jié)果被抓了，主要負責(zé)人被殺了，這在當(dāng)時還引起了轟動，所以其余的家族都很謹慎，將亂編的族譜都燒掉。（見網(wǎng)文2013年3月23日《亂認祖先亂寫族譜下場有多慘》）；

4、乾隆年間朝廷毀祠查譜后修改族譜

滿人輔德任江西巡撫（1763～1765年），向乾隆帝詳細反映了江西修祠修譜中存在的問題，并建議采取“毀祠查譜”的措施。百姓為了免遭株連，瘋狂修改族譜，有些譜牒刪去一些“違礙”內(nèi)容，有的宗族更是急慌慌把老譜付之一炬，或謹慎修譜或改譜得以保存。2019年江西上饒縣“村民修建祠堂時, 意外發(fā)現(xiàn)六部清代族譜, 祖先竟然是一位開國皇帝”，應(yīng)是當(dāng)年“毀祠查譜”時收藏。

5、受震懾后不敢僭越隱秘修飾修譜

受“毀祠查譜”的措施及“文字獄”影響，不敢大膽僭越，采用隱秘修飾進行修譜。

五、董氏族譜研究動態(tài)

1、早期族譜研究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較早研究董氏族譜的有董炎星、董承榮、董孝忠、董世策、董鳴鴻、董有田、董佰剛、董立夫、董玉山、董增華、董書堯、董常惕、董順慶、董世恩、董金水、董金鎖、董韻、董振民、董金榮、董全吉、董光生、董文才等人。

開始的探索圍繞姓氏源流、董子思想、譜牒、字輩、遷徙、匯譜、宗親（聯(lián)誼）會、典籍、事跡、遺址、宗祠、文物等內(nèi)容。此時，主要對主張的全國統(tǒng)一在董仲舒下建立全國統(tǒng)一世系不同觀點：董孝忠（已故）為主的主張統(tǒng)一世系；也有認為董狐至董仲舒就存在多世代，至漢代不可能僅僅董仲舒一人。其次是董姓源流上，以及對參胡惠連部落與董父的關(guān)系有不同看法。對族譜記載與史不符的，開始逐步探討。但對各地宗長存留的原版不同的族譜，僅僅意會，明哲保身，而不予公開探討。

2、族譜研究的活躍期

隨著研究人員的增加，各省董氏QQ聯(lián)誼群的建立，甚至全國董氏QQ聯(lián)誼群的出現(xiàn)。族譜研究進入活躍期。大量的族譜公布，福建董承榮刊印的《華夏董氏通譜》發(fā)行。進入的探尋參胡董姓、尋根問祖、族譜比對、探討先祖、尋求差異原由、追溯修譜歷史、探索古時聯(lián)譜統(tǒng)譜、挖掘偽造的譜序即墓碑等方面。并在2015年以“圍攻”福建董炎星告一段落。此階段因網(wǎng)絡(luò)的普及，出現(xiàn)拉幫結(jié)派的“聯(lián)宗統(tǒng)宗”的現(xiàn)象，詆毀對己不利的研究，把公布族譜以某宗親在網(wǎng)絡(luò)販賣進行詆毀，在網(wǎng)絡(luò)、會議上進行人身攻擊、鼓動亂認祖宗。

明朝萬姓統(tǒng)譜

此階段，對一些族譜對比，從明朝時期假托宋明時先祖名義修譜進行論證。如：假托宋人名未卜先知“纘李薦之晉丁滂之槐”；《舊譜》修于彭時出生前，卻偽造從彭時的手中購譜；憑《董氏本源載萬姓統(tǒng)譜》以佐證晉公之孫。查（唐）林寶《元和姓纂·卷六》、（元）闕名《氏族大全·卷十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僅載晉公及四子，不載其孫；《新唐書·董晉傳》載晉公子一與孫一，但這些不是《萬姓統(tǒng)譜》。查明朝《萬姓統(tǒng)譜·卷六十九》沒有記載其孫，（清）陳夢雷《氏族典·第三百七十五卷》記載至董晉子其一孫其一，與族譜近似；無疑在清朝假托作序；楊筠松早于某派遷徙祖的曾祖去世，卻杜撰楊筠松給遷徙祖指明遷徙與點穴，匪夷所思；宋真宗皇帝時期也只有到京都開封，卻偽造至金陵參加南唐省試？；同樣，五季開寶以五季開平，一字之差，有意而為，造成后人對遷徙的誤解和錯誤記載；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墓碑“況人生七十自古所希，季將及矣”與“年八十有六”矛盾，沒有記載何時刻碑或重刻碑，也就不能否定重刻碑的情形。實際為68歲，結(jié)果變成86歲，混淆出生時間，以致出生時間推前……同一族譜中出現(xiàn)多處不符，則偽造無疑。

2012年太原有田宗長論證“《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以'太原人：士選撰’譜序似有后世編造之嫌”，譜序中“今吾父又遷于茲，……囑予為譜序?！??！陡淮簤叵献谧V序》為托名造譜，我贊同有田宗親的觀點。《清一統(tǒng)志·饒州府一》:洎水“在德興縣南。源出洎山下灘里,西流經(jīng)縣南,又二十里入樂安江。下流通名洎川。今樂平縣亦名洎陽,以此水為名”。（明）朱右(臨海章安今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qū)人)

《白云稿·卷五·洎川文集序》：“真懶禪師俊公用章，世居番易之洎川，董文靖公之從孫，有慧性”，個別宗親以《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認為董文靖即董槐，然而，此《洎川文集序》為董文靖之從孫，竟然取名董俊，字用章”。年代不同董俊公的名與字驚人巧合，董文靖的名與董槐謚號相同（雖有古籍載：董文靖公槐，有在賜封的謚號后面加“公槐”）。從孫是父親的親兄弟的曾孫，當(dāng)然僅與官方賜封董槐的謚號相同，該文靖是否為董槐尚待考證。若為董槐兄弟的從孫，把《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與《洎川文集序》對比分析，史上明朝有太原董俊、曾經(jīng)任萊州知府，洪武十二年為兵部尚書。該董俊祖籍不在浙江，士選也不是太原董俊之孫，乾隆五十七年富春江《重修董氏宗譜序》：“始遷始祖以宋賢相槐為率”，結(jié)合譜載世系，應(yīng)當(dāng)屬于富春江一帶的聯(lián)譜統(tǒng)譜。既然“遷徙祖槐”即可認定《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為聯(lián)譜世系。

3、圈內(nèi)研究半公開時期

受“圍攻”福建董炎星影響，微信時期進入圈內(nèi)研究，不同圈內(nèi)的重新組合，研究集中在各自族譜的研究、共同有或可能有關(guān)聯(lián)探討、董姓與董氏源流、遷徙分布、同一先祖在不同族譜的記載探索、譜序的真?zhèn)?、修譜歷史變化中的古譜遺闕緣由、聯(lián)誼活動、尋根溯源等。

此時期，太原董有田采用廣西董全吉提供大量史料，撰寫《中華董氏淵源探究》：闡述董源于古代屬于“天文觀測”；早于舜帝時期的董父之前就有參胡董姓；董狐屬于董姓參氏，“參氏(一作莘)”，“莘氏，僮也”，也就是董狐之董姓并非源于董督典籍；對一度誤解的“少數(shù)民族”改姓予以史料澄清。《通志·卷三十》載：“董氏有二：董父之后，以字為氏；又有陸終之子參胡姓董，以姓為氏?！?。（宋）蘇洵《嘉佑集·卷十四·族譜后錄上篇》載：“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注：參胡，董姓）；次曰篯，為彭祖；次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羋姓。六人者，皆有后。其后各分為數(shù)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后為蘇、顧、溫、董（注：此董氏始祖董父）。”明確董氏董父晚于參胡董姓。

六、當(dāng)前董氏族譜研究存在問題的分析

1、未充分認識聯(lián)譜統(tǒng)宗的族譜混亂

（1）、上文載董文靖的從孫為明朝時的俊公，董文靖名與董槐官謚相同尚不能直接確定董文靖就是槐公。然《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載世系應(yīng)為統(tǒng)譜世系。從江西泉溪譜載董槐從孫這一代僅載14人，缺失遷徙的譜未見載俊公。江蘇鎮(zhèn)江丹陽《云陽董氏宗譜》、廣西賀州鐘山、廣西欽州（譜載“我族乃祥符公之后裔也，公諱槐，號祥符，事宋為右丞相”）未載董槐兄弟。以董槐為浙江譜董宗本之裔分析，58世董晉至76世董敏，出生相距140年，平均一代8年；78遵訓(xùn)、遵謙、遵誨（926–981）…79祈、旺、隆…（？世）董槐；可以粗略計算至董槐（譜1191～1262）世代間隔。董槐修譜確立“熹吾肇遷祖也”的世系，乾隆五十七年富春江《重修董氏宗譜序》也確定“始遷始祖以宋賢相槐為率”以董槐為始祖的世系，然聯(lián)譜至今尚存。

（2）、同樣，（清）宗派思敬公裔董誥撰《辛未董氏統(tǒng)譜序》“以董氏前有合譜，欲邀請各族能文之士聚集省垣設(shè)立總局，重修統(tǒng)譜”?！扒坝泻献V”就明確多省有兩次統(tǒng)譜。乾隆四十六年(1781)歲次辛丑《乾隆辛丑重修譜序》載“簡前辛巳年（乾隆辛巳年(1761) ）……常以聯(lián)譜事”，結(jié)果出現(xiàn)《乾隆辛丑重修譜序》載：“后唐兵亂，長眉隱公諱珪遂家于此”卻把譜序中后唐的熹公字德昭，卻連上南宋的名德昭 “德昭公所衍而流焉者也?！挪徽_也?！?，在同一序就可發(fā)現(xiàn)聯(lián)譜的荒謬，以致該聯(lián)譜流傳至陜西鎮(zhèn)安。以致《泉溪董氏譜系訂訛》：“ 述之子德昭生于唐，大椿之子德昭生于宋。生于宋者以其服內(nèi)之兄德元中南宋進士廷試狀元知之，辛譜果有確見，則何不曰自南宋來而仍曰自后唐來，不已自相矛盾乎？”的回歸原譜世系。

（3）、《宋·泉溪原譜序》與《虞鄉(xiāng)游臨川擴源源流考敘》、《虞鄉(xiāng)游臨川擴源源流考序》三篇皆不同?！坝萼l(xiāng)游”增加了“原譜序”沒有的誼公與世系官爵以及晉公四子的次序，變動“素生子二”為與史矛盾的“溪生子二”，兩篇“虞鄉(xiāng)游”省去董槐支系“原譜序”的 “熹吾肇遷祖也”世系?！稊ⅰ芳尤肓恕白尮老怠保缎颉穬H保留謙公之子的記載。《虞鄉(xiāng)游臨川擴源源流考敘》添加讓公世系的記載，明顯是個別地方明朝嘉靖聯(lián)譜以董槐名義增列。當(dāng)然，統(tǒng)譜的還有如“58.晉—59.湲—-60居中—-61.道”等。

（4）《歷代源流考》“把董申與董晉的謚號，李代桃僵；變成把乂公為董申，把董申的弟弟董三，實際是把乂公兒子集于董三于一身”。明萬歷乙未年邑庠生董桂生撰寫的《晉公申公議》：“居廬陵者祖晉，居德興者祖申，二公實為兩派不祧之祖”，否定《歷代源流考》董晉、董申“胞弟說”，也否定今人編造“尋找堂叔之說”。

2、未認可明清時期存在的假托前人造譜或改譜

一些地方在嘉靖修譜，并送譜至嘉靖聯(lián)譜的一些地方，但該譜即譜序在大部分地區(qū)被毀棄，應(yīng)該與乾隆年間的“毀祠禁譜”有關(guān)聯(lián)，僅存的嘉靖譜序結(jié)合《虞鄉(xiāng)游臨川擴源源流考敘》分析，“溪十三傳”、“晉十四傳”的“十”字絕非為“于”字的筆誤：首先“越數(shù)傳”，其次“晉之后二十三世孫（某）（分支遷徙祖）”，就否定筆誤，確信在清朝改譜前基本沿用南宋董槐世系，《虞鄉(xiāng)游臨川擴源源流考敘》及類似譜序在江蘇鹽城、陜西柞水、浙江信安、福建泉州等地族譜出現(xiàn)，確定明朝嘉靖時期部分地方聯(lián)譜以確立的“讓公世系”。然以乾隆年間聯(lián)譜的族譜世系，是計算驗證不了“晉十四傳”至（始祖）以及“（始祖）九世至（分支遷徙祖）”后的“修改”，即使為接近世系時間再改“玄孫”，都屬于后人的美化。

3、對古人文獻記載一知半解、斷章取義

如“世系殊多繆戾……而于吾始遷之祖，所自出之世次，或亦未之深考耳。”這整句是連貫的，“……”前是因，其后為果，最后為“于吾家先后源派，豈曰小補之哉?！?。若以“世系殊多繆戾”臆斷總譜源流，明顯為斷章取義，不得要領(lǐng)。

對待古籍記載的“無后”，當(dāng)作今天的語義沒有后代的誤解。古人無后，是其后沒有出現(xiàn)候伯氏族。以致今人對參胡董姓部落無后的曲解。

4、對名字號的不同以及記載不一難以尋根溯源

（1）、如史籍記載歷史上除了元朝董俊之外，同名同姓不少于7位：五代十國時期有（清）沈清崖《陜西通志·卷二十一》載：“董俊(唐廣順中)”；明朝時期有（清）魯曾煜《廣東通志·卷四十一》：“董俊，河南人；有南樂人董俊，（明）李賢《明一統(tǒng)志·卷四》：“董俊(南樂人，由舉人擢監(jiān)察御史”；（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五十》：兵部尚書表“董俊，山西太原人”；（清）沈翼機《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毛澄榜……　董俊(鄞人)　”、上文《白云稿·卷五·洎川文集序》：“真懶禪師俊公用章”；清朝時期（清）沈翼機《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二》：“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戍科汪應(yīng)銓榜……董俊(會稽人,庶吉士,隰州知州)”。因此，南方族譜大部分以董晉為祖，固然與明清修譜習(xí)俗有關(guān)，而北方族譜大多以董俊為祖，還應(yīng)有與董俊多有同名有關(guān)。個別人以“金頭御葬”把元朝董俊戶南宋董槐混為一談，然一人不可分身同在兩地，一人不可伺二主。

（2）當(dāng)然，也有記載名字號不同的。江西泉溪族譜記載董槐同字號與《宋史》不同，父輩的名也與《宋史》不同。父輩《宋史》“永”名，原為“字”或“號”或“書名”皆不清；《宋史》中的字“庭植”與譜中字“志高”。古人名有正名外、書名、族名等別名不同；《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jīng)》：“老子未入關(guān)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shù)易名字”，且有《顏氏家訓(xùn)》“名亦呼為字”，《閻博陵畫》：“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為名，或書名而不書字者”。故存在不同的名或字，名亦呼為字，不能因記載的字不同而否定。這些都涉及古代的名、字、號、謚號等。董槐謚號，泉溪譜記“文清”，湖北陽新、大冶等地記“文靖”。（明）蔡清《四書蒙引·卷一》、（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等載：“董文靖，公槐”，（元）托克托《宋史·卷四百十四》：“贈太子少師謚文清”，這些筆誤史籍也多有如此記載。同樣，董文靖的名與董槐的官謚相同（雖有古籍載：董文靖公槐，有在賜封的謚號后面加“公槐”），尚也不能直接確定董文靖是董槐。

（3）、相反，不能沒有實證就認為是同名同姓。有林公墓被列為永修縣文物保護單位。（宋）李綱《梁溪集·卷五十二》：“奏知賞罰董有林冀景等劄子”、（清）謝旻《江西通志·卷四十九》：“董有林(建昌人)”、《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卷八百七十二》：“（建昌縣）董有林墓，在縣北三十里。”，充分也就進一步否定“乾隆辛丑統(tǒng)譜”，一個北宋有林公的先祖不可能在南宋。查閱全國的族譜，北宋董有林只有江西泉溪派譜有載：董有林，字淑英，北宋建昌麻溪禾場里（今永修縣虬qiu津鎮(zhèn)麻潭大房董村）人。建昌縣（今永修縣）虬津鎮(zhèn)麻潭大房董村建村至今近千年為江西泉溪派后裔。

5、不承認明清出現(xiàn)的譜匠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七》載：“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xué)力拒之，歿后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圣賢之后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七·“贗譜”》條中，就記載了假家譜買賣的事。明末松江人李延昰的《南吳舊話錄》記載贗譜專賣店招募了一些貧窮的讀書人按百家姓編制，“姓各一譜，譜各分支”，列為始祖的都是歷史上的皇親貴戚或達官顯宦。太原有田宗親考研《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乃為后世譜匠托名董士選的偽作。

6、借聯(lián)譜之名收捐資宗祠之實、鼓動冒認祖宗，會議推廣等方式收宗

商周祭祀演繹出宗廟制度，上升為國家的制度。魏晉以來，國家規(guī)范家廟禮制，在朱熹《家禮》的指導(dǎo)下，祠堂制度得以建立。為緩解籌資修祠，又催生了統(tǒng)譜。

福建董承榮宗長年老不辭勞苦，編撰且低廉價格（成本價）發(fā)行《華夏董氏通譜》，但開始較少人知曉，至今出版六卷，深受好評！然而，某地在2012年在沒有人力物力與研究的情況下，編修《華夏董氏聯(lián)譜》，結(jié)果2013年在收款中標(biāo)注“捐款”，不再兌現(xiàn)《華夏董氏聯(lián)譜》。

個別地方一當(dāng)出現(xiàn)聯(lián)誼、查對族譜、尋根問祖追本溯源、拜訪就當(dāng)作“認祖”；個別地方當(dāng)提供聯(lián)譜的征求不同意見，并作“挑撥是非”來**。有的喜歡會議推廣進行收宗。

以上董氏研究存在的問題，阻礙了董氏研究，也給族譜研究帶來隱憂。

2023年3月29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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