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重慶晨報上游新聞委托第三人就此事采訪楊櫧策。楊櫧策表示“打了，（但）沒有她說的那么厲害，打了十幾個巴掌，沒有掐脖子”。同日，余秀華的多年好友作家林東林，在接受河南廣播電視臺大象新聞采訪時補充稱，據其了解，這并非首次。“之前我知道，她跟我說過，但是選擇隱忍以待?！蹦壳?，兩人已在當地警方調解下達成協議。

在網絡討論中，有的關注余秀華的詩人身份和過往言行，將作為個體的余秀華與“名人”“戀愛腦”等標簽并置。另有觀點則聚焦余秀華與楊櫧策之間的對錯糾紛與情感糾葛，試圖通過深挖兩人的情感生活細節(jié)為家暴歸因。這些都程度不等地模糊了對家暴事件本身的關注。整個事件的關注焦點不應是“為何而打”，而是“打，還是沒打”。

余秀華接受我們視頻采訪畫面（2020）。

回到事件本身，這其中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厘清。

首先，我們需要褪去“名人余秀華”的標簽，回到余秀華本人。余秀華長期以“清醒勇毅”為公眾所熟知，這似乎與其在同楊櫧策的相處中所呈現的狀態(tài)有所出入，最初推文中的那句“其實，他對我很好，就是脾氣暴躁”也因而被公眾指摘為“戀愛腦”。但清醒如她，便不能對愛情心生向往嗎？長期以來，公共層面對殘疾人愛情的關注又被放置于怎樣的前提預設之下？

其次，我們或許還需要走出余秀華。理性如余秀華，她也在回顧經歷時難免落入“其實，他（她）對我很好”的話語邏輯中，但由此引申出的卻不該是“戀愛腦”的指控。相反，我們從中看到的或許應是親密關系中，困難重重的反家暴背后，既有觀念陷阱之深之重。

最后，楊櫧策在個人聲明中稱并未與余秀華建立法定婚姻關系，那么，婚姻之外的親密關系暴力是否構成了“灰色地帶”？以及，當我們在反復區(qū)分家暴與暴力之間的界線時，“家暴”這一原本幫助人們發(fā)現和解決暴力的詞語，又是否潛伏著弱化暴力本質的風險？

詩人與殘疾人：

清醒者，就不能對愛情心生向往嗎？

余秀華接受我們視頻采訪畫面（2020）。

說起余秀華，她的經歷和性格給人印象之豐富，是十分罕見的。而其中少不了的一個詞大概就是“清醒”，有時甚至是清醒到鋒利。在《月光落在左手上》，言語間她三分譏諷七分醉：

“男人接近女人的目的，不過是圖兩樣東西：要么，圖你年輕漂亮，要么，圖你的身子。如果你一樣都不占，人家也不缺個累贅。

同樣，女人接近男人，也不過就圖兩樣東西：一個是精神支柱，一個是金錢補助。如果你一樣給不了她，那么，她也不缺一個祖宗。

談什么情，說什么愛。

放眼望去，全都是合作愉快！”

《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華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新經典，2020年9月。

她愛喝酒在關注她的讀者中不是什么秘密，以上幾句話聽著也像極了酒后的戲言，可多少真話不都是借著戲言吐露出來的。出生時倒產，她小腦損傷，直到六歲還不會走路，后來扔掉拐杖，但走路也歪歪斜斜，言詞也說得不夠清晰。旁人感慨她天生殘疾，可余秀華卻在詩中說：“愛是我心靈的唯一殘疾。”

不難理解，在最初的發(fā)帖中，余秀華為何起筆寫下：“其實，他對我很好?！边@種“好”并不單純指向親密關系間的愛護，不是因為一方單方面的付出讓另一方無法割舍，進而沖昏頭腦，以愛之名為暴力辯護，亦不只是清醒之人的片刻荒唐，成為看客眼中“戀愛腦”的佐證。某種意義上，余秀華無法割舍的，可能是與楊櫧策的這段關系曾短暫卻真實地填補了她心靈殘疾的那片空缺。她不再是眾人口中的殘疾女詩人，而只是對方眼中的余秀華，她心中關于愛情的夢亦曾短暫地走進現實過。

公共話語場中，殘疾人的愛情常常被遮蔽。一種人為構建的“平等”被反復提及，也許“門當戶對”在當下有所式微，但“條件相當”卻還是隱秘地出現在以保護和尊重為名的勸說中，在無數個余秀華的周遭，依然反復響起關于殘疾人與健全人的差異。即便是詩歌頗受追捧的名人余秀華，也依然有人認為她配不上一名90后年輕健全男性，除非后者另有所圖。更遺憾的是，從部分網友的留言中不難看出，人們默認這一切是“合理”的，不合理的似乎只是沒有預先拒絕，仍抱有幻想的余秀華。

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2016）畫面。

在這一點上，余秀華曾直言，現代人缺的不是知識，而是常識。她從未試圖為殘疾人群體正名，她清楚集合名稱之下所掩蓋的是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個體。因而，她只是感到悲哀：“一個群體，怎么可以把健全的身體當優(yōu)勢，把漂亮的外表當成獎賞，把裹住自己思想的長長的臭腳布當成裝飾？”另外，不乏有聲音將余秀華的境遇歸因于其自身條件與情感熾熱程度之間的割裂，進而上升到即便她躲過楊櫧策的坑，也無法避開新的坑。

那么，為什么自身現有條件下的余秀華注定無法遇到匹配其熾熱情感的另一半？

“我們都是活在車禍，泥石流，瘟疫之間的殘疾人?；钪钪偷藧矍?。”（余秀華，《一個人正往這里趕》）相比于那些不敢愛的健全人，對愛情始終熾熱的余秀華并不殘疾，甚至稱得上健碩。早在今年六月她就表示，很多人想看到她和楊櫧策分開，她只覺得能走多久便走多久。畢竟，愛情可貴，生命更自由。反正，除了愛，我們一無所有。有了愛，我們也一無所有。

“他對我很好，就是……”：

愛護為何成為“辯護理由”？

在寫下“其實，他對我很好，就是脾氣暴躁”后不久，余秀華便刪除了原帖。親密關系中的愛護始終不應成為暴力行為的“辯護”。這一點，余秀華也許清楚，但也難免不忍。更新后的發(fā)文中留下：“我這一生，走得實在辛苦?！痹谶@一刪一補中，引申出的不該是“戀愛腦”的指控，它提醒我們的實則是，在親密關系中，困難重重的反家暴背后，既有的觀念陷阱是如此復雜、深重。

作為一種讓步表述，“他對我很好”頻繁出現在家暴案件中。美國臨床心理學家雷諾爾·沃科曾在研究數百例家暴案后得出，親密關系中的暴力受害者易患上習得性無助，她們或是下意識從昔日美好中尋找慰藉，或是在暴力之后的短暫間歇中恍惚，直到下一次暴力發(fā)生時驚醒，卻一再陷入周期中。她將這種心理稱為“受暴婦女綜合征”。這一心理也常常被視為受害方對暴力行為的“辯護”，進而招致一系列“受害者亦有罪”的推定，部分網友以此為由指責余秀華“戀愛腦”便是相關推定的滲透。

余秀華接受我們視頻采訪畫面（2020）。

當我們拆解這句表述時，首先需要明確的前提是，這句話出自受害者之口，而非來自第三方的勸說。當然，這并不是在解釋“其實，他對我很好”由受害者說出時就足夠合理，而是在嘗試厘清，為什么我們不應當僅憑當事人的這句話就指責其軟弱。

或許，在這一問題上，情感比邏輯更有助于辨析。與其說，“他對我很好”是為暴力行為作辯護，不如說，它是受害者在應激反應下觸發(fā)的一種自我保護。盡管，意識層面的自我保護實則無法為受害者帶去真正的庇護，但誰能說在身體遭受暴力的同時，心理層面的認知也轟然倒塌不會成為“壓垮駱駝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它仿佛在昭示，過往的選擇都是一場錯誤。在往昔追憶中，受害者尋找的也許不是所受暴力的合理之處，而是避免讓自己陷入自我歸因的泥淖。對其而言，“其實，他對我很好”，更像是在自語，“其實，這不是我的錯”。從情感出發(fā)，當暴力發(fā)生在封閉的家庭場域中，缺少外界支持的她們能做的似乎首先是確保自我的支持。

由此可見，這一表述的情感前提并沒有錯。只不過，其復雜性也恰在于此，為受害者搭建起自我支持的這種認知體系反而淡化了暴力。換言之，它更像是受害者自我注射的“麻醉劑”，既談不上“止痛藥”，更不是“愈合針”。它試圖將暴力解釋為某種具體情境下的“例外狀態(tài)”，用過往的常態(tài)填補具體暴力催生的不確定性，進而生出思維與行動層面的雙重惰性。在這一邏輯下，受害者大多會選擇“原諒”，甚至怯于向外界講述，尋求援助，一次又一次重新陷入暴力的再循環(huán)。

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2016）畫面。

那么，“其實，他對我很好”的表述究竟存在什么問題？一方面，親密關系間的愛護本就是一段關系得以建立的前設，將過往的情感互動與當下的暴力行為混為一談，實則是在偷換概念。另一方面，親密關系中的肢體沖突一旦構成暴力，就并非偶發(fā)，既有的互動狀態(tài)就不足以預測之后的情感走向。它恰好揭示出這段關系中的不平等，不論是初期持續(xù)的良好對待，還是看似突發(fā)的暴力行為，它們所召喚的都是感情中絕對的服從，而一旦服從成為底色，作為強勢一方依憑手段之一的暴力就會上升為常態(tài)化。這也解釋了人們?yōu)楹纬Ｕf，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的區(qū)別。

家暴或暴力：

被喚起的，被模糊的

當我們將目光從余秀華事件中移開會發(fā)現，“其實，他對我很好”的表述恰恰是家暴有別于其他暴力事件的一個典型特征。這一表述在事實層面或許未必失實，可一旦放在家暴語境中卻大有問題，這也是基于親密關系的家暴行為之復雜所在。由此浮現出的一個問題是，當我們區(qū)分暴力與家暴時，關注的是什么，以及其中可能被模糊的又是什么？

傳統(tǒng)觀念中，社會層面傾向于認為家庭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是以愛為紐帶建立起的共同體。而愛本身內置了矛盾與磨合的空間，它為其中的沖突蒙上了一層需要被“包容”的外殼。但《人生中的家庭暴力》一書提到，當磨合與暴力混為一談時，家庭概念卻可能為那些本應被解釋為暴力、虐待、且值得干預的家庭事件辯護。

《人生中的家庭暴力》（第三版），[美]奧拉·W.巴尼特 等著， 胡晶晶 等譯，格致出版社，2022年1月。

相較于籠統(tǒng)的暴力而言，絕大多數家庭暴力發(fā)生在緊閉的家門之后，經常是隱蔽且無人注意的。受害者本人可能不希望公開此事，或無力回憶虐待過程，甚至可能無法意識到習以為常的“沖突”實則屬于暴力范疇。與此同時，外在第三方往往也以不愿“破壞”家庭為由，偏向于采取勸說與引導的方式，而非對暴力施以必要的懲罰。由此，心理學家奧拉·W.巴尼特（Ola W. Barnett）等人認為，當“家庭暴力”作為一個整合概念被反復提及，內部的隱私感與外部的自治觀就共同提供了隱藏、縱容暴力行為的便捷庇護所。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暴力的提法還可能無形中“拉高”公眾對暴力行為的容限。1992年，美國曾圍繞“對親密關系中暴力的態(tài)度”組織過一項民意調查，其中，53%的受訪者覺得，家暴中，只有當男人打女人打得太厲害時才應該被逮捕，另有38%的受訪者甚至提到一個令人擔憂且頗為固執(zhí)的觀念，他們認為家暴的發(fā)生是因為“有一些女人刺激男人去虐待她們”。這其中的悖論在于，當暴力發(fā)生在家庭之外時，我們鮮少會認為只有“打得太厲害”才應該被逮捕，那么，為什么發(fā)生在親密關系中，暴力的容限會被拉高到如此地步？

這就涉及兩個概念的差異性。在暴力與家暴的區(qū)分中，繞不開的就是親密關系。相較于前者而言，后者的最大不同也在于此。因而在面對具體的家暴案件時，不論是當事人還是公眾的目光，總會有意無意聚焦于情感互動中那些你來我往的細節(jié)。正如楊櫧策的回應文章中，大篇幅鋪陳具體矛盾的前因后果，并提出“把一個愛她的人逼著動手打人，真的是我一個人的錯嗎？”類似表述，公眾也深陷兩人感情的對錯之爭。這些都大大消解了對暴力行為本身的關注。

《不要和陌生人說話》（2001）劇照。

事實上，家暴這一提法本身蘊含的力量及其發(fā)揮的實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當“家暴”出現在公共平臺，它總能迅速喚起對受害者的同情，對暴力者的憤怒。重要的是，它讓人們反應過來，在親密關系中也存在暴力，使發(fā)生在私人空間內的、未被普遍注意到的隱蔽暴力，也同其他暴力一樣得到關注。如今，幾乎不會有人質疑，家暴已然成為重要的社會議題。

我們會發(fā)現，為使一個現象受到重視，區(qū)分性概念的提出的確起著聚光燈的作用，它將公眾分散的注意力聚焦于一個簡練且高度概括的名稱之上。

不過，伴隨家暴這個概念產生的意外結果是，它似乎讓人們誤以為家暴與暴力在本質上是有區(qū)別的，故而在處理方式上也大為不同——最糟糕的是讓來自家庭的暴力也回歸家庭中處理——而忘記了家暴只是強調了發(fā)生場域。這與家暴被提出的初衷相悖。家暴案件中的受害方往往深陷觀念陷阱之中，而旁觀者也或多或少下意識把它視為“家務事”“私事”，強調雙方關系，為施暴者尋找其動手的理由。

《天水圍的夜與霧》（2009）劇照?！八麑ξ液芎?，就是……”是一個事實性的表述，但其實在任何一段由當事人自主決定的婚戀關系中，必然有“他對我很好”的一面，否則當初不可能同意攜手同行。而這恰好說明它無法為暴力辯護，反而可能會模糊家暴與暴力的同質性。

當家暴與暴力在對待方式上被區(qū)分，親密關系是否會改變暴力的本質？在反家暴的路上，我們又是否因概念層面走得“太遠”，而忘記了為何出發(fā)？

一個基本的共識有待明確，家暴首先是一種“暴力”。當拋開糾纏于其中的情感因素，讓家暴回歸“暴力”，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暴力就是暴力，它與有錯推定和自我歸因無關，更與以愛之名的容忍與妥協無關，其核心只是個體的生命權以及作為生物體所不能讓渡的種種基本權益。由此，對受害者的識別與保護，對施暴者的懲罰與警戒，才能從懲治暴力的角度切入，而不再是以“家務事”“兩個人的事”之名改變暴力的本質。畢竟，家暴的提出，是為了發(fā)現那些隱蔽在私人空間的暴力，而不是讓暴力獲得被辯護的理由。

除文中注明外，其他參考資料：

1.《現在的人缺的不是知識，而是常識》，公號“余秀華”，2022年7月2日。

https://mp.weixin.qq.com/s/4dVPomArwcVsMOFoilsVKQ

2.《春天，詩人余秀華盡興快活》，公號“人物”，2022年3月29日。

https://mp.weixin.qq.com/s/EtR4X_7h9qdiFdOAKEPsTw

作者/申璐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