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位于北京和渤海之間，是首都北京重要的出?？?，又有從海防角度拱衛(wèi)京師的重大意義。這層意義，不但現(xiàn)在如此，自從天津出現(xiàn)在地圖上，一直都是如此。

在明朝之前，是不存在“天津”這個地名的，今天津地面上的城邑，基本都和軍事有關。金宣宗貞佑二年（公元1214年），為了防御蒙古大軍，拱衛(wèi)中都（北京），在三岔河口附近設了直沽寨。三岔河口在運河和海河交匯處附近的獅子橋附近。當時的金朝國力急速衰敗，此舉并沒有挽救中都的命運，金宣宗在同年也把國都遷到了開封。

元朝時京杭大運河溝通南北，海運同樣發(fā)達，但無論是河運還是海運，由南向北的水路都要經(jīng)過直沽寨，一旦出事那是要震動京師的。正因為如此，元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朝廷在直沽寨設置了海津鎮(zhèn)，加強了軍事功能。

當然，大家對天津歷史最為熟悉的一段，還是來自明成祖朱棣。朱元璋去世后，太孫朱允炆繼位，手段強硬的推行削藩，“逼”得燕王朱棣走投無路，只好硬著頭皮發(fā)動“靖難”，竟然贏了。

國都南京距離北元（蒙古各部）太遠，再加上又不是朱棣的大本營，所以朱棣決定把國都遷到自己的發(fā)家之地北平。朱棣的思維又回到了元朝皇帝那里：守住京師就必須守住海津鎮(zhèn)。朱棣有三件事需要做：一、攻擊北元，二、撫御東北女真各部使之鉗制北元，三、統(tǒng)治中原。要做好這三件事的任何一件，都必須加強對海津鎮(zhèn)的軍事控制。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朱棣在海津鎮(zhèn)的地面上設置了天津衛(wèi)。

明朝的地方軍事制度分為三級：略相當于省級的都指揮使司、略相當于地級的衛(wèi)、略相當于縣級的所（分為千戶所、百戶所）。衛(wèi)所多設置于軍事要地，海津鎮(zhèn)為京師之屏藩，又是京師河運、海運的起點，當然要設置“衛(wèi)”了。永樂三年和四年，朱棣又分別設置了天津左衛(wèi)和天津右衛(wèi)，三衛(wèi)有1.6萬名重兵，拱衛(wèi)京師。

為什么叫天津，自然就是“天子津渡”。作為天子的朱棣南征北戰(zhàn)，要經(jīng)常在這里渡河，天子津渡再合適不過，所以簡稱天津。

天津的位置可以說得天獨厚。一、京師的門戶。二、京師的出?？?。三、京師和江南海運的必經(jīng)之地。四、距離遼東非常近。上面講過永樂大帝要做的三件事，其中一件就是經(jīng)營遼東，而要做好這件事，天津是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遼東對明朝來說有三大戰(zhàn)略意義，一個是鉗制北元，一個是控制女真各部的橋頭堡，一個是控制朝鮮半島的橋頭堡。遼東要是守不住，三線皆失。

圖-天津在遼東與山東之間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遼東出現(xiàn)了大面積饑荒，雖然遼東人口不算太多，但鑒于遼東之于明朝的重要性，遼東不能亂。遼東方面給朝廷建議，把糧食存放在天津，便于救遼。從天津碼頭裝糧走海路運到廣寧右屯（錦州附近），不到二百里。兩地之間海路可以泊船的地方，中間相隔不過五十里，沒有滔天巨浪，便于行船。嘉靖帝把天下弄得烏煙瘴氣，但知道遼東是他吃飯的家伙之一，丟不得，批準了。明朝人把天津稱為京師最重要的形勝之地，沒別的，可上陸，可通海，北可救遼東，南可泛海東亞、東南亞，

圖-天津大沽口

嘉靖帝的伯父孝宗弘治帝時，就有大臣上書，說天津是國家水陸要沖咽喉，干系甚大，應設兵備官。弘治帝批準了，天津設兵備道，這意味著天津從一個單純的軍事要塞向行政管理轉(zhuǎn)化，更多的是民政上的發(fā)展。

清朝是從遼東起家統(tǒng)治天下的，東北方向無憂。天津的三衛(wèi)就顯得“多余”。清世祖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三衛(wèi)合并，只設天津衛(wèi)，但這并不意味著清朝不重視天津，只是在明弘治帝傾向于民政的基礎上繼續(xù)發(fā)展。隨著人口越來越多，以及商業(yè)貿(mào)易的繁榮，在天津設置民政機構(gòu)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

圖-天津大學

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天津衛(wèi)改設天津州，隨后設略低于府級別的直隸州。但只過了六年，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天津府就設立了。天津設府，和現(xiàn)在將天津設為直轄市，其含義大致相當，都是更好地拱衛(wèi)京師。所不同的是，清朝時的京師順天府是有直接出?？诘?，就是現(xiàn)在的天津新港附近。民國后，天津當過直隸省省會，1928年改稱河北省后，天津依然是省會。后來幾經(jīng)調(diào)整，1966年，河北省會從天津遷到保定，天津隨后恢復成為直轄市至今。

圖-南開大學

說到天津，必然提到天津衛(wèi)，即拱衛(wèi)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