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木

毛澤東和章士釗合影

身份特殊的章士釗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湖南善化人。他是一個特殊的人物，終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最終得以頭頂“無黨派人士”的桂冠。他一生交游甚廣，識人甚多，特別是與毛澤東的交情，更是歷史上的一段佳話。可以在最高領(lǐng)袖那里說上話，甚至是別人不便說的，他卻可以說，而且似乎非常愿意說。這使得他幾乎成為一個孤例——“愛管閑事”，同時又被賦予了“特殊使命”的長者和老人。

章士釗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歷史——參與“倒清”、傳播西方文化和思想。后來，卻與新文化運動作對，當上北洋政府的高官，壓制學潮。

章士釗對女兒章含之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時，提到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曾將女兒的男友毛澤東介紹給自己時說“潤之有雄心壯志”，是他在湖南時最有前途的兩位弟子之一（另一位是蔡和森），囑咐如有機會，可以幫助一下毛澤東。1920年，毛澤東為歡送湖南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來到北京并找到章士釗，希望他能提供捐助。晚年，毛澤東曾對章含之回憶說，當時自己找章士釗借錢時，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彼時的章士釗呢，慷慨地為毛澤東募集了兩萬銀圓。這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全國勝利后一定要照價（其實是遠遠超出）還給章士釗。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章士釗痛定思痛，離開官場，從此以律師和著述為業(yè)。

1949年2月，章士釗與邵力子等率領(lǐng)“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飛赴北平，游說所謂“和平”。章士釗和江庸、邵力子等還前往西柏坡，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見，對當時的國共和平談判及南北通航、通郵等廣泛交換意見。章士釗后來對程潛等做工作，大力推崇毛澤東，勸說程潛打消顧慮，俟機起義。

4月1日，國民黨南京政府派出最后一支“和平商談代表團”，由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等為代表，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組團前往北平。當時，毛澤東曾通過章士釗向代總統(tǒng)李宗仁要求劉仲容 （中共秘密黨員）來北平，而章士釗自己，后來則與蔣光鼐等一同宣告脫離南京政府，前往北平，周恩來、林伯渠等親赴火車站迎接。

新中國開國大典那天，敗退臺灣的國民黨宣布：“資政”宋慶齡以及“國策顧問”邵力子、章士釗、李明揚、張難先等“被共方利用，甘心附逆，特予免職，以肅法紀”。不過，以章士釗的身份，此后他仍與許多國民黨元老如于右任、張群等保持著良好的關(guān)系，也因為這，海峽兩岸在需要時，他就成了最合適的斡旋人。

肩負特殊使命

新中國成立后，海峽兩岸長期處于敵對狀態(tài)。不過，根據(jù)已公開的材料，海峽兩岸的國共兩黨的聯(lián)系持續(xù)地保持著。

1956年8月7日，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囑托，章士釗從北京乘火車，經(jīng)廣州赴香港。這次名義上是私人的探親之行，其實是有特殊的使命，即持密信赴香港，會見國民黨駐香港的宣傳負責人許孝炎，轉(zhuǎn)交毛澤東致蔣介石的信。

此外，章士釗過去在上海時，曾與杜月笙有著非同尋常的關(guān)系。據(jù)章含之回憶：此行，“中央當時還有一任務，即動員杜月笙回國”。雖然對大陸心存疑懼的杜月笙未能成行，但章士釗開始執(zhí)行大陸與臺灣建立渠道的使命卻由此啟動了。

1957年，蔣介石派國民黨立法委員宋宜山 （宋希濂的弟弟）返大陸。同時，海外記者曹聚仁也在北京先后訪問了章士釗以及周作人等，并與中共領(lǐng)導人接觸，傳達海峽兩岸高層的信息。此后，每當章士釗出行之前，周恩來都會與章士釗商談。章含之后來說：“父親的嘴很嚴，從來不對我們多說什么?！?/span>

1958年8月，為了報復臺灣對大陸沿海的破壞和滲透，同時為了反對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開始炮擊金門、馬祖。炮戰(zhàn)打響后，毛澤東曾讓章士釗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其中稱道：“臺、澎、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泵珴蓶|讀了之后，很是欣賞，但以為把臺灣看做“南天”不太恰當，遂改為“南云”。1960年3月30日，周恩來與章士釗談話，又提及臺灣問題。兩人分析之后，認為美國的“兩個中國”陰謀最終搞不通，臺灣則是能拖就拖的局面。在此前后，章士釗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介入大陸與臺灣的聯(lián)系，包括參與接待多次 “北行”的記者曹聚仁。

從1956年到1964年，章士釗每兩年赴香港“探親”一次，每次都要住上半年。實際上，這是為兩岸的交流建立一個穩(wěn)定而暢通的渠道?？上В驮?966年又該起程的時候，內(nèi)地“文革”爆發(fā)，章士釗固定的行程因此也被打斷。

1973年5月25日，92歲的章士釗在毛澤東的安排下，帶著親屬和特別配備的醫(yī)生、護士、秘書、警衛(wèi)等，飛赴香港。這次仍然名為探親，實質(zhì)是來恢復大陸與臺灣聯(lián)系的。因此，章的此行成為當時震動海內(nèi)外的一條重大新聞。據(jù)章含之回憶：當天，中國民航的包機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時，“為了我們這架專機，香港方面專門封鎖了整個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機場是空空蕩蕩的”。“主席在我們臨行前說，我們派一個包機過去，就是要制造轟動效應。”章士釗在家屬及醫(yī)護人員的陪同下，坐著輪椅，被抬下飛機舷梯。

到達香港后，章士釗“出奇地冷靜”，“他似乎意識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間的最后一次偉大使命”。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安排會見各方面的舊友。也許是氣候不適，以及過于勞累，章士釗不久得了肺炎。周恩來立即下令組成醫(yī)療隊，連夜辦簽證趕赴香港。然而醫(yī)療隊還沒動身起程，章士釗已在香港去世了，那是7月1日。

章含之還回憶，就在章士釗到達香港之前，臺灣的張群和 “二陳”（陳立夫、陳果夫）的代表也已經(jīng)到了香港。父親曾囑咐她：“你告訴總理，我已和臺灣來的人接上頭，開始工作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告訴周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边@竟成了章士釗的遺言。

為毛澤東、劉少奇調(diào)解

1960年4 月，周恩來（前排右三）在中南海西花廳與章士釗（前排右五）等人合影

1967年3月，章士釗遭到抄家。一怒之下，他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毛澤東隨即將信批示給周恩來。周恩來馬上擬寫了一份宜加保護的民主人士名單，借此保護了不少人。此后，章士釗從北京301醫(yī)院返回家，除了閉門讀書外，他還想要調(diào)解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guān)系，于是分別寫信給毛澤東和劉少奇。

章士釗給劉少奇的信，內(nèi)容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緬維六四年春節(jié)元日，潤公開教育會議于上海，公與釗均列席。時潤公縷述北大積弊，心長語重，響徹殿廊。未意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體系全體魚爛而亡，致有今日?；貞浨皦m，應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以來，時不過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幾于無遠不屆，無高不達。馴至近日集中力量與公為難。顧?繹潤公歷次工作會議談話意旨，類無不于公優(yōu)加顧惜，有增無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責任，我亦有責任；又曰：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又曰：錯了，說明白，改過來就行，我無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質(zhì)，與天下人以共見。嘗論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

昔蘇子瞻《與程正輔游香積寺》詩云：“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發(fā)?！贬撚^近日廣眾宣布公之十大罪狀，若而無產(chǎn)階級路線，若而資本主義路線，疑似之間易滑而進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難東西忽而換位，黑白驟而變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一書曾說到有人不懂馬列主義而特裝模作樣，自封為領(lǐng)袖，以家長式在黨內(nèi)發(fā)號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為指摘陳獨秀一流人，然讀者謂是謾罵潤公。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斯殆別有用心，應置之不論不議之列。竊以共產(chǎn)黨起家不易，由草創(chuàng)以至統(tǒng)一全國，前后四十余年之久。兩公皆始終其事，相與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貴友誼，豈可等閑視之。

以釗揣知公于潤公，微論學術(shù)，即以里與年事論，風義原是師友相兼。加以親隨有年，不斷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屬誼所當然。今外間之所齮龁公者，姑不論是非虛實如何，而公應執(zhí)持百鳥不噪空窩之確信，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跽謝罪，舉一切讕言毀語自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向后在潤公統(tǒng)一指揮之下共同施行無產(chǎn)階級路線，期于一流而無間，傾懷自誓，毫無保留。須知人非圣賢，孰不有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釗敢信潤公樂于公之有此一舉，立以公之誠懇轉(zhuǎn)達群眾，于是約期開一懇親大會，兩公同時出席，相與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層累蔓延之各項糾紛均相次而得到解決，豈不大快！豈不大快！雖曰今之無產(chǎn)與資產(chǎn)兩條路線之劇爭不比于趙國之兩虎共斗，有妨國家之急，獨美帝與各國反動派正悻悻同以中國為敵，而共產(chǎn)黨解放世界之大任，復以各被壓迫民族興起緩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艱苦形勢，難于一鼓驟成，實不宜于國內(nèi)延長動亂，阻吾進路。

曩朱叔元《與彭寵書》：“凡事毋為親愛者所痛而見仇者所快”，吾為此懼，深有感于斯言，竊惟潤公之用心無過犯錯誤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崗位而各有貢于國，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團結(jié)，以康而國，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窺測似甚難，由間道鍥入則甚易。語云：“解鈴還是系鈴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轉(zhuǎn)移形象，兩公實在握焉。惟公先圖。利之國家。幸甚。

專肅順致

政綏

章士釗謹啟

章士釗當時分別致信劉少奇和毛澤東，表示他愿意居中調(diào)停這兩位中共領(lǐng)導人之間的矛盾，一般人是不敢有此舉的。當然，章士釗也是“有勇”而已，他大概不會知道當時的形勢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以及那些已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如今看章士釗當年的“壯舉”，人們只有敬佩，如他在信中“公然”指責“文化大革命”是“暴力”行為，認為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至于他勸說劉少奇向毛澤東負荊請罪，提出讓劉少奇和毛澤東兩人一起出席會議，又表示相信毛澤東會大人大量，接受和解。這“管閑事”也“管”得太寬了，卻也看出了他的誠摯和善意。

如今，章士釗寫給毛澤東的信還沒有披露。不過，信中的意思，卻可以從毛澤東的回信中揣測出來。3月10日，毛澤東回信說：

行嚴先生：

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敬問安吉

毛澤東

“愛管閑事”的正直老人

章士釗“愛管閑事”是出名的，那是因為他有“管閑事”的“資本”。

1957年上半年，中共開始實行整風。3月，在一次全國政協(xié)會議上，章士釗發(fā)言，引述“物必自腐而后生蟲”的古訓，“希望中共永遠保持廉潔奉公、不謀私利的優(yōu)良作風”。這本來是很好的建議，也非常符合整風的宗旨，但結(jié)果出乎意料。此后，他竟受到了猛烈的抨擊，被迫作檢討，檢討又通不過，而且被內(nèi)定為“大右派”。章士釗不服，上書毛澤東，陳述其初衷。后來毛澤東批示：章士釗的用意不錯，應免予批評。章士釗這才沒有當上“右派”。不過，他的許多友人卻沒有這樣幸運，如葉恭綽，只好寫了一篇《揭發(fā)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由章士釗轉(zhuǎn)交給了黃炎培和李維漢。

1959年10月，章士釗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拔母铩鼻跋?，毛澤東決心沖擊被“修正主義”污染的教育領(lǐng)域，講了一番有關(guān)“教育革命”的話，還特地請來曾在北洋政府擔任過教育總長的章士釗作陪。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文革”時期，出版業(yè)甚為蕭條，而章士釗晚年的力作《柳文指要》卻被毛澤東特別批準，予以出版。大概有了這些象征性的“資本”，章士釗“愛管閑事”的脾氣照發(fā)不誤，這多少出乎人們意料。

大興“破四舊”之風后，周作人自感不保，遂將其《往昔詩》的抄稿托人轉(zhuǎn)交于章士釗。

1968年8月，章士釗給周恩來去信，反映原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之女覃瑞受批斗一事。

覃振(1884～1947)，字理鳴，湖南人，早年參加華興會反清，后東渡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早稻田大學，是同盟會評議員。此后又參加萍瀏醴起義，在長沙被捕，被判終生監(jiān)禁。辛亥革命時出獄，任湘桂聯(lián)軍督戰(zhàn)隊隊長，攻打南京。中華民國成立后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又參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后在東京參加中華革命黨，任湖南支部部長。此后追隨孫中山，任總統(tǒng)府參議兼法制委員、改組后的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以及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代院長，司法院副院長，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監(jiān)察委員等。他主張抗日，與蔣介石多有相悖，并曾掩護過中共地下工作人員。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覃振兩次宴請這位老鄉(xiāng)，席間以張學良為例，勸說毛澤東盡快離開重慶。1947年，覃振病逝于上海。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打聽覃振家屬的下落，并囑咐李維漢照顧其家人。

章士釗給周恩來去信，信中還證明覃振生前不是中共的敵人，而是同情者和友人，并與毛澤東、周恩來都有直接的關(guān)系。周恩來在接信后立即通知有關(guān)方面酌辦，并證明說：一、覃理鳴確在抗日時期與我黨有統(tǒng)戰(zhàn)關(guān)系，覃為當時反蔣人士；二、照顧覃之家屬，確為主席囑辦，與劉少奇無關(guān)。此后，覃瑞得到“解放”。

1970年5月，章士釗又給周恩來去信，這次反映的是馬宗霍的工作問題和康國雄治病一事。

馬宗霍是著名文字學家、書法家，也是湖南人，曾是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和中央文史館館員、中華書局編審（主持過《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著有關(guān)于《說文解字》的研究著述，以及《音韻學通論》、《文字學發(fā)凡》、《中國經(jīng)學史》等。章士釗去信后，周恩來隨即指示有關(guān)方面解決問題，使馬宗霍得以返回文史館工作，且原職原薪對待。

康國雄是蔣介石的“干兒子”和蔣緯國的小伙伴（蔣介石稱其為“賢侄”）。康國雄的父親康心如是著名的銀行家，參加過辛亥革命，對抗戰(zhàn)時的八路軍也多有資助?？祰墼谀祥_大學經(jīng)濟系讀書，后在北京機械學院任教。“文革”中，因“蔣介石干兒子”的關(guān)系蒙受了嚴重沖擊，在章士釗等的鼎力相助下，周恩來力克艱難，三次批示，予以保護，使康國雄可以回到北京治病。周恩來還指示，待其病愈后，再另作下鄉(xiāng)安置。1997年，康國雄赴臺灣訪問，并看望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和蔣緯國，拜謁了蔣介石陵。

1970年6月7日，章士釗再給周恩來去信，反映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生活困難一事。得信后，周恩來迅即批示陜西省和西安市有關(guān)部門不要強迫高仲林疏散下鄉(xiāng)。批示中說：“高年九十，存日無多，女死親散，可委托街道委員會輪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給以糧票和救濟費 （包括街道委員會派人的工分在內(nèi)），一直到死為之火化為止。”周恩來還說，于右任先生 “非蔣嫡系，早年與章行老、邵力子同辦《民立報》，在辛亥革命后頗有聲譽，現(xiàn)于已死，如我政府對其前妻加照顧，當能影響舊社會許多孤單無靠而又非極反動分子”。

8月6日，章士釗又給周恩來去信，反映袁鴻壽工作一事。袁鴻壽是江蘇人，中醫(yī)名家和書法家。早年曾在法國、比利時、荷蘭深造，獲拉哀特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曾在云南大學等校任教。他還是北京中國醫(yī)學院的創(chuàng)始人，一生致力于中醫(yī)研究事業(yè)，對中醫(yī)理論頗有建樹。在“文革”中，袁鴻壽也受到了沖擊。

章士釗去信后，周恩來隨即批示有關(guān)方面予以解決，并認為可將其調(diào)至文史館，以完成他編纂法文典的工作。周恩來還指示，對袁鴻壽，工資應照發(fā)。

責編：江榮兵

編審：鄭國偉

制作：王喻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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