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考證，馮姓的歷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堯舜時期，其始祖為歸夷氏族的首領馮夷。在夏朝帝芒時代，馮夷的后代建立了馮夷國，其部分后世子民以國名為姓，形成了馮姓的另一支起源。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來源說法，包括周公旦的后代和匈奴人等。
在中國歷史上，馮姓的遷移和發(fā)展十分迅速。在漢朝時期，馮姓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位著名的將領馮異，他曾經(jīng)為劉秀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后，馮異的后代逐漸成為了馮姓家族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南北朝時期達到了頂峰。
歷史上，馮姓名人眾多，以下是一些著名的名人：
- 馮孚：三國時期蜀漢的一位賢士，被譽為“孝廉”。
- 馮奉世：西漢時期的一位將領，曾為漢宣帝鎮(zhèn)守邊疆。
- 馮異：東漢時期的一位名將，曾為劉秀平定天下。
- 馮跋：十六國時期后燕的一位皇帝，曾擊敗南燕并奪取了中原地區(qū)的控制權(quán)。
- 馮素弗：十六國時期后涼的一位名將，曾為后涼國建立了汗馬功勞。
- 馮道：唐朝時期的一位名臣，曾歷任多個朝廷要職，并以清廉正直、忠誠仁愛著稱。
- 馮夢龍：明朝時期的一位文學家、戲曲家，以創(chuàng)作小說、戲曲和改編古典文學著作而著稱。
- 馮唐：明朝時期的一位文學家、詩人，以詩文書法聞名，被譽為“文雄”。
除了以上這些著名的名人外，馮姓歷史上還有很多其他的名人。例如，馮奉世：西漢時期的一位將領，曾為漢宣帝鎮(zhèn)守邊疆。他以善于指揮軍隊、講究軍紀而著稱。
總之，馮姓是一個非常古老、有歷史背景的姓氏。它在中華文化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并產(chǎn)生了許多著名的歷史人物。
]]>在宋朝時期，蔣姓人口大約26萬多人，到了明朝時期，蔣姓大約近49萬人。
那蔣姓有哪些流源呢？
一，出自姬姓。
姬姓，是周朝的國姓，蔣姓既然出自祖姬姓，自然是和周朝王族有關(guān)的。姬姓蔣氏是出自于周公姬旦之子伯齡，屬于以國名為姓。這支蔣氏被史稱為蔣氏正宗。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發(fā)的弟弟，周武王滅商建周后，過了四年，就離開了人世。之后其長子繼位，由于新君年幼，所以就由周公旦攝政。后來周公又分封諸侯，在這輪的分封中，周公旦第三子伯齡受封于蔣，建立蔣國，伯齡則就稱為蔣伯齡。
后來到了公元前617年，蔣國被楚國所滅，蔣伯齡的后人四年故國，就以國名為姓，改姓為蔣，尊蔣伯齡為得姓始祖。
二，源出子姓。
子姓是商王朝的國姓。
在商朝時期，商朝的一位君王曾封一位祖人于蔣。當然，由于商朝的子姓蔣國很小，所以史書記載的并不多。
子姓蔣國的后人，就以國為姓，改姓為蔣。直到西周初被周公旦所滅，子孫以國為姓，改姓為蔣。
三，至于蔣姓還有其他的源出，就是屬于帝王賜姓?；蛘哂缮贁?shù)民族改姓而來，就不一一介紹了。
姬姓蔣國被楚國滅后，其后人不僅以國為姓，改姓為蔣，而且還進行了向外遷移，當時除了一部分繼續(xù)留在原住地居住生活外，大多數(shù)都外遷出去了。
到了秦漢之際，有的蔣姓之人西遷進入陜西，有的東遷進入山東。后來發(fā)展最旺盛的，當屬在山東博興、壽光的蔣姓。
當然，還有遷往其他地方的。
]]>可是實際上中國除了滿清時期，在其余的時候都十分開放包容。
隨著向外貿(mào)易的商業(yè)之路被開辟，許多異國文化也從海外流向國內(nèi)，而中國的文化也同樣影響到了其他的國家。
如今我們許多耳熟能詳?shù)臇|西，就是在幾百年前傳入國內(nèi)的，比如樂器、宗教、服飾等。
其中有這樣一句俗語，它的背后也反映了一段蕩氣回腸的文化交流史，那就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時至今日這句俗話也被常常使用，可是若是真問起來“浮屠”是什么？“為什么偏偏造7級的浮屠”，相信很少有人能回答出來。
佛教的歷史
浮屠等詞語來自于佛教，這句話的誕生也和佛教息息相關(guān)。
雖然如今我們會在一些時期來到寺廟參拜，可是佛教卻并不是原生的本土宗教，佛教最初誕生于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印度地區(qū)。
和中國的大一統(tǒng)不同，那個時期的印度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
由于西北部雅利安人的不斷擴張，印度在公元前5世紀到6世紀時期，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16個國度，每一個國都擁有自己的皇室和君主。
雅利安人的滲透，不僅分裂了古印度，還把印度人分為三六九等。
其中婆羅門人是最高級的存在，剎帝利則掌握了印度的所有皇權(quán)，至于其他人不過是侍奉他們的奴隸。
這兩個種姓在普通百姓的身上作威作福，給底層人民帶來了無限的壓迫。
佛教正是在這個時期誕生，它誕生的本意正是為了反抗這些貴族的壓迫。
不過令人驚訝的是，佛教的創(chuàng)始人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王族。
他就是釋迦摩尼在成佛之前的身份——喬達摩·悉達多，迦毗羅衛(wèi)國的王子。
據(jù)說雖然悉達多身為王子，但是本人對統(tǒng)治卻并不感興趣，反而他更癡迷于宗教和學問。
或許正是他體內(nèi)的仁義之心，促使了他在新婚之夜放棄王位，轉(zhuǎn)而成為了一名苦行僧，并經(jīng)過多年修行，在菩提樹下立地成佛。
而他的學說也正式被印度人民所接受，一點一點地在整個印度境內(nèi)蔓延開來。
最后直到孔雀王朝時期，成為了當時的國教。
正是因為佛教對印度人的影響太大，從而在之后與中國的交流中，漸漸流傳至中國。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很早，在東漢明帝時期就已經(jīng)吸引了許多人信仰。
尤其是漢明帝的叔叔楚王劉英，是當時第一個公開信仰佛教的人。
佛教在東漢的推廣，同它迅速地“本土化”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
彼時道家的黃老學說，在貴族文人的圈子里頗為盛行，而佛教其中的一些思想也與黃老學說不謀而合。
因此很快二者就相互結(jié)合在了一起，這也是“漢傳佛教”的起源和開始。
浮屠是什么
因為佛教開始逐漸在中國發(fā)揚光大，所以很多佛教用語也開始被大家使用。
一些佛教的世界觀、價值觀等也同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相融合，構(gòu)建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漢族神仙體系。
“浮屠”就是在東漢時期傳入到中國的，浮屠又名“浮圖”。
源頭來自于梵語Buddha，Buddha的意思有多種，像佛陀、僧人、佛塔等都可以用這個詞語指代。
因此浮屠也應當含有這些意思，那么在這句俗話中，浮屠又具體是哪一個例子呢？
追根溯源，這句話中的浮屠應當指佛塔。
塔這一建筑也是外來的東西，因為是外來品，所以最初中國人直接以它的音譯來稱呼它為“浮屠”。
到了隋唐時期才逐漸誕生了塔這個字，所以浮屠的稱呼才被“塔”所取代。
佛塔的建筑很有講究，在古代那個科學和技術(shù)都稱不上發(fā)達的時候，能造出高大的寶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時，萬幸的是這些難題都被我們克服了。
因此，中國的佛塔不僅是東亞地區(qū)最高大精巧的，也是為數(shù)不多能夠作為實用建筑的。
中國的塔建成后可以居住、可以用作倉庫，也可以當成鐘樓、觀景臺。
而日本雖然也也學習了造塔技術(shù)，可是它們的塔完全是擺設，不夠結(jié)實、沒有樓梯，不能讓人上去，只能在塔下欣賞。
寶塔不僅建造起來需要精巧的構(gòu)造，建造的規(guī)矩也頗為豐富。
比如佛塔的層數(shù)可以很多，但是必須是單數(shù)。
比如5層、7層、9層等，佛教以7為最尊貴的數(shù)，所以7層寶塔也是最珍貴的佛塔。
說起“七級浮屠”這句話的源頭，我們就必須提及一個人——安世高。
安世高是第一個來到中國傳教的外國王族，他在出家之前是安息國的王子。
因為崇尚佛法，所以把王位讓給了別人，自己則一生都在為傳播佛教而奔波。
安世高在東漢后期來到了中國，他在中國活動的30多年中翻譯了41卷佛經(jīng)。
并游歷了我國江西、蘇州、南昌等地，最后也圓寂在蘇州。
正是有了他的存在，佛教才得以克服言語不通的難題，在中國發(fā)揚光大。
安世高的譯本《佛說罵意經(jīng)》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作百佛寺，不如活一人?！?/p>
根據(jù)專家的推測，這就是“七級浮屠”這句話的前身，后來也在生活中為人所熟知。
其實這句話細細品味起來十分地有道理，它說救下一條性命所取得的功德，比造一座佛塔還要珍貴。
造塔這個行為和唐代的“供養(yǎng)人”類似。
晚唐時期，富人世家出資修建佛窟、弘揚佛法，也為自己積累功德。
而東漢則流行建造佛塔，有的時候還會把自己的塑像，擺放在塔內(nèi)接受香火供奉，以祈禱修成正果。
但是不論花費了多少錢財、建造多少佛塔，都不如實實在在地救下一條生命來得深厚功德。
這也是佛教勸人向善、珍視生命的思想在傳揚的表現(xiàn)。
結(jié)語
佛教雖然誕生的時間很古老，可是其中有很多的哲理到了如今依然適用。
比如佛教的修行者精神與普世關(guān)懷的思想。
在如今這個越來越發(fā)達、越來越文明的社會，“人道”成為了最重視的東西。
對特殊群體的有色眼鏡、對殘障人員的歧視都越來越小。
慈悲和愛心為現(xiàn)在這個快速且冷漠的社會，增添了不少“人情味兒”，讓我們可以懂得營造一個美好社會的方式。
]]>陜西寶雞周原地區(qū)是周人最早活動的地方，是周的發(fā)祥地。當?shù)仄襁€遺存有許多周早期至西周晚期的歷史痕跡。周原博物館是在周原遺址大規(guī)?？脊虐l(fā)掘的基礎上，于1987年建立的遺址性博物館。周原一詞，最早見于《詩經(jīng)·大雅·綿》中“周原肚腸，繭茶如怡”之詩句。周原于岐山之陽，即今關(guān)中平原的西部。具體所指有廣、狹之別，據(jù)史念海先生考證，廣義的周原“包括鳳翔、岐山、扶風、武功縣的大部分，兼有寶雞、眉縣、乾縣、永壽四縣的小部分，東西長七十余公里，南北寬二十余公里，順著渭河成西北東南走向”② 。這些遺址的發(fā)掘?qū)τ谔剿?span id="yksafqx"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5189309" qid="6579514355379868936" mention-index="0">周文化的起源，全面了解西周的歷史、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上述11幀拓片的青銅原器除師同鼎1981年12月出土于扶風縣黃堆鄉(xiāng)下務茲村、(害+夫)簋1978年5月出土于扶風縣法門鎮(zhèn)齊村外，其余9件均于1976年12月出土于扶風縣法門鎮(zhèn)白莊村。11件青銅器除豊邢叔簋(1984年11月5日被盜)、(害+夫)簋藏于陜西寶雞扶風縣博物館外，其余9件均收藏于陜西寶雞周原博物館。
青銅器流行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秦漢時期，以商周時代的器物最為精美，西周是青銅器發(fā)展的鼎盛時期。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不僅造型奇特、紋飾精美，而且在青銅器皿的腹部、底部或蓋部等位置鑄刻有記事性的銘文。銘文的內(nèi)容、形式、數(shù)量，甚至書體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前代所不能達到的。西周青銅器銘文雖說是鑄刻在青銅器皿之上的，但其在書法上表現(xiàn)出來的渾厚、蒼茫、自然的金石氣味，成為后世學習書法的重要取法對象。
西周金文按照歷史的演變順序及其不同時期所呈現(xiàn)出來的藝術(shù)特點可以劃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個王世;中期包括穆、恭、懿、孝四個王世;晚期包括夷、厲、共和、宣、幽五個王世③。上述11件青銅器均出自西周，且分布在早、中、晚三個不同時期?，F(xiàn)從書法藝術(shù)的角度，根據(jù)早、中、晚三個時期金文書法所呈現(xiàn)出來的藝術(shù)特征對這11幀銘文拓片進行簡要分析。
一、西周早期金文的殷商情結(jié)
西周早期金文書法是沿襲商代金文的風格，逐漸努力擺脫商晚期銘文風格的影響向自身秩序化目標過渡的時期。從銘文內(nèi)容來看，仍有一定數(shù)量的氏族徽號銘文和廟號銘文。銘文樸茂凝重，瑰麗沉雄，起止用筆多藏頭護尾，點畫逆勁挺峻，間用自然肥壯筆畫，并且以點、團裝飾其形，形如刀或蝌蚪，氣派闊大。從點畫結(jié)構(gòu)到筆畫形態(tài)，從章法布局到藝術(shù)韻致，都不存在過多的人工修飾痕跡，自然得體風格雄強凝重。銘文結(jié)構(gòu)無規(guī)律，字形大小、長寬、方圓不等，字無定形，一字多寫，合文、反書、倒書是普遍現(xiàn)象。西周早期，是商周書法藝術(shù)的交匯、融合和發(fā)展階段，此時的金文有商人書法的延續(xù)，有摹擬商人的作品，原始象形符號的簡化與書體的規(guī)范在同時進行，此時的金文還表現(xiàn)出或多或少的“殷商情結(jié)”。
商卣，西周早期的青銅器，是盛酒的一種器皿。整體呈橢圓體，腹部外鼓，蓋鈕作花苞，飾蟬紋，提梁兩端飾圓雕龍頭，巨角圓目，造型簡潔。器、蓋同銘，銘文內(nèi)容與商尊相同，唯行款稍異，鑄五行三十字。其銘文大意是說庚姬(疑是商的妻子)受到了帝司賞賜的諸般物品，商為此作器，用來祭祀謚號為“日丁“的父親。商卣文字大小不一、造型奇特，帶有濃重的象形意味。銘文最后一字屢見于商末周初彝銘，應為作器人商的氏族徽號。
折觥，西周康王時期的一種容酒或飲酒器具。觥體呈長方形，前有流，后有鋬，分為蓋與器身兩部分。蓋部銘文鑄在蓋內(nèi)，器身上的銘文鑄在內(nèi)底部。器、蓋同銘，惟有行款稍異，共計六行四十字。這是一篇記事銘文，銘文大意為：王下令貺折，折受到封賞很感謝，折作觥器，還說這是王用于祭祀的器物。此銘表面上以沿襲模仿商人風格為主，而圓轉(zhuǎn)處的款曲柔弱，卻為商代金文所為。文字筆畫肥美，多有尖狀肥筆，如“王”、“父”、“土”、“十”等字，其形如刀或蝌蚪，具有強烈的游動意味，婉轉(zhuǎn)多變，憨態(tài)可掬，和殷商甲骨的方筆形成明顯的對比。
二、西周中期金文的廟堂氣象
叢文俊先生在描述西周金文書法時提出“篆引”④這個專用名詞，所謂“篆引”即用來衡量古文字象形符號系統(tǒng)之內(nèi)各種書體的式樣特征、風格美感、彼此間關(guān)聯(lián)及發(fā)展變化等。認為“篆引”大約經(jīng)歷了“出現(xiàn)”、“推衍”“成熟”三個階段。西周早期，是“篆引”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展階段，作品的數(shù)量也在逐步增加，但不具備明顯的優(yōu)勢。西周中期以后，“篆引”迅速地成為主流風尚，精品不斷出現(xiàn)，標志著大篆開始走向成熟。西周中期的金文逐漸脫離了商代和周早期的風貌，用筆上的肥美逐漸變?yōu)橐跃€為主的中鋒，象形和裝飾意味也漸漸消失。方圓筆兼用，字形漸方，端莊勻稱，章法謹嚴，通篇美觀。至此，西周金文書法的風貌基本形成。
史墻盤，是西周恭王時期的盛水器，宴饗行沃盥之禮所用。該器形體制造精良。內(nèi)底有銘文十八行二百八十四字，其中重文五個，合文三個。銘文前半記述西周時期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主要事跡，后半記敘作器者史墻一家列祖的重要功績。文章基本使用四言句式，措辭工麗。銘文字體大體為長方形，字形整齊劃一，潔凈明麗，行氣凝練，是恭王時代銘文書法的佼佼者。由于銘文光鮮如新，對考察金文書法極為有利。從書法的角度看，墻盤銘文書跡儒雅敦穩(wěn)，除末行如鞭炮之密結(jié)之外，余皆阡陌清通，縱橫有矩，字形趨方，筆路明朗，它是真實而精美的篆引筆法，在西周作品中是比較罕見的。該器與虢季子白盤、散氏盤，合稱“三盤”。
豊卣，周穆王時期的一種盛酒器。橢圓形，隆蓋，鼓腹下斂，圈足。蓋的左右有直立的犄角，蓋頂有圓形捉手，提梁上飾蟬紋，兩端羊首。蓋、器同銘，唯行款稍異，各鑄銘文三十一字，其中重文有二。進入穆王之世，金文的線條式樣及筆法漸趨規(guī)范成熟，作品個性也漸被納入規(guī)范之中。代表商周金文過渡狀態(tài)的作品急劇減少。該銘文中少數(shù)還保留著肥筆，但都變?yōu)閳A鈍，早期的棱角鋒芒已不復可見，其余字形均用勻一的線條書寫，很少出鋒。
(疒+興)盨甲，西周懿王時期盛食物的青銅器。內(nèi)底鑄有銘文六行六十二字，其中重文有二。
(疒+興)簋乙，西周孝王時期盛放煮熟食物的重要禮器。器蓋同銘，鑄有銘文六行四十四字，其中重文二。大意為：說我顯赫的祖、父繼世咸有威儀，以先王為君而臣事之，我不敢不從早到晚勤奮做事;王鼓勵我，并賜給我佩;我為祖、父鑄造了這件簋，用來祭祀他們的在天之靈，希望予以多福，萬年永寶用。
十三年(疒+興)壺乙，西周懿王十三年鑄器。長頸，扁腹，龍首銜環(huán)，頸飾鳳鳥紋，蓋緣和腹部飾鱗紋，蓋頂飾長冠鳳鳥，圈足飾波曲紋。蓋榫和頸外壁同銘文五十六字，大意為：十三年九月戊寅日, 父陪同在成周的師徒淲宮入見周王，接受命服的冊賜。
三年(疒+興)壺甲，西周孝王時期的鑄器。該器形體龐大，造型莊重，紋飾古樸，是西周中期青銅壺器的典型作品。整器束頸垂腹，下承圈足，大圓頂蓋，獸耳對稱，雙環(huán)貫耳。除蓋頂飾團鳥紋，其腹、腰、頸用兩條素帶相隔，環(huán)飾曲波紋，寬疏有序，線條流暢。器蓋、底圈足飾竊曲紋，形成對應。蓋榫外側(cè)有銘文六十字，大意為：周王三年九日丁巳丑日，周王在鄭地舉行饗禮，王命虢召(疒+興)，賞賜(疒+興)羔俎。(疒+興)為答謝天子之賜，作祖考祭器，以紀榮寵的經(jīng)過。
(疒+興)盨甲、(疒+興)簋乙(器)、十三年(疒+興)壺乙(蓋)、三年(疒+興)壺甲為西周懿王、孝王時期青銅器，這兩個時期的金文書法特征非常接近，大篆開始步入巔峰狀態(tài)，精美與趨同是普遍的傾向，然而求善劃一并不意味著會得到對應的結(jié)果，新的風格變化也隨之產(chǎn)生。(疒+興)盨甲體勢平正，用筆不激不厲、靜謐閑適;(疒+興)簋乙(器)結(jié)體排疊精嚴緊密，線條力度強勁;十三年(疒+興)壺乙(蓋)、三年(疒+興)壺甲用筆方圓兼施，字形端莊勻稱，章法整飭有序，通篇美觀。西周中期的金文點畫兩端和中段日益勻整，字體結(jié)構(gòu)趨于方整，章法也日益鮮明，字距行距清晰，表現(xiàn)了周人禮法秩序的完善和確立。
三、西周晚期金文的式微荒率
西周晚期的銘文多長篇巨制，內(nèi)容多冊命套語，有不少關(guān)于戰(zhàn)爭、土地訴訟等方面的內(nèi)容。器銘多為韻文，文辭華麗，盛行“萬年無疆”之類辭句。此時金文日趨成熟，字形結(jié)構(gòu)更加穩(wěn)定。金文中的肥筆完全消失，點畫線條的形式美變得純粹而突出，字的造型更顯得無拘無束。其字形結(jié)構(gòu)一反常見長方形縱勢，而呈扁方形的橫勢，點畫不講平整，錯落搖曳;結(jié)字重心下移，章法瀟灑自然，總體給人活潑跳躍的藝術(shù)感，生氣勃勃，是匠心與自然的巧妙溝通和融合。任何事物的出現(xiàn)都是經(jīng)過發(fā)生、發(fā)展、衰退這樣一個自然規(guī)律，金文亦是如此，但是在經(jīng)歷過中后期的發(fā)展高峰之后，至西周晚期開始進入了他的式微荒率期。
師同鼎，西周晚期烹煮肉食、祭祀和宴饗的食器。立耳，平口，深腹，圜底，蹄足?？谘叵嘛椧恢苤丨h(huán)紋和凸弦紋，耳外側(cè)兩道凹弦紋。腹下三足有明顯的分模線，當中鑄陽紋雙三角形。內(nèi)壁鑄有銘文七行五十四字。銘文所記述的是一次對戎人的戰(zhàn)爭，在這次戰(zhàn)爭中殺敗了敵軍，捉到了一些俘虜并獲得了很多的戰(zhàn)利品。師同鼎在書法上表現(xiàn)出隨機性的節(jié)奏感，大小錯落有致，縱有行而橫無列。線條的直曲，筆畫的繁簡，字型的大小，疏密等具有明顯的對比意味，但又有渾然天成之韻趣。
豊邢叔簋，西周晚期鑄器。鼓腹弇口，圈足下有三附足，雙耳作卷鼻獸首形?？谙嘛椄`曲紋。腹飾瓦紋。腹底鑄有銘文三行十八字，其中重文兩個。原藏于陜西扶風縣博物館，1984年11月5日被盜。該銘文雖然只有18個字，但其用筆整齊劃一，線條蒼勁古樸、結(jié)字嚴謹整飭，彰顯出濃郁的金石氣息。
(害+夫)簋，又稱厲王簋、夫簋、胡簋，周厲王十二年作器，是目前所知的極少數(shù)明確的周代王器之一。出土時已被推殘碎，經(jīng)修復后重約60千克。侈口寬體，鼓腹，圈足，下附方座。大龍耳高聳，有龍垂珥。頸和圈足飾獸體紋，腹和禁壁飾直條紋，方座四角飾獸面紋，形體龐大，渾厚典雅，被譽為“簋王”。內(nèi)底銘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是周歷王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詞。大意為：我晝夜盡心經(jīng)營先王事業(yè)，以配皇天，我任用義士獻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將彝寶簋，安惠干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賜降多福、長壽和智慧。(害+夫)簋外形粗獷、偉岸，器物的整體風貌與銘文的精神氣象頗為統(tǒng)一，豪放雄壯，雍容大度，內(nèi)中充滿磅礴之氣。
面對著這些拓片，我仿佛穿越過三千年的時空隧道，置身于周原大地，一件件青銅古器巍然地屹立于眼前。它們飽含著意志、威嚴和力量，呈現(xiàn)無比深遠沉重的歷史積淀，成就一種象征性的崇高美，其所彰顯的精神狀態(tài)讓欣賞者不由得不為之折服;燦爛多姿的青銅銘文，訴說著、記載著先人們對歷史的創(chuàng)造和書寫;……我似乎感受到了我們的祖先是如何盡情開創(chuàng)周代“禮樂文明”的。
① 作者簡介：王振波，1977生人，男，北京青年政治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書法學、篆刻學。
② 史念海:《周原的變遷》，《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76年第3期。
③ 叢文俊：《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P193-203。
④ 叢文俊：《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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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青銅器銘文釋文及青銅器圖片均參考《商周金文編— 寶雞出土青銅器銘文集成》西安;陜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2009.17-244
霍彥儒、辛怡華主編。
西周青銅器銘文拓片原為俞偉超先生舊藏，現(xiàn)為王琳先生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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