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人人添人澡人人爽超碰,日韩久久无码精品一区二 http://www.51zclw.cn 寶寶取名 公司起名 專家起名 周易起名 姓氏起名 Sun, 04 Jun 2023 08:29:28 +0000 zh-Hans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6.8.2 http://www.51zclw.cn/wp-content/uploads/2023/04/2023042403580774.png 西域 – 寶寶取名網(wǎng) http://www.51zclw.cn 32 32 曩者霸上的曩是什么意思,曩者霸上的曩的意思 http://www.51zclw.cn/archives/34619 Sun, 04 Jun 2023 08:28:39 +0000 http://www.51zclw.cn/?p=34619  

龜茲焉耆,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同為新疆絲綢之路北道(也有其他說法,下祥)大國。雖然名為兩地,然而在地理上,歷史上,民族上,語言上,宗教信仰上等等方面,實為一體。因此,我現(xiàn)在敘述兩地的佛教時,放在一起敘述。然而,究竟是兩個地方,古代稱為兩個“國”,所以有時還要分開來敘述。總之是有合有分,視客觀需要而定,這樣才能使輪廓分明,使讀者得一個清晰的概念。

有一點必須在這里先提出來,加上說明。兩地雖同為佛教重鎮(zhèn);但是,在許多佛教史中,比如日本學者羽溪了諦的《西域之佛教》等等,都只為龜茲的佛教列專章,而焉耆不與焉。其故何在?竊以為,在佛教信仰對外擴散的影響方面,對中國內(nèi)地的影響方面,焉耆遠不能望龜茲項背,不為焉耆列專章的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一)焉耋(注:周連寬著《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1984年,22-40頁,《阿耆尼國考》,對阿耆尼這個名稱有詳盡的考證。)

在中國古代典籍和佛典中,焉耆一地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我先根據(jù)周連寬先生的考證,把名稱抄在下面,再加以必要的補充:

焉耆(《后漢書·西域傳》)、焉夷、傿夷、鄢夷、焉夷、烏耆、烏辛、烏夷(《一切經(jīng)音義》)、 夷(《法顯傳》)、烏耆(《一切經(jīng)音義》、《釋迦方志》)、鄔耆、阿耆尼(《大唐西域記》)、億尼(《月藏經(jīng)》)、憶尼、嬰夷(《一切經(jīng)音義》)、烏纏、焉祗(《一切經(jīng)音義》)(注:以上名稱,主要根據(jù)周連寬上引書,我加上了幾個,但并不求全。詳細的考證,也請參閱周文。)。

先抄一點材料。

《一切經(jīng)音義》,卷82, 54,836c玄奘《大唐西域記》,卷1,慧琳撰:

阿耆尼國(夾注)佶伊反,胡語也。或出焉祗,佶音巨乙反。

同上書卷,頁873a:

阿耆尼國(夾注)兩磧之西第一國也。耆,音祗,古曰嬰夷,或曰烏夷,或曰烏耆,即安西鎮(zhèn)之中是其一鎮(zhèn)。西去安西七百里。漢時樓蘭、善善、危頒、尉犁等域,皆此地也?;蜻w都改邑,或居此城,或住彼城,或隨主名,或互相吞滅,故有多名,皆相鄰近,今成丘墟。

《大方等大集經(jīng)》卷55,《月藏分》C 13.368b:

爾時世尊以億尼國付囑勇健執(zhí)蠡大夜叉,將千眷屬(中略)“汝等共護億尼國!”

再作幾點闡釋。

第一,慧琳音義《大唐西域記》,在列舉了許多名稱之后,最后一句話“今成丘墟”,顯然不會指焉耆(阿耆尼),否則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不會寫“國大都域周六七里,四面據(jù)山,道險易守(下略)?!?/p>

第二,億尼是否是焉耆的問題,德國梵文學家呂德斯在他的論文《東土耳斯坦歷史和地理的再研究》(Weitere zum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ürkestan,Philologica Indica S.622)中,作了詳盡的論證,證明“億尼”就是“焉耆”。

第三,在克孜爾梵文殘卷中,阿耆尼作Agni(上引書,S.621)。

第四,請參閱日本學者水谷真成譯《大唐西域記》“阿耆尼”注,以及其他日本學者的《大唐西域記》譯本的注。也請參閱覽Thomas waters,On yuan Chwangs'Travels in India,vol I.P14 ff.阿耆尼的注釋。都不再征引。

(二)龜茲

在中國古代典籍和佛典中,龜茲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注:周連寬著《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1984年,46-68頁,《屈支國考》。):

龜茲(《前漢書》)、丘慈(《新唐書》)、歸茲(《申日經(jīng)》)、丘茲(《悟空入竺記》)、邱茲(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邱慈(《密跡金剛力士經(jīng)》)、屈茨(道安:《釋氏西域記》)、苦叉(元《經(jīng)世大典》)、俱支曩(《梵語雜名》)、俱之那(《梵語雜名》)、屈慈(《新唐書》)、屈文(玄奘:《大唐西域記》)、歸茲(禮言:《梵語雜名》)、歸慈(《出三藏記集》)、苦先(《元朝秘史》)、拘夷(《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曲先(《明史·西域傳》)。

名稱抄完,還必須作點補充,一是抄點資料,二是作點闡釋。

先抄資料。

《一切經(jīng)音義》卷28, 54,496b《妙法蓮華經(jīng)序》,慧琳撰:

龜茲(夾注)上音歸,下音諮,胡國名也,即安西四鎮(zhèn)是也。

羨林按:慧琳在這里把“龜”字注音為“歸”。

《一切經(jīng)音義》,卷82, 54,836c,玄奘《大唐西域記》,卷1,慧琳撰:

屈支國(夾注)上,君物反,即安西龜茲國。

同上書卷,頁837a。

屈支國(夾注)上,君物反。古名月支,或名月氏,或曰屈茨,或名烏孫,或烏 桑,案番國多因所亡之主立名,或隨地隨城立稱,即今龜茲國也。安西之地是也。如上多名,并不離安西境內(nèi)。

羨林按:慧琳這一段音義頗出人意料,他把古代西域一些民族同龜茲聯(lián)系起來。他說了些“或曰”,“或名”之后,最后來上一句:“并不離安西境內(nèi)”,前后似有矛盾,上面他曾把“龜”音為“歸”,現(xiàn)在又改為“君物反”,也是有矛盾的。

再作點闡釋。

上面抄錄的名稱中有“俱支曩”一詞。這個詞兒見于唐禮言的《梵語雜名》( 54,1233 ff.)。值得注意的是禮言是“歸茲沙門”,“歸茲”當然就是龜茲。上面我引慧琳音義,“龜,音歸”。這又添了一個證據(jù)。問題還不在這里。問題是:這個“曩”如何解釋。禮言是龜茲人,在正文中,他不寫“歸茲”,而寫“龜茲”,梵文譯音“俱支曩”,梵文原文是Kucīna( 54,1236a)。德國梵文學者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他的論文《東土耳其斯坦的歷史和地理研究》(H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estan,見Philologica lndia,S.529)中,把“俱支曩”解釋為Kuci(龜茲)的復數(shù)屬格Kucīnām。這樣看上去似極有理。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唐智廣《悉曇字記》(54,1186ff.)在開頭一段類似序或?qū)а灾姓f:

悉曇,天竺文字也?!段饔蛴洝吩疲?span id="4a9iq9t"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6574708">梵王所制,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zhuǎn)用,流演支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而中天竺特為詳正?!瓡咸祗蒙抽T般若菩提,誐陀羅尼梵挾,自南海而謁五臺,寓于山房,因此受焉。與唐書舊翻兼詳中天音韻,不無差反?!蛘埰渌觯袑彿?,即共抒軸,科以成章。

在這里,請注意幾點:

第一,這一本《悉曇字記》是根據(jù)南天音撰成的。

第二,中天音特為詳正。后面,頁1188a,na,挪(那)字有夾注說:“捺不反,音近那可反。余國有音,音曩”。意思就是na,南天音讀若那,而“余國”讀為“曩”。“余國”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我有一篇論文:“所謂中天音旨”(見《季羨林文集》卷7,頁445-474),詳細論證了中天音有一些特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na讀若曩。(請參閱,不再征引)禮言注Kucīna為“俱支曩”,顯然遵守的是中天音旨。其他一些na字,他也以“曩”字注音,比如頁1236c“龍”,naga,他注為“曩逾”。類似的例子還多,不一一列舉??傊阒ш俚摹瓣佟弊质侵刑煲?,與復數(shù)屬格的nām無涉。

第三,克孜爾梵文殘卷中,屈支作Kuci。

第四,請參閱日本學得水谷真成譯《大唐西域記》“屈支”一條的注釋,以及其他日本學者翻譯《大唐西域記》的有關(guān)注釋,不一一征引。又請參閱覽Thomas Waters的On yuan chwangs in India,vol.I,P.58 ff.有關(guān)屈支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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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一詞最早見于西漢桓寬的《鹽鐵論》:

……是以騾驢駱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nèi)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

比這更早的文獻中,未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琉璃的記載?!段骶╇s記》中也數(shù)見“琉璃”一詞,但此書雖題為西漢劉歆所著,人皆知其為偽托,實晉人所作。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時期的《尚書?禹貢》有一條記載:“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瑯玕”。鄭玄注以為璆指美玉,琳指美石。稍晚的《爾雅·釋地》也說:“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瑯玕焉”。同書《釋器》又云:“璆琳,玉也”。

在漢以前其他的文獻和文學作品中,“璆”和“琳”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

干儛,用兵以禳;祈,璆冕舞。(《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西漢·司馬相如:《子虛賦》)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西漢·司馬相如:《上林賦》)

碝磩彩致,琳珉青瑩。(東漢·班固:《兩都賦》)

情有重于琳球。(東漢·張衡:《懷舊賦》)

以上引文中,“璆”與“琳”多是單獨出現(xiàn)?!渡胶=?jīng)》的這一段文字尤其值得注意:古人祭祀用銅,禮盟用玉,相沿已久?!氨睘殂~器,故禳祭用之,祈用“璆冕”,則“璆”當為玉類。平常燕樂,舉“干”而舞,則藤、革之屬矣。郭璞注《山海經(jīng)》,也是訓“璆”為美玉?!蹲犹摗?、《兩都》二賦以“琳”與“珉”字相屬,似“琳”應為石之類。鄭玄注《尚書》以“琳”為美石,當是確論。《說文解字》則將“璆”字附“球”字條下,以為是聲音詞:

球:玉聲也,從玉,求聲。璆:球,或從翏。

琳:美玉也,從玉,林聲。

把“球”字作象聲詞的用法,在古代文獻中不乏其例?!额伾诫s記》中的“乃球鏘鳴”,即以“球”字狀聲。但是,還是以作美玉解的用法為多。故《集韻》云:“球、璆……一曰美玉”。古來對“璆琳”的訓詁雖有歧異,但總可以以“玉石”概之。

近人章鴻釗以為“璆琳”就是“琉璃”,他在《石雅》中寫道:

璆琳,流離也,或作琉璃。曰流離者,約言之,詳言之為璧流離。流,璆音之諧;離,琳音之轉(zhuǎn),實一物也。

接著,章氏廣征博引,論證了璧流離和流離都是外國語青金石之類的音譯。從而得出了一個結(jié)論:琉璃就是青金石。并且引唐釋玄應的《一切經(jīng)音義》云:

琉璃從山為名,謂遠山寶,遠山即須彌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埌(壞),亦非煙焰所能镕鑄,惟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為物。

章氏引此,蓋因“此寶青色”一語可作“琉璃即青金石”說的佐證。其實“琉璃從山為名”與“頗黎出頗黎國”之說出同一機杼。佛說固荒誕不經(jīng),不必聽信,可置而不論。然據(jù)章氏所言“琉璃即璆琳”,恐系武斷。而璧流離為外國語之音譯也難成立。根據(jù)音近通轉(zhuǎn)的原則,璆琳一詞有可能轉(zhuǎn)化為琉璃,這在中國古代是常有的事。但是,璆琳轉(zhuǎn)為流離可矣,何必復加一“璧”字于詞首?這只能說明璆琳和璧流離并非一物,這種和璆琳并不相同的東西,應是前所未見的,比之璆琳,并無稍遜。故以璆琳一音之轉(zhuǎn),稱為“流離”,復加一“璧”字于其上,以示區(qū)別。又據(jù)《禹貢》所載,璆琳產(chǎn)于中國雍州,且璆琳一名,古已有之,流離既從璆琳轉(zhuǎn)化而來,如何又是外國語青金石的音譯?

璧流離既非璆琳,自然也不必是玉石之類。東漢班固所著《漢書·地理志下》有一段記載: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

這段記載可謂詳盡。日南在今越南順化以北的廣治一帶。漢代在中國版圖中,為南方障塞;徐聞、合浦即今廣東徐聞縣和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的合浦縣。這三地是武帝時去西南海商隊的出發(fā)地點。乘船航行五個月到馬六甲海峽的都元國,又船行四月到今緬甸仰光以北的邑盧沒國,又船行二十余日到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諶離國。棄船登岸,沿伊洛瓦底江上行十余日,到今緬甸朗勃附近的夫甘都盧國。再買船順伊洛瓦底江下行出海,行二月余即到印度半島東南部的黃支國。在這里,中國商隊用黃金和各色絲綢換取“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所過諸國都給中國商隊提供飲食,并準許搭他們的航船繼續(xù)航行。這一段史實,就是許多研究古玻璃史的著作中一再提到的“武帝使人入海市璧流離”。這樣的遠洋商業(yè)貿(mào)易活動,是由漢朝廷“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的“黃門署”派員,在交趾沿海一帶招募人員,組成商隊來進行的。出海至都元以后,皆由“蠻夷賈船,轉(zhuǎn)送致之?!睆狞S支國返回,是乘船行八月,直接駛到馬六甲海峽的皮宗國,再由皮宗航行二月回到日南、象林(今越南會安)。

據(jù)晉·郭義恭著《廣志》云:“琉璃出黃支、斯調(diào)、大秦、日南諸國”。司馬彪《續(xù)漢書》載:“天竺國一名身毒,出琉璃、珠璣”?!段骶╇s記》也載:“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huán)羈……白光琉璃為鞍”,好像漢代的天竺國或黃支國是出產(chǎn)琉璃的。但據(jù)清王先謙《后漢書集解》的考證,“安息、天竺交市于海,琉璃、珠璣蓋自大秦交易而來?!笨梢娢涞蹠r從黃支國用“黃金雜繒”換回的璧流離,乃是大秦的琉璃。但是當時的中國人卻只知道琉璃出于黃支和罽賓?!?span id="weuyda6"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7785097">漢書·西域》載:“罽賓國……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在這段正文之下,有一段為人們廣泛注意的注: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色青,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琉璃是天然生成的說法,并非始于顏師古。東晉葛洪就曾抨擊過琉璃天然生成說法的誤謬?!侗阕印?nèi)篇·論仙》云:

外國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類,況于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葛洪此論可謂激烈,然相信琉璃是自然生成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及至唐代,愈演愈烈。其實,漢以前的人倒不認為琉璃是天然生成的?!段骶╇s記》載:“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發(fā)不得藏焉”。這是說漢成帝的小姨子住的昭陽殿,窗上鑲著綠琉璃,成帝從窗外看去,小姨子梳得油光的頭發(fā)也歷歷可數(shù)。可以斷言,自然界尚沒有這樣“達照”的青綠色的玉石,可以做成這樣的窗扉。這里所說的琉璃無疑是一種彩色玻璃片。

廣州南越王趙昧墓出土的藍色透明平板玻璃牌飾

近年在廣州南越王趙昧墓出土的玻璃片,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證據(jù)。這種玻璃片為深藍色,長約12厘米,寬約5厘米,厚在3厘米以上。表面平正光潔,四邊鑲以細銅框。筆者以為這是鑲嵌窗扉用的,而且正是當時的商隊從黃支國交易得來的璧流離的一種。趙昧和武帝同時,從南粵國的地理位置上看,趙氏政權(quán)享用這些璧流離正是近水樓臺。成帝時昭陽殿窗上所嵌的,也正是這種東西。稱它為琉璃,或按現(xiàn)代人的習慣稱為玻璃,都沒有什么問題的。清代李調(diào)元《南越筆記》云:“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為眼鏡……又以玻璃為方圓鏡、為屏風。昔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者,此也。……每裁鋸為大小物,或以鑲嵌壁障”。這個推斷是十分正確的。

所謂璧流離,依筆者之見,應是“碧流離”。同音假借,且“璧”字更覺珍貴,故舍“碧”而用“璧”。昭陽殿窗上所嵌是綠的;趙昧墓中所出是藍的;當時其他的西域琉璃可能也以藍綠色為主,或以藍綠色為貴(至于魚豢《魏略》所載大秦國出十種琉璃,那是三國時的事了)。故于“流離”之上冠一“碧”字,就像后代稱銅胎掐絲琺瑯為“景泰藍”一樣,亦是情理中事?!惰髸吩啤胺土鹆А保队详栯s俎》言“毗琉璃”,《一切經(jīng)音義》所稱“鞞頭梨”,皆系“璧流離”轉(zhuǎn)化而來,未必是梵文之類的音譯。后來璧流離又簡稱“璧環(huán)”、“流離”,流離又加玉旁成“琉璃”,那是人所共知的了。

西漢時,璧流離已被簡稱為流離,有桓寬的《鹽鐵論》和東方朔的《海內(nèi)十洲記》可為其證。而成書于東漢的《漢書》卻仍稱璧流離,蓋作者以為皇皇正史必用全稱之故。到西晉的司馬彪寫《續(xù)漢書》和北朝的范曄編《后漢書》,都簡稱流離了。

元代琉璃簪

建國以來,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全國各地從西周到西漢的古墓葬中發(fā)掘出琉璃制品不下數(shù)十起,據(jù)專家們的鑒定,大多是我們自己生產(chǎn)的。在三千年前,我們就能生產(chǎn)琉璃已經(jīng)毋庸置疑。但從文獻的角度看,漢以前的古籍中涉及制造琉璃的文字,目前只找到兩處:

丁酉,天子升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穆天子傳》卷四)

《禹貢》曰“璆琳瑯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東漢·王充:《論衡·率性篇》)”

《穆天子傳》,有人以為小說家言;《論衡·率性篇》之所謂“五石”,《抱樸子》以為是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五種,用此五種石必不能燒造出琉璃。盡管古今異說紛紜,筆者卻確信這兩段文字都是說的制造琉璃的事。然而,這兩段文字有一個共同的疑點:“取采石”而鑄和“道人消爍五石”而成的,究竟是什么東西?一個說是“鑄以成器”,一個說是“作五色之玉”,都沒有說其成品的名稱是琉璃。筆者以為這不是偶然的。試翻檢一下古代文獻,《漢書》的璧流離,《鹽鐵論》以及《西京雜記》的琉璃,都明確地說出了這是從異國傳來的。西晉潘尼的《琉璃碗賦》所詠的琉璃碗,也是“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梢姰敃r凡從國外傳來的琉璃制品,都稱璧流離或流離的。而這個時期中國所產(chǎn)的琉璃,據(jù)目前所知有珠、管、環(huán)、璧、劍首以及作鑲嵌之用的琉璃片和琉璃塊等。琉璃璧和琉璃劍首明顯是用以代玉,即琉璃珠也往往同瑪瑙、松石等珠混穿在一起,基本上還是作為玉的代用品。在當時,這些琉璃制品可能不叫琉璃,甚至沒有一個專名。這和人們把西域所產(chǎn)的稱琉璃,成為明顯對照,至少先秦到漢代是這種情況。我們在現(xiàn)在的考古文章中見到的先秦時代的“琉璃璧”、“料珠”、“玻璃珠”等名稱,那都是現(xiàn)代的考古工作者給定的。

中國所產(chǎn)的琉璃制品,在什么時候也被稱為琉璃,尚難考證。正是因為原先并不叫琉璃,而后來又稱為琉璃,才使人認為人工所造的“實非真物”,是假琉璃了。不過從歷代文獻上看,雖然也被稱為琉璃了,仍有另外的名稱,而且往往以另外的名稱更為流行。宋代,人們稱中國自己生產(chǎn)的琉璃為“藥玉”,蘇東坡有《作藥玉盞》詩可為其證。這個名稱直到明代仍然沿用。據(jù)明萬歷間成書的《明會典》載,四品以下文武官員帶上所懸之佩,皆用藥玉。狀元的冠服中亦有藥玉佩一副。到元代又出現(xiàn)了“瓘玉”的名稱。據(jù)《元史·百官志》載,將作院的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設(shè)置“瓘玉局”。這是給宮廷監(jiān)制琉璃的機構(gòu),為首的官員為從八品銜。由此銜的低微,可見琉璃制作在將作院是無足重輕的。元代宮廷的少府監(jiān)設(shè)有“琉璃局”,那是燒造琉璃磚瓦的,為首的官員為從六品銜,為“大都四窯廠”之一,與琉璃無涉。瓘玉的名稱到明代又演變?yōu)椤肮拮佑瘛??!陡窆乓摗吩?“罐子玉:雪白罐子玉系北方用藥于罐子內(nèi)燒成者。若無氣眼者與真玉相似”。明代還出現(xiàn)了另一個琉璃的別名——硝子。這和日本人的叫法一樣,究竟是誰傳給誰的,筆者未能詳考。同時,明代也有人稱琉璃為“料”?!缎焓瞎P精·料絲燈》云:“料絲燈,出滇金齒者勝……以煮料為絲,故名料絲”。這就是北京人稱琉璃為“料”、“燒料”或“料器”的來由。

清康熙三十五年,詔令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設(shè)廠制造琉璃,以備賞賜之用。因早已有燒造琉璃磚瓦的琉璃窯廠,為避免混亂,故取名“玻璃廠”。查《清內(nèi)務(wù)府養(yǎng)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凡該廠所產(chǎn)琉璃之品,也悉稱玻璃,無一例外。從元代以后逐漸興起,到明代就成為中國琉璃生產(chǎn)中心的山東顏神鎮(zhèn)(今博山),卻世世代代稱琉璃。

琉璃渣斗 清 10x7cm

以低溫彩釉陶制作的磚瓦之類,也被稱為琉璃,則不知始于何時。北宋范成大《攬轡錄》中還是稱為“琉璃瓦”,而不是直接稱琉璃,如云:“兩廊屋脊皆復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戶即純用之”?!豆沤翊善髟戳骺肌吩?“古昔琉璃本屬金石之類,《魏略》:大秦國出琉璃十種,蓋礦產(chǎn)也。今之琉璃則系熔化藥石,制成釉彩,施于陶器。因其光華潤澤有似琉璃,遂以是名之耳?!毕雭懋敵踔皇墙栌昧鹆е苑Q釉陶磚瓦,隨時代推移,遂喧賓奪主。及至清代,琉璃之名終為釉陶磚瓦所奪矣。

我國的琉璃生產(chǎn)自古就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行業(yè)。有的專家認為,我國最早的琉璃可能是冶煉青銅的副產(chǎn)品,這是很有見地的。所謂“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是道家之徒偶爾為之,并非作坊中工匠的正規(guī)生產(chǎn)。專門生產(chǎn)琉璃的作坊,在我國古代雖然有過,如“重?之民”的鑄石成器,但畢竟不夠普遍,出品亦甚少。到北魏時,我國琉璃生產(chǎn)史上發(fā)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北齊魏收的《魏書·大月氏傳》中所記載的:

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唐代李延壽《北史·大月氏傳》中所記,亦據(jù)此而來,惟稱“世祖”為“太武”。這段文字是古來研究琉璃史的人經(jīng)常引用的,盡管引文互有出入,其重視的程度則一。從這段文字中能看出三個問題:一、西域人到北魏的京師平城(今大同)來制造琉璃,采用的必然是西域的配方和技術(shù)。把西域全套的制琉璃技術(shù)搬到我國,從文獻上看,這還是第一次。二、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型的生產(chǎn)琉璃的場所,僅建筑用的琉璃產(chǎn)品,就可以裝修一座“容百余人”的行殿。三、這個專為北魏統(tǒng)治集團服務(wù)的琉璃工場,持續(xù)的時間好像不長。自太武以后,北魏政權(quán)又存在了百年左右,這個工場也許就和北魏政權(quán)相始終,月氏商人在平城的事業(yè),可謂歷史上的曇花一現(xiàn)。翻遍明嘉靖年間的《大同府志》,已經(jīng)找不到一點琉璃生產(chǎn)的痕跡。

北魏之后,西魏、北周、北齊相繼在北方稱雄。刀兵頻仍,水旱連年,百業(yè)皆廢,何況琉璃制作。關(guān)于此時的琉璃生產(chǎn),史無明證,只是在《隋書·何稠傳》中透露了一點蛛絲馬跡: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有智思。有意精微……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監(jiān)府,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

何稠以綠瓷充琉璃,卻只能做到外觀上的相似,藉以博得文帝楊堅一時的高興。這說明當時的人很少接觸琉璃,對琉璃生產(chǎn)工藝更是不夠了解,所以覺得何稠用來充作琉璃的綠瓷“與真不異”。其實,何稠的綠瓷充其量只能是后來琉璃磚瓦的濫觴,與琉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何稠就是開皇至今一千四百年來琉璃名稱混亂的始作俑者。

到唐代,琉璃的生產(chǎn)逐漸在民間普遍開來,顏師古所謂“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就已透露了這種情況。明代顧起元的《客座贅語說略》也說“唐末尚琉璃釵釧”。但是,當時的學者們卻不承認這些琉璃,顏師古就是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他認為琉璃應是“自然之物”,而“銷冶石汁”而成的,則“虛脆不耐,實非真物”。自顏氏“真假琉璃”之說一出,遂開千年聚訟。開元中的藥物學家陳藏器于所著《本草拾遺》中亦謂“琉璃,西國之寶也,玉石之類,生土中?;蜓郧锉辔幢厝弧?。以顏、陳二氏在學界的權(quán)威,“真假琉璃”之說遂不脛而走,成為我國古代研究琉璃的正統(tǒng)觀點。直到南宋以后,才引起激烈的爭論。朱翌的《猗覺寮雜記》轉(zhuǎn)引了顏氏的《漢書·西域傳》注,沒有加入自己的意見,似乎是贊同“真假琉璃”說。戴埴的《鼠璞》則云:

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眾藥灌而為之。始于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為琉璃,采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真物也。博雅以琉璃為珠,近之。

商似孫的《經(jīng)略》亦肯定這個觀點:

所謂琉璃者,謂其如玉也。若以石鑄之,曾何足珍。

但是,同是宋人的程大昌的看法就不一樣,《演繁露》卷三“琉璃”條下云:

……按流離,今書附玉旁,為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未得其詳。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鑄以成器于采石山之上”。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為器,古有之矣。顏氏謂自然之物??植辉斠?。

《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于西方來者。自是中國琉璃遂賤”。

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若果出于生成,則月氏之賈從何人而受此鑄法也。兼外國奇產(chǎn),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所謂真琉璃也。東坡作《藥玉盞詩》曰:“镕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東坡謂“煮”,即《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zhì)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制差鈍樸,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瓷、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也。番流離之異于中國流離,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有以石琢之者也。如階石之類,古謂之珉,又謂之碔砆。至瑛、璁、琇、玫,皆石之似玉者,使此一種石而入用,自附名于玉,不為流離矣。故知師古之言為未審也。

程大昌是第一個向顏師古的“真假琉璃”說提出挑戰(zhàn)的人。程氏先從《穆天子傳》所載“天子登采石之山,取采石使民鑄以為器”的故事,論證了“鑄石為器,古有之矣”。又以月氏商人鑄石為五色琉璃,進而推斷“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獨不聞所謂真琉璃也”。接著,程氏又給琉璃的熔煉工藝作了歸納:“東坡謂‘煮’,即《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隨后,程氏又比評了番琉璃與中國琉璃的異同。程氏之不同于其他作者之處,在于他既不以古代字書為考證的出發(fā)點,也不盲從于前賢,而是從實際出發(fā)加以論證。程氏的觀點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光輝。

可是,程氏的觀點在當時是孤立的。比程大昌小整整一百歲的南宋遺老胡三省,再一次出來維護顏師古的“真假琉璃”說,他在為《資治通鑒·唐紀》“代宗”條下的“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元)載家,得嗣恭所遺琉璃盤徑尺”一段文字加注時,雖引用了程大昌《演繁露·琉璃》的大段內(nèi)容,作為對“琉璃盤”的考證,但在結(jié)尾處卻加上了自己的結(jié)論:

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

《演繁露》遠不如顏注《漢書》及胡注《資治通鑒》在歷代刊行之多、流傳之廣、影響之深。明清學者往往只見《漢書》、《資治通鑒》而不見《演繁露》。明代田藝蘅《留青日札》“琉璃”條下引顏氏注,可見亦主“真假琉璃”之說;萬歷間進士顧起元《客座贅語說略》有云:

玻璃:一作頗梨,一作玻璃,西國寶,千年冰所化,故曰冰玉。今有外國所市玻璃杯、鏡,乃燒成者。又有五色小瓶,值極高,其質(zhì)俱自銷冶所成,非所謂冰玉也,恐別是一種耳。

這些作者,多是讀書仕宦之人,著書立說,多以前人之說為是,固可理解??墒?,就連那頗為鑒賞家所重的《格古要論》,公認為集古代工業(yè)技術(shù)之大成的《天工開物》和以考據(jù)精賅著稱的《物理小識》,也都沒有擺脫“真假琉璃”說的影響:

玻瓈多出南番……與水晶相似。器皿背多碾雨點花兒是真,其藥燒者入手輕。(明·曹昭:《格古要論》)

凡琉璃石,與中國水精、占城火齊其類相同……其石五色皆具,中華人艷之,遂竭人巧以肖之。(明·宋應星:《天工開物》)

顏師古云:有自然琉璃石。(清·方以智:《物理小識》)

《格古要論》乃骨董家言,立論角度固不同其他。《天工開物》和《物理小識》都對琉璃生產(chǎn)技術(shù)作了一些考察工作,盡管如今看來,不無失真之處,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難能可貴的。

能從實際出發(fā),對琉璃作如實的考察和記載的,還有較早的《南州異物志》:

琉璃本質(zhì)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

明代彭大冀《山堂肆考》和鄭若庸的《類雋》,以及清代李調(diào)元的《南越筆記》、張澍編的《涼州異物志》都轉(zhuǎn)引此段文字,以為琉璃應是人工所造。這與“真假琉璃”說,可謂旗鼓相當、分庭抗禮了。

孫廷銓著《顏山雜記》

最終解決了有關(guān)琉璃名實之爭的是清初顏神鎮(zhèn)(今博山)人孫廷銓。孫氏祖先在明洪武初即在內(nèi)官監(jiān)入了匠籍,終有明一代其后裔一直在顏神為宮廷監(jiān)制琉璃。孫廷銓本人雖身居高官,康熙初年曾任位極人臣的內(nèi)秘書院大學士,但告退回鄉(xiāng)之后,潛心考察當?shù)氐奈锂a(chǎn),所著《顏山雜記》中有關(guān)琉璃生產(chǎn)的一段文字,當推為古來第一個準確、客觀、詳盡地敘述我國琉璃生產(chǎn)的記載。其《顏山雜記·琉璃》開宗明義的第一段云:

琉璃者,石以為質(zhì),硝以和之,礁以鍛之,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鐵丹鉛則不精,三合而后生。

筆者以為,這可作“琉璃”的最確切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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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不折不扣的國寶。

她見證了絲綢之路上千年的民族交融。

她一出世便震驚天下,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fā)現(xiàn)之一。

她有一個響亮的名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蜀錦護臂。

出世:新疆地區(qū)最早的“中國”二字

1995年10月,昆侖山下。中日尼雅遺址學術(shù)考察隊在新疆和田地區(qū)民豐縣尼雅遺址的一處漢代墓葬中,有了一個激動人心的發(fā)現(xiàn)——

墓中其中一人的右臂上,綁著一塊色彩鮮艷的織錦,在織錦的彩色紋樣間,8個篆體漢字躍然而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這是迄今為止新疆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中國”二字,誕生于漢代,距今兩千多年。

“中國”最初是一個地域概念,泛指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qū)。最早明確記載“中國”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銅器“何尊”銘文,銘文中有“宅茲中國”字樣,指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qū)。從文字和詞語的字源語源上說,它是“中國”這個概念最早的稱謂。

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是陰陽五行學說的體現(xiàn),五星同聚”被認為是非常吉利的天象。專家認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主要表達了漢晉時期天象占星術(shù)和祈求強盛吉利的思想意識,這種祝福吉祥語詞在當時比較流行。

錦護臂:代表當時絲綢織造的頂級水平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質(zhì)地為蜀錦,而蜀錦素有“寸錦寸金”之稱,當時只有長安和成都才有能力生產(chǎn)。這件錦護臂代表著當時我國乃至世界上絲綢織造工藝的頂極水平,是不折不扣的名貴品。

先看顏色,這件錦護臂可謂色彩斑斕,用了漢錦中最高的“五套”檔次,即藍、綠、紅、黃、白五套彩色經(jīng)線與一套緯線相交,質(zhì)地厚實。五色配置講究,分別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對應,正是“五星”所體現(xiàn)的內(nèi)容。

再看圖案,紋樣美觀流暢,五色絲線不僅錯落有致地織出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8個漢字,以及星紋、云紋,還有孔雀、仙鶴、辟邪虎等祥禽瑞獸紋樣。書法文字與靈動圖案的和諧匹配,十分罕見。

如此頂級的絲織品何以出現(xiàn)在尼雅遺址?

尼雅遺址是漢晉時期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精絕國所在地,是絲綢之路南道的必經(jīng)之地。西漢時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建立起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區(qū)的密切往來。西漢政府設(shè)立西域都護府對西域地區(qū)進行管轄,其中也包括精絕國。

漢晉時期,我國對外貿(mào)易的主要商品及贈送外國君主、使節(jié),賞賜國內(nèi)邊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首領(lǐng)的主要禮品都以絲綢為主。“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被認為是由蜀錦匠人專門為漢朝皇家織造,最終卻出現(xiàn)在新疆地區(qū)的漢代墓葬中,表明古代精絕國和漢王朝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

回響:盛世綻放芳華

文物是歷史的見證者和講述者。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今年的開年首場大展“何以中國”特展上,130多件“國寶重器”亮相,來自新疆博物館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蜀錦護臂是其中之一。它們向人們鮮活地呈示“中華大地何以中國,中華文明何以不朽”。

文物說話,就是讓歷史說話。2021年6月,舞劇《五星出東方》在北京首演引起熱烈反響,此后在全國巡演30余場。不久前,該劇榮獲第十七屆文華大獎,這是我國舞臺藝術(shù)政府最高獎。

舞劇《五星出東方》以“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為題材創(chuàng)作,通過豐富的想象力,在舞臺上呈現(xiàn)出國寶的前世傳奇和今生故事,讓觀眾通過一部舞劇了解一段中國大地上民族交流融合的歷史。

正如專家所說,國寶“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不是一般的文物,這使得以此依托創(chuàng)作的舞劇《五星出東方》有了極高的題材辨識度。文藝作品借文物起舞,更通過解讀文物背后的重要歷史事件傳達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題。

文物小檔案“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蜀錦護臂,國家一級文物、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整件護臂呈圓角長方形,長18.5厘米,寬12.5厘米,以織錦為面料,邊上用白絹鑲邊,兩個長邊上各縫綴有3條長約21厘米、寬1.5厘米的白色絹帶,其中3條殘斷。

來源: 中國民族報新媒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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