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翚道統(tǒng)論新解

作者：張興武（杭州師范大學(xué)教授）

有關(guān)“道統(tǒng)”的闡釋，是唐宋儒學(xué)家普遍究心的重要論題。崇安劉子翚探幽析微，超越時流，撰《圣傳論》以倡新說，在南宋學(xué)壇獨樹一幟。不過，自朱熹做出劉屏山“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圣傳論》”（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的解釋性評價，后世學(xué)人便以之為“雜學(xué)”之書，鮮有深究者。上世紀80年代，陳來先生通過文本細讀，明確認識到“《圣傳論》不曾說釋老亦得圣人之傳，其禪學(xué)影響并不明顯”（陳來《略論〈諸儒鳴道集〉》），只可惜像這樣辨析精微的懇切之論，并未引起學(xué)界足夠的重視。

首先，“圣道”的核心內(nèi)涵究竟是什么？《圣傳論》給出了不同凡響的新解說。

唐代學(xué)人對“道”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仁”和“義”兩個層面，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保n愈《原道》）李翺亦稱，“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圣人所由之道也”；“茍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李翱《答侯高第二書》）宋代鴻儒多沿襲此說，如張栻云：“大扺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后仁之體為無敝也。”（張栻《答朱元晦》）南宋心學(xué)名家袁燮也認為：“儒者之道，必尚仁義，必緩功利?！保ㄔ啤读_公行狀》）然而，用“仁義”二字概括儒道畢竟有所局限。

劉子翚深思遠慮，以為“圣道”本身絕非固定不變，其豐富內(nèi)涵是在古圣前賢的集體探索和不斷積累中逐步形成的。上海圖書館藏宋端平中黃壯猷修補本《諸儒鳴道集》卷七〇所載《圣傳論》之目曰：“堯舜（一）、禹（仁）、湯（學(xué)）、文王（力）、周公（謙牧）、孔子（生死）、顏子（復(fù)）、曾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眲⒆恿氁釋O劉秉鐸曾解釋說：“至若《圣傳論》十首，于堯舜則佩其精一，于神禹則服其仁民，于湯則見其日新不已，于文王則稱其涵養(yǎng)力健，于周公則贊其謙光無逸，于孔子則嘆其盡性踐形，于顏子則慕其克復(fù)近易，于曾子則思其孝敬純篤，于子思則企其時中闡道，于孟子則信其領(lǐng)會自得?！保ǔ虅住秳⑹蟼髦忆浝m(xù)編》）很明顯，在劉氏看來，所謂“圣道”乃是往哲前賢多元智慧匯集沉淀的完美結(jié)晶。

四庫本《屏山集》和《全宋文》卷四二五七收錄《圣傳論》十篇，將每位圣賢下所注小字悉數(shù)刪除，殊不知原有小字不僅表明諸位圣賢對建立“道統(tǒng)”所做的貢獻，更說明“圣道”內(nèi)涵的形成絕非一人之功，而是眾賢精究集思廣益的結(jié)果。如堯舜下標(biāo)注“一”，其意是說：“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在劉氏看來，“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常變易。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怠，急而不危，應(yīng)而不隨，受而不蓄”（劉子翚《圣傳論》），乃是堯舜創(chuàng)立“圣道”時的自覺情狀。如果說堯舜之“一”是“圣道”的初始基因，那么后繼諸賢次第為功，不斷擴充和完善“道”的哲學(xué)內(nèi)涵，則是一個應(yīng)然的過程。相對于朱熹的十六字心訣，《圣傳論》固然不夠簡明，但彰顯古代圣賢之個性，詮釋智慧累積之軌跡，其學(xué)術(shù)建樹絕不可小覷。

其次，劉氏有關(guān)“圣道”傳承方式的論述，別開生面，具有獨特價值。

從韓愈到“二程”，學(xué)者對“道統(tǒng)”授受過程的理解始終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韓愈《原道》）的線形模式。甚者以為圣賢“不并生”，而是“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垂諸無窮”。（孫復(fù)《上孔給事書》）然而，古圣先賢并非生死相接魚貫而出者，他們之間的直接授受似乎不太可能。

《圣傳論》將“圣道”的傳承方式描述為“口傳而心受”，曰：“堯、舜、禹口傳而心受也。三圣既沒，斯道散于百家，蕩于末流，匿于學(xué)者見聞之外數(shù)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沒，又散于百家，蕩于末流，匿于學(xué)者見聞之外數(shù)百年。文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一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口傳而心受也。三圣又沒，邪朋邪，诐翼诐，幅裂鼎沸，莫可誰何?？鬃映鲅?，氣足以壓其聲焰，量足以吞其區(qū)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貫之?！俗媸鰣蛩粗钜?。”（劉子翚《圣傳論·堯舜》）簡言之，“圣道”的傳承方式既有像堯、舜、禹和文、武、周公那樣的“口傳心授”，也有像湯、文王及孔子那樣“引而歸之，會而通之”，使其“純一不已”的繼承與發(fā)揚。這樣的闡釋在學(xué)理邏輯上似乎更為周延。

劉氏以為“口傳心授”的重點在于“誠”“虛”“克己”“致知”“恕”“敬”“靜”“慎”等核心要素。由于“圣人標(biāo)指，固非一途，前學(xué)以是流布，后學(xué)以是進修”，學(xué)者唯有“得之于心”，才能漸入“圣域”。此外，在他看來“深造以道”并不是“圣賢”的專利，“蓽門圭竇，密契圣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劉子翚《圣傳論·孟子》）這一說法不僅為“圣道”內(nèi)涵的不斷豐富提供了有力支撐，更為“道統(tǒng)”譜系的不斷延展給出了合理解釋。

再次，《圣傳論》有關(guān)“道統(tǒng)”譜系的闡釋既不同于韓愈，也不同于柳開、孫復(fù)、石介及陳襄，更有別于濂洛各家。其多元開放的姿態(tài)及學(xué)理闡釋值得尊重。

“道統(tǒng)”譜系的構(gòu)建始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文備述堯、舜、禹、湯、周公、文、武及孔子創(chuàng)建“圣人之道”的艱難歷程，以“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qū)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作結(jié)。韓愈繼之，列孟子于“統(tǒng)系”之末，且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柳開自詡為“宋之夫子”（柳開《答臧丙第三書》），遂有意拉長譜系鏈條，以便能側(cè)身其間，故曰：“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保_《應(yīng)責(zé)》）孫復(fù)、石介等人更倡其說，以為“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nóng)，著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自孔子歿，“諸儒學(xué)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孫復(fù)《上孔給事書》）紹興鴻儒林之奇亦稱：“得吾道之傳者惟四人焉。孟軻醇乎醇，在所不必論。自孟子而下，則有荀卿、揚子云、王仲淹、韓退之，此皆學(xué)者之尊敬以為仁義禮樂之主也?！保种妗稉P子講義序》）可以設(shè)想，此說影響有多么深遠。

隨著“宋學(xué)”的興起，自孟子以下的“圣賢”身份漸遭質(zhì)疑。慶歷時代，閩學(xué)先驅(qū)陳襄就聲稱：“孔子沒，六經(jīng)之道不明于世。諸儒駁雜之說，綸紛怪錯，周環(huán)天下?！保ā端驼潞庑悴判颉罚┡c之同時，張載也認為“孔、孟而后，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張載《經(jīng)學(xué)理窟·義理》）司馬光指責(zé)王通議論“不合于圣人”，謂“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邵氏聞見后錄》）蘇軾將李斯之罪歸咎于荀卿，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蘇軾《荀卿論》）復(fù)曰：“韓愈之于圣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蘇軾《韓愈論》）王安石針對荀卿“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的問題，以為“后世之名，遂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并比喻說：“今有人于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為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亦近乎此矣?！保ㄍ醢彩盾髑湔撋稀罚┓泊朔N種，難以盡述?？梢钥隙ǖ氖牵?、揚、王、韓由此便不得不退出“道統(tǒng)”譜系。

濂洛學(xué)派的“道統(tǒng)”觀大別于韓愈等人。程頤謂其兄顥氏“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xué)于遺經(jīng)，志將以斯道覺斯民”（程頤《明道先生墓表》），功勞不啻孔孟。朱熹則稱“圣賢道統(tǒng)之傳，散在方冊，圣經(jīng)之旨不明，則道統(tǒng)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圣賢之經(jīng)訓(xùn)”“深得古人遺意于數(shù)千載之上”（《西山讀書記·朱子傳授》）最終建立了一個新道統(tǒng)。具體如黃榦所說：“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zé)，得統(tǒng)之正者，不過數(shù)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黃榦《朱先生行狀》）隨著理學(xué)的興盛，此說也日漸深入人心，如李心傳曰：“理學(xué)之說，隱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闿端于孔門洙泗之設(shè)教，推廣于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于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fù)恢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保ɡ钚膫鳌兜烂洝罚?/p>

劉子翚生于道學(xué)鼎盛之際，但他依然尊重傳統(tǒng)儒學(xué)的“統(tǒng)系”。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指出“圣道”的傳承“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后乎孔孟，傳固不泯”。換言之，伏羲、神農(nóng)、黃帝等往圣先賢雖無文字傳世，但他們創(chuàng)立“圣道”的功績不可磨滅。孟子之后能夠“密契圣心，如相受授”者代不乏人，所謂“不得其傳”的說法是“孤圣人之道，絕學(xué)者之志”，（劉子翚《圣傳論·孟子》）斷不可從。要之，劉氏所理解的“道統(tǒng)”譜系既非單線傳承，更無陡然得“道”者。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學(xué)術(shù)最重傳授淵源，蓋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陳寅恪《論韓愈》）唐宋學(xué)人有關(guān)“道統(tǒng)”的紛爭亦可作如是觀。劉子翚不惑舊說，創(chuàng)為新論，其思想智慧和學(xué)術(shù)勇氣均值得尊重。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09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