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庫恩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由他劃時代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產生出來的“范式”和“范式轉換”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用語。
一方面，庫恩自認在哲學上的最大貢獻是“不可通約性”，但這一點遭到多方非議；另一方面，當他被認為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強綱領的思想先驅時，他卻拒絕承認SSK的主張。他在學術上的同路人少得可憐，與他在思想界的巨大影響完全不成比例。
庫恩從登上學術舞臺開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誤解，他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身份定位。本文試圖通過梳理矛盾的庫恩形象，他與學生的關系以及影響他的思想形成的幾大事件，從“誤解”與“被誤解”的角度來闡釋庫恩的心路歷程。我們的目的不是“祛魅”，更不想樹立新的偶像，而是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庫恩。
01 庫恩：孤軍奮戰(zhàn)的“獨行俠”
今年是著名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誕辰90周年（編者注：此文發(fā)表于2012年，2022年是庫恩誕辰100周年），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稱《結構》）一書問世50周年（編者注：2022年是該書問世60周年）。與當代的那些懂得在公眾面前如何表現(xiàn)的“公眾知識分子”不一樣，庫恩一直沒有找到或適應自己的身份定位。一方面，庫恩生前最希望得到承認的哲學家身份，卻遭到包括哲學家陣營在內的多方非議，為此他一直進行抗爭。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那些自稱是他的同盟者的主張，拒絕承認自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的思想先驅。他在學術上的同路人少得可憐，這與他在思想界的巨大影響完全不成比例，而且也不存在一個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的所謂“庫恩學派”，庫恩“基本上是個獨立戰(zhàn)斗的游俠騎士”［傅大為1996］。
與這個矛盾現(xiàn)象相伴隨的，是庫恩終生所遭受的誤解。“庫恩如此經常地被他的批評者和那些自許的同盟者惡意地誤解，以至于任何關于他的新的論文的注釋都注定成為下一個新的誤解傳統(tǒng)的開始。”［Kitcher 1983, p.698, n.2］庫恩本人也說：“我想我過去一直被很糟糕地誤解了……我一點兒都不喜歡大多數(shù)人從我的著作中所得出的東西。”（作者注：“我的著作”系指《結構》，參閱Kuhn 2000, p.308.）無論是庫恩學說的“贊成派”’還是“反對派”與“中立派”都承認庫恩不是被“誤解”了，就是被“誤判”和“濫用”了。（作者注：學者多用“誤解”（misinterpretation、Missverst?ndnisse）、“誤判”（misread、misreading）和“濫用”（misused）等詞。）
另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庫恩在批評面前的抗壓能力。庫恩受到了哲學家、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包括著名的諾貝爾獎得主的批評，但他至死都堅持自己的“不可通約性”觀點。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必要的修正和精致化，比如，從“范式”（paradigm）到“學科母體”（disciplinary matrix），從“格式塔轉換”（Gestalt-switch）到“局部不可通約性”（local incommensurability），再到“詞匯分類學”（lexical taxonomy），從方法論層面，退到世界觀層面，最后再退到本體論層面，其核心主旨并沒有變。在他看來，除極少數(shù)學者外，其他人根本沒有說到點子上。這可能是他堅持己見的另一原因。
莫里斯在普林斯頓的求學生涯自然結束了。他認為是庫恩動用權力讓他離開普林斯頓的，所以當時對庫恩恨到極點。后來他到伯克利，試圖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三年后，他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不是做哲學的料，伯克利充滿了“學究氣”，他不得已只好棄學了。在社會上經過一番磨練后，他終于找到了自己喜歡的工作：拍紀錄片。2004年，他的影片《戰(zhàn)爭迷霧——麥克納馬拉一生的11次教訓》（The Fog of War. Eleven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S. McNamara）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美國電影和紀錄片導演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1948－）
在庫恩生前，莫里斯并沒有提到這段恩怨，只是在去年才將這段故事放到網上。由于目前只有事件中一方當事人的“證詞”，要弄清事情的真相，恐怕還需時日。從莫里斯發(fā)表的一些文章來看，他到現(xiàn)在也沒有理解庫恩的思想。當時，庫恩正忙于《黑體理論與量子不連續(xù)性》（以下簡稱《黑體理論》）的寫作。他教導學生一定要弄清所研究問題的歷史背景，切忌用當代的概念去理解歷史[Buchwald 2002, p. 281]。莫里斯沒有下功夫看原始文獻，很可能根本讀不下去，因而只好用現(xiàn)代概念來理解麥克斯韋。這種輝格式的套路其實是一種偷懶的做法，與庫恩倡導的方法格格不入，庫恩當然要生氣了。再說，庫恩花了如此多的精力，逐字逐句反駁莫里斯“無一句不錯”的論文，莫里斯應該感到汗顏才對，但他反而理直氣壯找?guī)於骼碚?，想不發(fā)生沖突也難。莫里斯后來承認，在“位移電流”的看法上，庫恩是對的。
庫恩在伯克利和普林斯頓共帶過七位博士生，指導過幾位本科生，在麻省理工學院沒有帶任何學生。在庫恩晚年的一次自傳式談話中，他提到了與這些學生之間的關系，但沒有半句提到莫里斯。（作者注：我本人對“煙灰缸事件”持懷疑態(tài)度。）雖然庫恩與學生的關系不能用親密來形容，但他對學生還是非常關心的，也為學生取得的成績由衷高興，盡管他不一定同意學生的觀點。
在伯克利時只有海爾布倫一人在庫恩的名下獲得博士學位。福曼（Paul Forman, 1937-）聽完他的所有課程，但因庫恩工作變動，福曼沒在他名下獲得學位。庫恩在普林斯頓帶過六名博士生，他們分別是：馬霍尼（M. Mahoney，1939-2008，1967年獲得學位），卡內瓦（K. Caneva，1975年獲得學位），塞爾維爾（D. Serwer）、邁爾哈多（E. Melhado）、外斯（M. Wise，以上三人均在1977年獲得學位）以及威頓（B. Wheaton，1978年獲得學位）。除了馬霍尼研究數(shù)學史，邁爾哈多研究化學史外，其他人基本上還從事物理學史研究。布赫瓦爾德（J. Buchwald，1949-）當時在普林斯頓讀本科，是庫恩把他引入科學史研究的。在他做庫恩的研究助理時，他們每周或每兩周見一面，討論經典物理學中的問題。庫恩強調一定要找到當時具有典型特征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是如何與數(shù)學和物理結構相關聯(lián)的［Buchwald 2002, p. 280］。1992年后，布赫瓦爾德到掛靠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迪布納科技史研究所（Dibner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MIT）工作，后來任所長。庫恩曾多次參加該所每周一次的研討會，每月與布赫瓦爾德共進一次午餐［Buchwald 2002, p.281］。在所有的學生中，布赫瓦爾德可能是與庫恩交往最密切的少數(shù)幾人之一。與大多數(shù)科學史同行不同，他贊成庫恩的《黑體理論》中的觀點，贊賞庫恩對不可通約性的固守。
保羅·福曼（Paul Forman，1937-），跟庫恩修完所有博士課程，但沒有在其名下獲博士學位。對庫恩持強烈的批評態(tài)度。
在庫恩的學生中，大弟子海爾布倫名氣最大。“我想沒有其他學生擁有保羅所具有的權威和名聲?！保蹘於?012，頁308］他與福曼等人一起參與過由庫恩主持的量子力學史研究項目，1990-1994年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副校長，曾任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Worcester College）資深研究員，耶魯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訪問教授。他最為人稱道的是擔任《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的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雜志的主編長達25年。庫恩寫《結構》一書時，海爾布倫出力不少，屬于庫恩所言“對我貢獻最大最有決定性”的四人之一，庫恩在“序”中專門感謝他：“海爾布倫在我準備最后定稿時，經常與我緊密配合一道工作?！彪m然同樣從事科學史研究，但海爾布倫并沒有遵循庫恩的研究風格。他在庫恩去世后寫的悼念文章中，對庫恩也是“贊揚中帶有很大的保留”，（作者注：據海爾布倫2012年8月15日給筆者的電子郵件。）認為庫恩研究歷史的“三板斧”太簡單，對庫恩關于黑體輻射史的研究評價不高。但這并不妨礙他承認庫恩是個偉大的學者。這也許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具體體現(xiàn)。
庫恩雖然很喜歡福曼有關魏瑪文化與量子理論的研究［Forman 1971］，認為是他“發(fā)現(xiàn)柯瓦雷以來最激動人心的作品”，但同樣持強烈的保留態(tài)度?！斑@本書不可能完全正確，”“有點從批判主義往后退”，“放棄了太多的東西”［庫恩2012, 頁308］。福曼在研究進路上更接近SSK，這是庫恩對其評價帶有保留的原因。反過來，福曼對庫恩評價也不高，認為他的觀點早就過時了。師生之間觀點不同，也屬正常。
外斯（M. Wise, 1940-）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前些年的那場“科學大戰(zhàn)”中，他攻擊了格羅斯和列維特的那本引發(fā)了“索卡爾事件”的《超級迷信》一書，成為論戰(zhàn)另一方的主角。他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兩次任職申請均被否決。他最為人所稱道的是與人合著了一本開爾文勛爵的傳記：《能量與帝國》［Smith & Wise 1989］。另外，他還研究了19世紀下半葉德國如何利用蒸汽機這種工業(yè)文明來提升景觀設計水平。他對歐洲科學史非常熟悉，在科學史領域成就斐然，沒有辱沒老師的名聲。
威頓（B. Wheaton）寫過一本《老虎與鯊魚：波粒二象性的經驗根源》［Wheaton1983］，庫恩親自作序。庫恩給自己的學生寫序，這還是第一次。
卡內瓦（K. Caneva）目前任教于北卡大學格林斯博羅（Greensboro）分校。出版過《羅伯特邁爾和能量守恒》［Caneva 1993］。發(fā)表了30多篇文章，此外，還出版了《科學發(fā)現(xiàn)的形式與功能》的小冊子。
庫恩到麻省理工學院之后，沒有帶任何學生。曾經有學生對他的工作感興趣，后來發(fā)現(xiàn)他遠離哲學研究的主流，只好作罷。
庫恩與學生之間不太親密的關系，更多的是與庫恩的性格有關。他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別人也有不低的期許?！翱吹轿蚁矚g做，也教別人去做的事情無法往向推進，往往是我煩惱的根源?！保蹘於?012，頁309］
與庫恩的美國學生同他保持一定距離相比，來自東亞的“學生”卻對庫恩有著美好的回憶。日本學者中山茂和佐佐木力都自稱是庫恩的學生，盡管他們都不是在庫恩名下拿到博士學位的。中山茂（1928-）196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那時庫恩早已去了伯克利。中山茂是《結構》的日文版譯者。在庫恩專為《結構》日文版寫的后記中，稱中山茂為“多年的朋友”?！督Y構之后的路》日文版譯者佐佐木力（1947-）則是從庫恩的學生馬霍尼手中拿到博士學位的。他曾飽含深情回憶與庫恩的交往，對庫恩多有褒論。
我國學者紀樹立、范岱年、金吾侖、吳以義以及中國臺灣地區(qū)的傅大為等人都與庫恩有過交往。吳以義著有《庫恩》一書，據說，“為寫《庫恩》，吳以義與傳主本人聊得很多，每寫一章都送給庫恩看，得到他的認可。此書并非全是贊揚，但是即使是客觀的批評，也是庫恩本人看過的?！保劢?009］
庫恩不喜與人交往，不愿拋頭露面，更愿享受孤獨，沉湎于自我世界之中?！八裁词露甲龅煤芎?，就是不會交朋友?！保跦eilbron 1998，p.506］另外，他也不善于表達感情。在他離開伯克利前往普林斯頓時，同事為他辦了一場告別會。當主持人表達對他的“喜愛和感激”時，他被“深深地感動了”——很吃驚同事能這樣說。如何將內心深處的感受表達出來，對他來說是一大難題［Heilbron 1998, p. 514］?！氨M管還不是個隱士，但在大型的國際活動中不常見他?！保跡dge et al. 1997, p.486］他對新聞采訪深惡痛絕?！皫於魇且粋€靦腆而又十分認真的人。他每做一次報告，在此之前一周和在此以后一周，他都會處于高度緊張狀態(tài)，反復思考、斟酌、推敲他自己的講話和聽眾的反應?！保ㄗ髡咦ⅲ悍夺纺贽D述科恩的話，參見［庫恩2004，頁382］。）
庫恩后來對教學和帶學生失去了熱情。他說，即使他不離開普林斯頓，他也不會再帶學生了。原因很多也很復雜。學生不是真心喜歡科學史，研討班上提前布置的閱讀也沒有人認真準備，學生上課時更多的是應付，課堂上一問三不知，這些都影響了庫恩的心情和興趣。
如果一個學術共同體幸運地擁有玻爾（N. Bohr，1885-1962）這樣具有戰(zhàn)略眼光的“學術帶頭人”，能將眾多年輕才俊凝聚在一起，形成具有深遠影響的學派，那是件非常值得慶幸的事。如果有幸擁有像庫恩這樣的“獨行俠”，同樣也值得慶幸。這些“獨行俠”孤軍奮戰(zhàn)，不在意是否有同伴和追隨者，對他們來說，最大的樂趣是智力上的進展。能有眾多追隨者固然可喜，但這并不能保證其本人在學術上就能有所突破。學者最可貴的品格就是求真和堅持原則。做不堅持原則的“鄉(xiāng)愿”很容易，但對學術進步沒有任何幫助。在這一點上，庫恩與愛因斯坦非常相似。
02 “我就是想弄清真相！”
庫恩對待學術的態(tài)度，在某種程度上，與他跟人打交道的方式是一致的。無論遇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大的誤解，也不管有多少自稱的“同盟軍”相擁，都不能阻止他求真的步伐。海爾布倫曾復述過庫恩自己講的一個故事，足可以說明庫恩為人和為學的認真態(tài)度。
“追求這些問題（指科學如何變化等——引者）成為庫恩的工作。他是在哈佛讀研究生時的一次雞尾酒會上向世界宣布這一使命的。當時一位年輕女性問他都做了些什么。正當他準備回答時，整個酒會不知什么緣故突然靜了下來。每個人都聽到了如下回答：‘我就是想弄清真相！’這就是庫恩，一位過時的‘求真的人’（truth-seeker），充滿熱情、缺乏耐心、才華橫溢、過分自信，但也如他自己所說，神經質、焦慮，不自在。”［Heilbron 1998, p. 506］
隨著時間的推移，庫恩的觀點發(fā)生了多次的改變，但他作為一個“求真的人”的形象卻沒有變。無論是遭受攻擊和“圍剿”，還是被捧為同道，他尋找隱藏在事物背后真相的激情都沒有變。
讓我們按時間順序探討一下影響庫恩一生的幾大事件，看看是否能從中找出一些可供說明的線索。
01 從物理學到歷史學，但志在哲學
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說法，認為庫恩之所以做出影響整個20世紀的成就，首先是因為他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后才轉行。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對。事實上，庫恩從物理學轉行到科學史研究，有很大的偶然性。
庫恩僅用了三年時間，就以最優(yōu)異的成績（summa cum laude）從哈佛大學物理系本科畢業(yè)了。由于在大學時選修了一些哲學和歷史學課程，畢業(yè)后，他就不太想從事物理學研究了。“我曾經是一位‘物理學家’。我現(xiàn)在把它放在引號里，因為從所發(fā)生的事情來看，我在某種意義上沒被訓練成一名物理學家，但它卻引著我走到了這里。而我覺得它相當枯燥，這份工作沒有趣味。”“我開始懷疑從事物理學研究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特別是理論物理學?！薄拔以洖闆]有去研究哲學而感到沮喪?！保蹘於?012，頁271、272］
在哈佛讀研究生時的庫恩，煙癮很大。
“二戰(zhàn)”結束后，庫恩回到哈佛繼續(xù)讀物理學研究生?！拔夷菚r學的是范弗萊克（J. van Vleck，1899-1980）的群論。我覺得這門課有點混亂?！薄胺陡トR克不是一個很好的老師。”他對范弗萊克和固體物理學“都不感興趣”。他更感興趣的是朱利安?施溫格（Julian S. Schwinger，1918-1994）（作者注：施溫格與費曼、朝永振一郎共獲1965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但他“不想再去做大量的額外訓練”。這時，他在物理專業(yè)的成績已不太好，“開始拿一些B了。”［庫恩2012，頁273] 他想去別的學校學別的專業(yè)，但至少要多花一年時間。為了盡快拿到博士學位，他最后還是選擇跟范弗萊克讀博士，但他知道，他“自始至終的目標是從歷史中研究哲學?！盵庫恩2012，頁273、274] 正當他在研究取向的十字路口不知朝何處走時，哈佛大學校長柯南特（J. Conant, 1893-1978）邀請他做“自然科學4：論理解科學”（Natural Science 4: ‘On Understanding Sciences’）， 也就是后來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課程的助教，同時也不中斷他跟范弗萊克做博士論文。
庫恩的博士導師約翰·哈斯布魯克·范弗萊克（Johan Hasbrouck Van Vleck，1899-1980），197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范弗萊克后來獲得了1977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但在當時，與庫恩年齡相仿的施溫格風頭更勁，更令庫恩心儀。如果沒有柯南特，美國可能多了一位物理學家，但世界歷史上卻少了一位影響整個人類思維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
02 柯南特的助手
作為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偉大的校長之一，“曼哈頓計劃”的參與者，美國科學政策的先驅，柯南特敏銳地看到了哈佛畢業(yè)生與當時社會需求之間的巨大差距。他下決心改變哈佛畢業(yè)生的素質。他認為美國未來的社會棟梁應該能夠理解科學，而達到這一目的的最明智的辦法就是研究科學史。像法學院和商學院那樣，通過相對簡單的科學史案例研究，讓普通人更好地理解科學。一開始，柯南特親自開課，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后來，他在全校范圍內找了三位助手，庫恩有幸成為其中之一。（作者注：另兩位為學天文學出身的沃森（F. G. Watson, 1912-1997）和學化學出身的納什（L. K. Nash, 1918-）。兩人后來均成為著名學者。參見Conant 1970, pp. 372-373.）
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 Conant，1893-1978），任哈佛大學校長時開設通識課程，讓庫恩有用武之地。
一向以不善交際著稱的庫恩，被同樣生性靦腆、相當內向的柯南特發(fā)現(xiàn)，這件事本身也是歷史的機緣巧合。善于利用機會者，或可成就一番事業(yè)。如果沒有柯南特為了讓大眾了解科學研究的真諦，而在哈佛學院開設通識課程的雄才之舉，庫恩就不可能被其選為助教，從而踏上探尋科學的歷史與本質的學術之路。
這件事當然與庫恩身為《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主編的身份有關系。性格木訥的庫恩居然“被選舉”成了主編（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在柯南特的大作《理解科學：歷史的途徑》[Conant 1948]一書出版后，《哈佛深紅報》上發(fā)表了一篇書評。當柯南特需要找助手時，別人就推薦了庫恩。庫恩的人生軌跡由此改變。在柯南特的推薦下，他后來又成為受人尊敬的哈佛研究員學會（Society of Fellows at Harvard）的年輕成員（W. 蒯因也是成員之一），得以有三年的時間，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與科學史無明顯關系的研究領域”里度過的?！皼]有那段自由的時期，要過渡到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也許就不可能成功?！保蹘於?003a序，頁2］正是由于沒有思想禁忌，他的最有名的頓悟，以及許多至今影響著我們思維的原創(chuàng)性思想都是在這段時間形成的。
1957年，庫恩基于他在哈佛通識課程上的教案，出版了第一本專著：《哥白尼革命》?？履咸赜H自為之寫序。庫恩后來更是將《結構》一書獻給柯南特。他在《結構》的序言中說，“首先是柯南特，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是他導引我進入科學史并因此而促發(fā)了我對科學進步本質的觀念的轉變”。他認為，在他自己的學術生涯中“留下最深或最有意義印記的當算柯南特大使。與他一起工作，使我第一次相信歷史研究會產生出對科學研究的結構和功能的嶄新的解釋”。
庫恩在71歲時仍非常敬佩地稱“柯南特是他見過的最聰明的人”。富勒（S. Fuller，1959-）認為，柯南特實質上充當了庫恩的教父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結構》出版之前，庫恩把草稿寄給了遠在聯(lián)邦德國當全權大使的柯南特。盡管公務纏身，柯南特還是花時間看完了全稿，很中肯地給庫恩提出了許多意見，認為“使用（同時也誤用）了一個你似乎深深地愛上，并能解釋一切的神奇的詞：‘范式’”。他對庫恩將科學上的進展看成是一種“新的世界觀”的看法感到震驚，覺得太夸大了。他認為庫恩用“范式”一詞其實是一種逃避，將科學共同體中的問題簡單化了。比起庫恩后來的那些批評者來，柯南特的看法可謂一針見血?？上於鞑]有采納，他當時還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范式”概念本身的含混會造成多大的困惑。［Hershberg 1993, p. 860. n. 84］
03 1947年炎熱夏天的頓悟
關于這次頓悟，庫恩本人曾多次講述過。在《必要的張力》序言中，他是這樣說的：“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開始徹底醒悟的。當時要我暫時中斷我的當代物理學的研究項目，準備一組關于17世紀力學起源問題的講演。為此我首先要查看伽利略和牛頓的先驅們對這個問題已知道些什么。工作開始才不久，我就接觸到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對運動的討論以及由此以降的各種著作?！瓉喞锸慷嗟隆翘赜械牟拍転槭裁匆坏┯玫竭\動問題上就一敗涂地呢？他怎么會對運動問題發(fā)表那么多明顯荒謬的論點呢?而且更為重要的，對這種錯誤觀點怎么會有那么多的后繼者在這么長的時間里卻視之正確的呢？……亞里士多德當然會犯錯誤，對此我并不懷疑，但是怎么能想象他會錯得那么離譜呢？在一個難忘的（也是炎熱的）夏日，這些困惑突然消失了。我一下子領悟到，可以采取另一種方式閱讀那些我一直苦苦攻讀的文本，從而理解有關的入門途徑?！姨岢鲆粭l原則：在閱讀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時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顯荒謬之處，再問問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會寫出這樣的東西來。如果你找到了一種答案，我還要說：有些段落雖然講得通了，但你會發(fā)現(xiàn)還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為懂了，現(xiàn)在意思卻全變了?！盵庫恩2004, 頁III-IV]
閱讀文本，進入寫作者的頭腦，理解寫作者的意圖。這種被冠以“進入寫作者的頭腦”的研究方法，可歸于解釋學傳統(tǒng)，在歐洲有很長的歷史。羅素就說過：“研究某一位哲學家的正確態(tài)度，既不是頂禮膜拜，也不是嗤之以鼻，首先需要一種假定的同情，直到真正弄清楚他的理論要人們相信什么為止。”[Russell 1945, p.58]
而按庫恩的學生布赫瓦爾德的說法：“要對以往的觀念進行重建，歷史學家必須像人類學家接近一種不同的文化一樣接近堅持舊觀念的那一代人。也就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必須準備好發(fā)現(xiàn)土著居民說著一種不同語言，并且把經驗對應于與歷史學家所持的完全不同的種類里去。同時，他們還必須把發(fā)現(xiàn)那些種類和吸收相應的語言作為自己的目標?！盵Buchwald & Smith 1997, pp.361-376]
庫恩在寫給布赫瓦爾德的一封信中曾這樣自許：“我認為我那種來之不易的解讀文本并找到其意義的才華，在發(fā)現(xiàn)隱藏在背后的概念結構時派上了用場?！盵Buchwald 2002, p.281]
文本的不可讀，并不意味著文本的所有的語句都不可讀，而是需要做通盤考察才可以理解。當他從伽利略的力學世界觀中頓悟出亞里士多德的力學世界時，他完成了一次格式塔轉換！
04 哈佛和伯克利教職任命風波
在教過幾年“通識教育”課后，躊躇滿志的庫恩準備按照慣例向哈佛申請終身教職席位。為了能給自己的申請增加分量，庫恩提交了《哥白尼革命》一書的手稿。盡管寫書并不是他主要想做的事，但由于他上過課，手頭又有這方面的材料，如果將其整理成一本書，將不會很難，也不會很差。遺憾的是，他的申請在1955年11月初被拒絕了。給出的理由是這部書“優(yōu)點不多”。他被認為“沒有在任何一個領域表露出是一位被認可的專家的潛質?！盵Fuller 2000, p. 219] 這時，柯南特早已到聯(lián)邦德國做大使，哈佛通識課程中科學史的分量開始下降，幾近不被重視的地步。事實上，細心的庫恩業(yè)已注意到，當柯南特不再親自上這門課后，選課的人數(shù)明顯下降了。后來“科學史案例”被“自然科學基礎”取代了。傷心的庫恩這時接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哲學系的邀請，接受哲學系與歷史系合設的科學史教職。
1956年，庫恩來到伯克利，在這里一直待到1964年。按照海爾布倫的說法，伯克利明知庫恩在哈佛沒有得到終身教職，還甘冒風險向他伸出橄欖枝。庫恩既沒有接受過專業(yè)的歷史訓練，也沒有受到專業(yè)的哲學訓練。庫恩之被聘用，更多地得益于當時的大環(huán)境，而與庫恩的成就沒有太大關系。當時冷戰(zhàn)正酣，美蘇之間在各個方面都展開了競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由哲學系和歷史系聯(lián)合設立的這個職位，與哈佛的“通識教育”計劃具有同工異曲之妙，弄清科學的本質，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有效地增加美國的科研能力[Heilbron 1998, pp. 508-509]。
1962年，庫恩的《結構》作為《國際統(tǒng)一科學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系列叢書之一出版。按照正常升等程序“因在歷史方面的研究”，資深教授對庫恩的“晉升都無異議地投了贊成票”。但正因為是“歷史方面的研究”，而非“哲學方面的研究”，讓庫恩非常沮喪。雖然庫恩沒有受過成為一個哲學家的嚴格訓練，但他的目標卻是要讓人們承認他是一個哲學家。當《結構》在所有不同的領域產生了眾所周知的巨大影響時，庫恩最看重的恰恰是職業(yè)哲學家對它的興趣。顯然，庫恩因伯克利那些資深哲學家們對他的態(tài)度而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結構》所依據的資源首先是歷史學，其次是心理學和社會學，最后才是哲學。讀《結構》一書，人們很難相信這是一本哲學著作。由于庫恩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哲學訓練，他很少使用專業(yè)的哲學術語，引用的哲學著作也很少。專業(yè)哲學家對它評價不高，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卻是庫恩心頭永遠的痛。
《結構》一發(fā)表，在普林斯頓任教的好朋友吉利斯皮（C. Gillispie，1918-）就發(fā)表了一篇書評，對庫恩的思想大加贊揚[Gilliespie 1962, pp. 1251-1253]。也正是在他的運作下，兩年后，庫恩從伯克利來到普林斯頓。
1963年，科學界開始注意到《結構》。施萊格爾（Richard Schlegel）在《今日物理學》（Physics Today），霍金斯（David Hawkins）在《美國物理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上相繼發(fā)表評論。1964年，加勒特（A. B. Garrett）在《化學教育期刊》（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上發(fā)表書評。
1965年5月，《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發(fā)表了一篇匿名書評，對《結構》給予了很低的評價，認為“這本書成功地呈現(xiàn)對科學性質的一些熟知的反思”，但并沒有多少自己的創(chuàng)見，無非是老生常談（much ado about very little） [Anonymous 1964]。（作者注：《科學美國人》的這一批評，讓庫恩非常惱火?！斑@是我能記得的最糟糕的評論！”27年后，當《科學美國人》的記者霍根（John Horgen，《科學的終結》一書的作者）想采訪他時，他還怒氣未消。）
1964 年，哲學家夏皮爾（D. Shapere, 1928-）發(fā)表了一篇書評[Shapere 1964]，代表著哲學界對庫恩關注的開始。夏皮爾充分肯定了《結構》，認為它“對于科學變遷是知識持續(xù)增長的線性過程的流行觀點，無疑是有力的重創(chuàng)”。對庫恩的論證過程，尤其是對“范式”概念的運用，則不敢恭維?！八沟眠@一概念最終變得如此含糊不清，以至于不能輕松地據之立論；如此普適通用，以至于不能輕易具體量度；如此神秘難解，以至于不能被解釋說明；如此迷惑誤導，以至于它成為理解一些關于科學中心問題的正面阻礙。如此一來，這些過度的方面最終又需要被相互矛盾的規(guī)定加以平衡。”[李創(chuàng)同2006, 頁84-85] 對于一些受過嚴格哲學訓練的人來說，想從庫恩那種過于隨意、不加定義引用他人觀點為己所用的風格中挖掘出寶藏，十分困難。夏皮爾的批評讓想盡快得到哲學界承認的庫恩頗為難堪，但他還是認真聽取了夏皮爾的意見。這在他隨后發(fā)表的文章中體現(xiàn)出來。
05 倫敦會議的“圍剿”
《結構》在學界日益增加的影響，在大西洋另一邊也得到了反映。1963年10月25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發(fā)表書評，高度評價了《結構》。赫斯（M. Hesse，1924-）高度贊揚《結構》?！白髡邔⒁郧盎ゲ幌嚓P的各種真知灼見熔于一爐，以一種全新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從而徹底改變了我們過去的科學觀?！盵Hesse 1963, p.286]
也有人憂心忡忡。批判理性主義的代言人波普爾就對庫恩的影響感到不安。1964年，他派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到伯克利專程拜訪庫恩，邀請他參加1965年在倫敦舉辦的向波普爾致敬的會議。
1965年6月11-17日，在位于倫敦攝政王公園（Regent’s Park）的貝德福德學院（Bedford College）召開了國際科學哲學研討會。會議的目的并非如后人所說的那樣，是專門針對庫恩的。它是在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學會的邏輯學、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分會的贊助下，由英國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學會與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聯(lián)合召開，是專門獻給波普爾的。庫恩是來參加其中一個名叫“批評與知識的增長”分會（session）的。除庫恩外，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24-1994）和拉卡托斯原本也是主要的發(fā)言者，但因種種原因，兩人沒有與會。這樣一來，庫恩就成了主要發(fā)言者，波普爾的大弟子沃特金斯（John W. N. Watkins, 1924-1999）取代費耶阿本德和拉卡托斯成為另一個主要發(fā)言者。波普爾主持研討會，并作了報告。圖爾敏（Steven Toulmin，1922-2009）和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1910-1986）分別提交了論文。
庫恩、費耶阿本德、霍伊寧根-許納（攝于1985年6月21日）
正是在這次會上，波普爾等人對庫恩的理論進行了嚴厲的抨擊。波普爾在那篇《常規(guī)科學及其危險》中，抨擊了庫恩的“常規(guī)科學”概念。認為庫恩的學術進路是相對主義的，其整體結構的神秘性導致其進路亦是非理性主義的，同時又具有嚴重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傾向。
沃特金斯認為庫恩的“科學共同體”類似于宗教團體；拉卡托斯不滿意庫恩的范式概念，“按照庫恩的觀點，不可能有什么邏輯，只有發(fā)現(xiàn)的心理學。”“按庫恩的概念，科學革命是非理性的，是暴民心理學。”
圖爾敏抵制庫恩的看法，尤其是“不可通約性”概念。他指出，對范式持久不斷地進行一些小的調整和修正，就可以讓它看上去不那么不連續(xù)，更能通約，而不必像庫恩那樣，需要使用宗教式的“改宗”[Lakatos & Musgrave 1970, pp. 39-47]。
費耶阿本德與庫恩曾是伯克利的同事。庫恩曾將《結構》的草稿給費耶阿本德看過。他在看完庫恩的手稿后，就提出了許多非常坦率的批評意見，認為《結構》“是以一種很過時的方式寫的”。他不同意庫恩對常規(guī)科學的看法，認為“如果我們用‘有組織的犯罪’來代替‘常規(guī)科學’的話，庫恩所說的有關‘常規(guī)科學’的每一個陳述都同樣成立”。（作者注：費耶阿本德與庫恩的關系較為復雜。當庫恩還沒有成名時，費耶阿本德到處替庫恩宣傳即將問世的《結構》，擴大庫恩的影響。之后與波普爾一道批判《結構》。在他晚年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與庫恩觀點之間的差距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轉而同意庫恩的觀點。參見[Hoyningen-Huene 2002]。）
瑪斯特曼是會上唯一沒有攻擊庫恩的人。她原來是一個計算機專家。也正因這個特長，她重構了庫恩的研究，指出庫恩以“詩一樣風格”描述了至少21種不同意義的“范式”概念。這些概念又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形而上學的”、“社會學的”和“人工的”?，斔固芈Q庫恩“是本世紀最卓越的科學哲學家之一”。后來她與庫恩成為好朋友。
1965年的倫敦會議讓庫恩一下子成名，同時也讓他飽受批評的煎熬。之后數(shù)年，他一直在消化會議上的批評意見。1969年，庫恩為日文版的《結構》寫了“后記”，以回答批評者。
06 不愿當SSK強綱領的思想先驅
《結構》一書對許多學科領域，當然也對大眾的意識形態(tài)產生了影響，激發(fā)了大量的討論，同時也對一些新的機構的成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盡管庫恩一直要與科學社會學這一研究傳統(tǒng)劃清界線，但一些新的研究機構就是在他的思想影響下成立的。比如，1965年在愛丁堡大學成立的“科學研究小組”（Science Studies Unit）；歐洲、北美、澳大利亞等部分高校成立的新的研究機構“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系，以及前些年鬧得沸沸揚揚的“科學大戰(zhàn)之爭”（Science Wars Debate）都與他的著作的廣泛影響分不開。1976年，SSK的強綱領出現(xiàn)，布魯爾（D. Bloor，1942-）出版《知識與社會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1982年，巴恩斯（B. Barnes）對庫恩思想的社會學解釋專著：《庫恩與社會科學》（T. S. Kuhn and Social Science）出版。
庫恩并不以此為榮。1983年在接受“科學社會學研究學會”（4S）的“貝爾納獎”時，他就已經看到了這種后果：新領域的研究者們把利益看成是解釋科學活動的支配性因素，他們把興趣集中于社會利益方面。這讓他非常擔心：“對我來說，這是個災難……《結構》總體上傾向于建議人們，知識并不可以按這種方式還原為社會利益?！盵Brush 2000, p.43]
1991年11月19日，庫恩在哈佛的“羅斯查爾德高級系列講座”（Robert and Maurine Rothchild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上發(fā)表了《歷史的科學哲學之困擾》（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講演。他再次抱怨SSK研究趨勢的蔓延。他反對強綱領所主張的權力和利益就是一切，認為“強綱領的主張是荒謬的，是一個發(fā)了瘋的解構實例”，在他看來，“當前力圖替代它的更有資格的社會學表述和歷史表述都不能令人更加滿意”[庫恩2012，頁104]。
庫恩相信自然界在發(fā)展科學知識方面起著一定的作用。堅持科學知識同自然界之間的某種關聯(lián)是他的一貫立場，也是他堅決否認自己是相對主義者和非理性主義者的重要原因。
面對那些打著他的旗號的強綱領的研究者時，庫恩曾公開對他們說：“我可不是什么庫恩派！”[劉鈍2002；Dyson1999, p.144]
07 《黑體理論》不被學界承認
庫恩的《黑體理論與量子不連續(xù)性》（以下簡稱《黑體理論》）出版于1978年。其實，他從1971年起就開始這項長達七年的艱苦工作了。對于熟悉他的人來說，這項工作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研究科學史的特殊進路，以及他看待科學發(fā)展的特別觀點。就像他寫的任何文章一樣，這本書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巳R因（M. Klein, 1924-2009）、希莫尼（A. Shimony，1928-）和平奇（T. Pinch，1952-）各自發(fā)表了一篇書評［Kleinetal.1979］，合在一起，用一個總標題：“范式消失了？”批評庫恩沒有運用自己在《結構》中所運用的觀點，看不到像“范式”、“危機”等詞匯，另外還對庫恩的一些具體主張?zhí)岢隽瞬煌目捶ā?/p>
庫恩的《黑體理論》封面。這是庫恩唯一沒被譯為中文的著作
對于前一類批評，他根本不在意，但對于具體細節(jié)方面的批評他非常在意。他有從分散的材料中找出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晰的結構的沖動，這是引導他做研究的強大動力。細節(jié)方面的批評讓他非常不安，恰恰也是因為它與庫恩的歷史任務的核心任務有關，即發(fā)現(xiàn)過去的科學中隱藏著的整體。
針對克萊因的批評，庫恩提出了反駁［Woolf 1980, pp. 186-191］。他的總的觀點是，普朗克并非是“量子理論”的真正提出者，他只是“量子”概念的提出者。對于“量子”概念背后的含義，普朗克并不清楚，因為他還沉浸在舊理論的框架中。愛因斯坦和埃倫費斯特（P. Ehrenfest，1880-1933）才真正在現(xiàn)代意義上使用了量子概念。
庫恩的觀點，得到了少數(shù)科學史家，如丹麥的克勞（H. Kragh, 1944-）的支持。但總體而言，在科學界和史學界應者寥寥。庫恩自己的學生海爾布倫就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庫恩的《黑體理論》一書“簡直沒法讀”［Heilbron 1998, p. 515］。1979年，在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年的大會上，庫恩又提出了《黑體理論》中的看法，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維格納（E. Wigner，1902-1995）在沒有看庫恩論文的情況下，直接反駁了庫恩［Brush 2000］。
盡管有這么多的批評，庫恩堅持認為，《黑體理論》是他寫得最好的科學史著作。隨著對普朗克原始文檔的解讀，贊成庫恩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的科學史家逐漸多了起來，盡管從人數(shù)講，仍屬少數(shù)。（作者注：贊成庫恩觀點的科學史學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克勞外，還有科恩（I. B. Cohen，1914-2003）、達里戈爾（Olivier Darrigol）、戈德堡（Stanley Goldberg）和基普尼斯（Naum Kipnis）。參見［Brush 2000, p.51］。）
這一學術爭論也引發(fā)了人們的深思：在有關科學史的研究方面，究竟誰說了算？是否諾貝爾獎獲得者就具有資格來做科學史研究的裁判呢？
08 堅持“不可通約性”
在《結構》中，庫恩采用了隱喻性用法，用格式塔轉換來描述科學革命前后不同范式支持者之間的不可通約狀態(tài)。1969年以后，他將注意力集中在語言方面，側重于理論、詞項、詞匯表的不可通約性。由于不可通約性涉及科學進步的本質、理論的選擇、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的爭論以及關于真理的看法，這個概念遭到了各方的反對和憎恨?？茖W家陣營認為它似乎暗示科學沒有進步，哲學家陣營認為它似乎暗示不存在真理，實證論者認為它似乎暗示科學是基于非理性的決定。
不可通約性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存在，即方法論、世界觀和本體論。在方法論和世界觀的不可通約性方面，庫恩做了一定的修正和讓步，從不可通約性到不可翻譯性，“不可通約性的許多不愉快推斷是對它作了語義學解釋的結果。不可通約性不是意義、指稱、翻譯等問題，而是一個本體論問題，涉及相爭理論陳述的真值地位問題?！挥性诳茖W理論的實在論解釋下不可通約性才有意義”。[王新力2004]
庫恩在《結構之后的路》中說，“自《結構》寫成之后30年來，還沒有任何別的問題像不可通約性那樣深深縈繞著我”。在他的晚年，他認為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不可通約性”是科學范式得以形成的必要條件。
盡管庫恩在“不可通約性”論點上不斷退卻，但還是不能贏得反對者的贊同。他對別人不能理解他的思想沒有耐心，他不能讀別人對他的書的評論。這種過于敏感的天性，從另一方面講當然也有好處，那就是更加加深了他對“不可通約性”概念的堅持。
沉湎于自我世界中的庫恩
隨著時間的推移，庫恩發(fā)現(xiàn)做歷史研究越來越困難。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發(fā)現(xiàn)看二手文獻有困難。他用分析一手文獻的手法來分析二手文獻，往往一無所獲。另外，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無法親自查檔案了?！逗隗w理論》之后，庫恩就再也不做科學史研究了。
庫恩晚年轉入哲學和語言學研究，也算遂了年輕時的心愿。他將精力完全放在對自己的概念的精致化過程中，有點像牛頓之后拉普拉斯、拉格朗日所做的工作。
曾經壯志凌云、活躍在科學史研究第一線，通過自身的努力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于科學和科學變化的看法的英雄，晚年不得不退守在語言學的象牙塔中，多少讓人有點惋惜。（作者注：李創(chuàng)同先生是青年庫恩的支持者。他對庫恩晚年不斷向分析哲學家們“投降”的行為感到可惜。詳見[李創(chuàng)同2006]。）
庫恩的工作是需要精致化。要取得真正的突破，還必須先從觀念本身的突破開始。我們需要在更多詳實的科學史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新的關于科學變化的模型。科學不只是理論體系，它是一個包括理論、經驗、實踐和其他諸多要素在內的整體。
03 庫恩的遺產
庫恩逝世已經16年了（編者注：2022年，庫恩逝世26年）。與所謂的“身后寂寞”的說法恰恰相反，關于庫恩的研究最近這些年又開始熱鬧起來，“庫恩產業(yè)”日益興旺。大量的庫恩研究專著和傳記得以出版，研究范圍不斷向深度和廣度拓展?？茖W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得以在世界范圍內建制化，也是庫恩和其他先驅們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1996年庫恩去世后，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就出了《結構》的第三版，增加了索引。2000年，由柯南特（J. Conant）和豪格蘭德（J. Haugeland）編輯的《結構之后的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出版。之后，又有許多專著和論文發(fā)表。比如，富勒的《庫恩：我們時代的哲學史》（Thomas Kuhn.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Our Times）；伯德（A. Bird）的《庫恩傳》（Thomas Kuhn）和安德森（H. Andersen）的《論庫恩》（On Kuhn）。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理性的動力學》（Dynamics of Reason）以及霍伊寧根-許納（Paul Hoyningen-Huene，1946-）和?；℉. Sankey）編輯出版的《不可通約性及其相關問題》（Incommensurability and Related Matters）。
2002年，《結構》出版40年之際，研討會論文集《庫恩的遺產》（The Legacy of Thomas Kuhn）得以出版。2012年，為配合《結構》出版50周年紀念，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結構》50周年紀念版，邀請著名科學哲學家哈金（Ian Hacking）寫了篇“導論”。許多國際期刊也紛紛出版紀念?？?。
近年來，國內也出版了不少有深度的關于庫恩思想的系統(tǒng)研究論著，如王巍的《相對主義：從典范、語言和理性的觀點看》；李創(chuàng)同的《論庫恩沉?。杭嬲撐蚺c不可通約性》；王書明、萬丹的《從科學哲學走向文化哲學：庫恩與費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現(xiàn)代轉型》；何兵的《后期庫恩科學哲學思想研究》以及宋志潤的博士論文《庫恩的不可通約性論題研究》。這些論著無論在資料掌握方面，還是在分析論證方面，都表現(xiàn)出不俗的水準。國外的華裔學者，如陳向、王新力等，在這一領域也都有精妙的見解。
與此同時，對庫恩的研究又向縱深方向發(fā)展。起因之一是發(fā)現(xiàn)了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給庫恩的兩封信。在信中，卡爾納普盛贊庫恩的《結構》“提供了科學史對哲學不可或缺的范例”，并鼎力促成該書的出版。有些學者試圖做些修正的工作，把庫恩與邏輯經驗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形象變成相互補充的形象[Friedman 1999]。因為“邏輯實證主義者并不認為哲學可以撇開科學成果來加以研究”[Reisch 1991], 只不過他們沒有將精力放在這方面。當然，這部分學者的觀點也受到很大質疑。從1971年至1973年，美國物理學家斯尼德（J. Sneed，1938-）和奧地利出生的德國哲學家斯太格繆勒（W. Stegmüller，1923-1991）用結構主義對庫恩的理論進行重構以來，形式化表述庫恩思想的努力就沒有停止。盡管庫恩生前對此表示過自己的不同看法。另外，重構科學變化的模型，以期將科學活動的各個方面，以及科學變化的全過程都包括進來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停止。尋找一個關于“科學變化”的“第一原理”成為研究者的動力。
一些著名的科學家也參與到“庫恩產業(yè)”中來，比如溫伯格。盡管他高度評價庫恩及其《結構》在歷史上的地位，“《結構》比任何一本關于科學史的著作都有著更為廣泛的影響”，但他對庫恩的一些具體觀點感到不安。他認為，《結構》里所得出的“現(xiàn)在的標準和過去的標準之間完全無從比較”的結論是“太離譜了”?！氨M管從事物理學研究的人員構成上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在從事物理學研究的女生和亞裔人員越來越多，但我們對物理學的認識的本性并沒有變?！盵Weinberg 2001, p.136]
科學家直接參與到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中來，是件值得慶幸的事。當然，他們的觀點也只是眾多觀點中的一種。由于他們同時又活躍在科研第一線，對當代的科學變化有著切身的體會，他們的觀點會帶來更大的影響。
作為《結構》的核心概念，“常規(guī)科學”、“范式”和“不可通約性”曾遭到嚴厲的批判?，F(xiàn)在是到了重新反省的時候了，尤其在目前中國學術界浮躁的現(xiàn)實狀況下，更應該深刻反省。
庫恩與他的批評者之間最明顯的分歧就在于對“常規(guī)科學”的看法不同。人們之所以對常規(guī)科學存在誤解，與那個主張不斷革命的波普爾有很大的關系。在飽受革命洗禮的中國，人們很容易接受波普爾的主張，以為常規(guī)科學就是保成守舊，循規(guī)蹈矩，沒有創(chuàng)見。其實大錯特錯！只有“常規(guī)科學”得以成立，迄今為止獲得成功的研究傳統(tǒng)才能得以保存。現(xiàn)在科學界最缺的就是讓科學新人接受嚴格的訓練，使他們懂得做科學的規(guī)矩，不要投機取巧?？茖W其實是最老實的事業(yè)，“大量科學實踐是復合的、消耗性的掃尾工作，只有這樣才能鞏固由最新的理論突破所建立的基礎，并為以后繼之而來的突破作必要的準備?！盵Kuhn 1970, p. viii] “范式不只給科學家一張地圖，也給了他們制圖指南。在學習范式時，科學家同時學到了理論、方法及標準，它們通常以難分難解的形式進入學者的腦中。因此當范式變遷時，通常決定問題及解答的正當性的判準，也會發(fā)生重大改變。”[庫恩1989，頁181] 很少有人看到“常規(guī)科學”與“科學革命”之間的關系，以為直接跨越到“科學革命”才是正途。殊不知，只有做好“常規(guī)科學”，才有可能走向“科學革命”。指望有捷徑可走的心態(tài)，其實是不成熟的。
新聞媒體為了爭取轟動效應，最希望有革命性的事件出現(xiàn)，這也讓一些想迅速出名的科研人員產生不良動機。前些日子關于所謂“上帝粒子”的報道，就充滿了這樣的喧囂。不要整天幻想著科學革命馬上就會到來。如果科學革命要來，它自然會來。在此之前，會有危機的跡象，會有不能解釋的地方。歷史告訴我們，科學革命總是在致力于解決前一個范式無法解釋的現(xiàn)象時才出現(xiàn)。迄今為止，所有關于“希格斯玻色子”的發(fā)現(xiàn)還沒有違背“標準模型”。誰也不知道下一場革命何時到來?，F(xiàn)在是到了必須重申“常規(guī)科學”的重要性的時候了。
我們今天究竟應該如何評價《結構》？
當剛剛三十出頭的庫恩充滿激情地寫下對哥白尼的《天球運行論》的評價時，肯定沒有想到這句話同樣適用于他的《結構》：
所以《天球運行論》的意義不在于它自己說了些什么，而在于它使得別人說了些什么。這本書引發(fā)了它自己并未宣告的一場革命。它是一個制造革命的文本，而不是一個革命性的文本。這樣的文本在科學思想史上是相當常見而又格外重要的現(xiàn)象。它們可以說是轉變了科學思想的發(fā)展方向的文本；一部制造革命的著作既有舊有傳統(tǒng)的頂峰，又是未來新傳統(tǒng)的源泉。[庫恩2003a，頁133-134]
《結構》50周年紀念版的封底上則有下面一段話：
一本好書或許能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而一部偉大的書，則會改變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實際上會變成我們日常思維的一部分。
作為一位學者，庫恩的一生可以說是相當成功。他是英文世界里很少見的科學史學術領域的暢銷書作者。不算26種語言的譯本，《結構》一書光英文版就出售了140萬冊。1990年5月，麻省理工學院召開了一個為期兩天的專門向庫恩致敬的會議。由邏輯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維也納學派當時唯一在世的成員，已85歲高齡的亨普爾（Carl G. Hemple, 1905-1997）代表與會者親自向庫恩致頌辭。美國科學哲學家卡特萊特（Nancy Cartwright，1944-）、哈金，庫恩的學生海爾布倫、布赫瓦爾德和外斯等人在內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學界的頂級人物，以及來自全美各地的近百位同事出席研討會。當庫恩邁入會場時，全體與會人員一起起立，長時間鼓掌。此刻庫恩“都不知該說什么了”。[Heilbron 1998, p.514] 然而，在享受表面的榮耀時，他內心深處的憂慮卻始終揮之不去。后來出版的經過修改的論文集，收錄了他的“后記”，作為對發(fā)言者的回復。盡管他充分肯定了發(fā)言者的工作，但認為他們并沒有真正理解他。[Horwich 1993](作者注：庫恩很少說別人真正理解了他, 唯一的例外是霍伊寧根-許納。他在給后者的書寫序時說：“霍伊寧根-許納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眳⒁奫Hoyningen-Huene 1993, p.1]。) 他希望自己在哲學上的貢獻能被普遍理解的愿望沒有完全實現(xiàn)。
庫恩的學術知己保羅·霍伊寧根-許納（Paul Hoyningen-Huene），被庫恩譽為“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
庫恩生前不被人理解，并非是由他的寫作風格造成的，也與他的所謂人品和個性沒有太大關系。在寫作方面，“他是一位大師”，在同事眼里，“他和藹可親，相當迷人”[Edge et al. 1997, p. 499, p. 486]。不被理解的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讀者中的大多數(shù)還沒有完全理解他語言背后的真正含義——他本人對此也要負一定責任。為了盡可能讓飽受分析哲學浸淫的哲學家群體理解他的思路，他不斷改變對概念的界定，試圖用語言哲學來精致化自己先前從活生生的科學史中提煉出來的粗糙概念。對自創(chuàng)概念的精致化成了庫恩晚年生活的主要內容。是否能用被語言哲學改造和準確定義過的新概念來更好地說明科學變化的動力學過程，其實是非常讓人懷疑的。不同的語言體系背后體現(xiàn)的是不同的世界觀和本體論承諾。他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在談到達爾文和普朗克當年的處境時，很有點“夫子自道”的味道：
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結尾處，有一段極有洞察力的話：“雖然我完全相信此書觀點的真理性……，但是對于觀點與我完全相反的博物學家，我并沒有期望能使他們信服，他們的心目中已充滿從他們的觀點去觀察到的事實……，但是我有信心面對未來，面對那些年輕的、正在成長的博物學家，他們將毫無偏見地去看這個問題上的兩種觀點?！倍绽士嗽谒摹犊茖W自傳》中回顧自己的生涯時，悲傷地談到“：一個新的科學真理的確立與其說靠使它的反對者信服和領悟，還不如說是因為它的反對者終于都死了，而熟悉這個新科學真理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了。[庫恩2003b，頁136]
在新一代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完全理解庫恩之前，讓我們先充分挖掘庫恩及其《結構》給我們留下的豐厚的學術遺產。
??此文曾發(fā)表于《科學文化評論》第9卷第4期（2012）頁32-55，原標題為《庫恩的身份認同》。北京大學出版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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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革命的結構
作者：托馬斯·庫恩
譯者：張卜天
“顛覆教科書思維”之作！引導了科學哲學界的一場認識論的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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