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語名字】圖窮匕見
【成語拼音】tú qióng bǐ xiàn
【成語釋義】借指事情發(fā)展到最后,真相或本意露出來了(窮:盡;見:同“現(xiàn)”,顯露)。該成語在句中一般作謂語、定語。也說“圖窮匕首見”。
【成語出處】西漢·劉向《戰(zhàn)國策·燕策三》:“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V既取圖奉之。發(fā)圖,圖窮而匕首見?!?又西漢·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秦王謂軻曰:‘取武陽所持地圖?!V既取圖奏之,秦王發(fā)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span>
【成語典故】
秦王嬴政在進行吞并六國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先滅掉了韓國和趙國,接著就直搗燕國。為挽救國家的危亡,燕太子丹經(jīng)過周密的謀劃,派出刺客荊軻,帶著從秦國叛逃來燕國的將軍樊於(wū)期的腦袋和一卷燕國督亢(今河北涿縣東南)的地圖,來到秦國,假借獻上秦王的仇人的人頭和割地求和的地圖,而暗暗地把一把匕首藏在用布帛做成的地圖卷里,企圖伺機逼迫秦王改變其進攻鄰國的政策,退還侵占的別國的土地;如果不答應,就殺死秦王。
臨出發(fā)那天,太子丹又給荊軻找來一個叫秦舞陽的人做幫手。荊軻走到易水河邊,在跟他送行的人告別時,他對著天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就慷慨悲壯地唱起歌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然后,就拉著秦舞陽,蹦上了車,連頭也不回,飛也似的就走了。
公元前227年,荊軻到了秦都咸陽。秦王一聽說燕國的使臣送來了樊於期的頭和督亢的地圖,心里十分高興,便穿上朝服,安排幾個招待員,在咸陽宮隆重地接見荊軻。荊軻捧著裝有樊於期頭的木匣,秦舞陽捧著地圖匣,一步步地走上了秦國宮殿的臺階。
秦舞陽一見秦國朝堂那么威嚴,不由得有些心驚膽戰(zhàn)。秦王左右的人看見他這個樣子,都很奇怪,既然是使者為什么臉變了顏色呢?荊軻鎮(zhèn)定自若,走向前去對秦王說:“他是北方粗野的人,從來沒有見過大王的威嚴,免不了有點害怕?!?/span>
秦王對他們是否心懷歹意,也有點防備,就對荊軻說:“叫他退下去!你給我把地圖拿來?!鼻G軻從秦舞陽手里拿過地圖,把它獻給秦王。秦王打開地圖,荊軻就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指給秦王看。翻到末了,卷在地圖里的匕首露出來了。于是,荊軻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著匕首向秦王刺去。秦王一見,抬起身子使勁地向后一轉(zhuǎn),那只袖子斷了,連忙拔劍,可是因為心急慌忙,劍也太長,拔不出來。他只得繞著殿上的大柱子跑,荊軻緊緊地追逼著。臺階上面站著的幾個文官手無寸鐵;臺階下面的武士,照當時秦國的規(guī)矩沒有命令不準上殿去,再說他們也被這突然的情況驚呆了。
過了一會兒,幾個文臣眼看情況太緊急了,便趕上去用手去打荊軻,有一個伺候秦王的醫(yī)生,急忙用藥袋向荊軻打去。趁這工夫,秦王終于拔出了身上的劍,一劍就砍斷了荊軻的左腿。荊軻站立不住了,就舉起匕首,向秦王投了過去,沒有擲中秦王,打在柱子上。接著秦王又砍了荊軻幾劍,秦王的衛(wèi)士也趕上來把荊軻殺死了。
【成語寓意】
刺殺秦王準備得妥妥帖帖,就差會見秦王獻禮的最佳刺殺時機。事情如果按預料的一步步發(fā)生,那么結果便可稱心如意。中途出現(xiàn)突變情況后,機會卻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刺殺行動經(jīng)過扣人心弦的攻防打斗后,還是以失敗告終。按照慣性思維,做一件事時,常常潛意識覺得它應該就是這樣發(fā)生的,那么它到時就可這樣完成了,卻疏忽了一個萬一中途出現(xiàn)的突發(fā)情況,考慮周詳,方可鎮(zhèn)靜自如、胸有成竹地應對事情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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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認為地名、地圖、地理在古代都是揭示地理實體的學問。根據(jù)古今文獻記載的分析,人類認識地理實體的過程是由個體開始,繼而研究各別個體的空間關系,進而揭示實體的構成、聯(lián)系和性質(zhì),這一認識過程正好是由地名到地圖再到地理;由其產(chǎn)生的淵源關系也揭示出三者皆是共同研究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環(huán)境的科學,故都是組成地理科學的成員。
關鍵詞:地名;地圖;地理;淵源關系
地理實體的研究,在地名學史、地圖學史、地理學史的研究中,都是極為重要的內(nèi)容。所謂地理實體是指和人類生存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地理環(huán)境的各別個體,人類為了認識、了解、利用和改造周圍的地理環(huán)境,需要命名一定的名稱,使組成地理環(huán)境的各別因素,各別特定地域得以區(qū)分,于是便產(chǎn)生了地名,侯仁之指出:“在原始公社時期,人們對于其生活地區(qū),必須有一定的認識,才能生活下去。最初,他們必須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魚,什么地方去打獵,什么地方去采集作為食物的果實和塊根等等,”這里的“地方”,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地理實體”。王成組也認為:“從遷徙無定的采集和游牧生活,改變成為定居的農(nóng)耕生活,可能是一個個居民點定名的一個關鍵。居民點的定名也會引起許多山川的定名?!ぁぁぁぁぁぴ?a href="http://www.51zclw.cn/archives/tag/%e6%96%87%e5%ad%97" title="【查看含有[文字]標簽的文章】" target="_blank">文字記載發(fā)生以前,各地地名可能早已采用,但是象黃河中游一帶所發(fā)現(xiàn)的所謂仰韶文化遺址,距今大約四五千年,還難以了解遺留的文物中的原用的地名,究竟如何分布?!泵绹鴮W者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 James,1899~)也指出:“早在有文字的記載的歷史時期以前,人們即使在他們住家附近短距離內(nèi)進行考察時,就能區(qū)別出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地方之間的差異?!币陨弦稣f明地名的產(chǎn)生是很古老的事情。
在我國由于漢字屬于象形文字,地理實體的形象以致演變?yōu)?span id="19r1hzb" class="wpcom_tag_link">文字者較多見,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寫道:“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边@就是漢字的起源。一般將漢字的形成總結為“六書”,即:“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宜,以見指偽,武信是也;五曰轉(zhuǎn)注,轉(zhuǎn)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論事,令長是也?!庇伞傲鶗眱?nèi)容可見,地理實體的外部形態(tài)和內(nèi)在性質(zhì),確是漢字的淵源之一。我國早期的文字之一的甲骨文,迄今已發(fā)現(xiàn)約4500字,但可認識的只1700字左右,內(nèi)中約有500字系為地名專用字,可見地名在文字產(chǎn)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據(jù)施和金“《說文解字》中的地名”一文的研究,《說文解字》中有約450個純地名用字。
文字中的地名用字,因是象形而來,有的恐怕最初應是地理實體的粗略畫圖。《說文解字》中,說“丘”為:“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從北從一”?!啊睘樯角鹦螤畹膱D畫,上述引文接著寫道:“一地也,人居在南,故從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象形”。進一步說明,這一圖畫的構圖意圖。又如岐字,寫道:“岐,,從山支聲,因岐山以名也。
,古文岐,從枝從山?!薄搬眮碓从诋媹D形象很明顯?!冻扇冂R禹貢班義述》中寫道:“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岐山在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后來周文王所封的??國,因境內(nèi)有岐山而名,??乃岐的派生字,這種描繪地理實體的圖畫,可能就是一種原始的地圖。根據(jù)陜西省西安市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在陶器上刻畫的30余種示意符號,山東省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圖象文字,都可證明,作為原始地圖的圖象的出現(xiàn)是可能的,其中有的后來演變成象形的文字,金應春、丘富科認為:“由此可見,我國文字出現(xiàn)以前,以至7000至8000年以前的仰韶彩陶文化時期,出現(xiàn)原始形態(tài)地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劉國鈞、鄭如斯認為“文字是從另一種東西——圖畫——發(fā)展出來的”,盧良志認為:“這么一來,圖上的地物圖畫就演變成既是抽象化的地物符號,又是最初的文字——象形文字。于是形成了這一時期地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地圖的地物符號與象形文字溶為一體的時期”。
由此可見,地理實體的表示方法,最初是使用象形符號來實現(xiàn),將單個地理實體的符號用方向與距離匯集在同一平面上,就成為地圖。大家知道,將人類對地理實體的觀察記錄下來,就成為地名知識;由于“古代的地理調(diào)查是把地名作為唯一的資料進行研究的,在地理學的素樸階段,地名的研究價值是很高的。似乎可以說地名是地理學的‘故鄉(xiāng)’”??梢哉J為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地名知識和地理知識幾乎沒有區(qū)別。德國近代著名地理學大師赫特納(AlfredHettner,1859~1941)寫道:“所有這些民族對于自然的觀察,只是著眼在一些地區(qū)和地點的個別事實,而不曾著眼到整體的特征,因此按照這種觀察真正的性質(zhì),還不能算是地理學的考察?!比欢@些正好是地名學的考察,是地名學知識。
中外學術界都認為人類最早的地理知識(即地名知識)是用圖而不是用文字表示的。侯仁之指出:“最初有系統(tǒng)的地理知識,有很大可能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圖來表示的”。曹婉如也認為:“因為地理知識的表達最早可能是用圖而不是文字”。金應春、丘富科認為:“事實說明而且理應在人類社會出現(xiàn)文字之前,我們的祖先即可能使用簡單易行的方法繪畫圖形,或制作原始地圖模型,直觀、形象地表示他們當時認識的‘世界’,表示他們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中各種有關的地理事物的分布,創(chuàng)造出缺少文字注記的原始地圖”。鄭錫煌也寫道:“有資料說明,最初地理知識的表達,很可能是用圖而不是用文字”。法國學者保羅·佩迪什(Paul Pedech)也指出:“最早的地理知識以繪制地圖作為開始,文字評述形式的描述后來才有,以作為地圖的補充”。
在我國古代流傳“九鼎·山海圖·山海經(jīng)”的傳說。說的是夏代禹鑄造過九個鼎,鼎上鑄有不同地區(qū)的山川、草木和禽獸圖,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山海圖》;以后人們根據(jù)圖上內(nèi)容,寫成文字表述為《山海圖經(jīng)》。九鼎據(jù)說毀于秦代;根據(jù)九鼎所繪的《山海圖》,直到晉代尚有流傳,陶潛(陶淵明)詩有“流觀山海圖”之句;梁張僧繇所繪十卷《山海圖》直到宋代還存,宋以后則未見《山海圖》的記載,只有《山海圖經(jīng)》流傳,最早記載《九鼎山海圖》的文獻是《左傳》,內(nèi)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明代學者楊慎在《山海經(jīng)補注》中寫道:“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jīng),至秦而九鼎亡,然圖與經(jīng)存”。清代學者畢沅在《山海經(jīng)新校正》“序”中寫道:“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圖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其先時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jīng)》以下五篇也?!洞蠡慕?jīng)》四篇,釋《海外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一篇,釋《海內(nèi)經(jīng)》當是漢時所傳。亦有《山海圖》,頗與古異”。近代和現(xiàn)代一些學者,也持此說,如王庸寫道:“由是觀之,則山海經(jīng)之原始狀態(tài),殆以圖為主體,而文字不過其‘附庸’,所以補圖繪之不及者;及后世圖失其傳,而文字始反客為主”。鄭錫煌也寫道:“對于九鼎和九鼎之圖,有人說:九鼎傳到秦朝才被銷毀,而九鼎上的圖,后來流傳下來被稱之‘山海圖’?!渡胶=?jīng)》這部早期的地理名著,則被認為是九鼎之圖的文字說明”。這一傳說固然不若文獻記載的材料真實可靠,但卻與中外學者一致認為的“最早的地理知識的表述形式是圖而不是文字”相吻合。
從我們今天所見的,由袁珂校注的《山海經(jīng)》來看,確是有按圖索驥的較濃厚色彩,首先,《山經(jīng)》全文共15503字,有347個山名,358個河湖名稱,兩者合計地名共705個,這些地名共分成5個區(qū)域,即南西北東中五區(qū);然后又用次一級區(qū)域分解為26個小區(qū)。由此可見,《山經(jīng)》和托勒密(Ptolémée,90~168)的《地理指南》(Guide to Geography)極為相似,托氏該書共8100個地名,按歐、亞、非三大洲分為3大區(qū),然后再分成82個地區(qū)來進行闡釋。其次,《山經(jīng)》以5大山經(jīng)系列,劃分為26個次一級支山經(jīng),以首山為基準,標出方向、距離,進行相對位置的測算,確定地理實體在空間上的坐標;《地理指南》則以三大洲82個地區(qū)的經(jīng)緯度為基準,然后按相對位置推算具體地名的經(jīng)緯度位置;兩者都著意地名空間位置的確定,特別是“托勒密幾乎不得不完全根據(jù)里程數(shù)據(jù)來推算經(jīng)度”,方法也與《山經(jīng)》不謀而合。再次,《山經(jīng)》除了空間位置的確定外,特別強調(diào)自然資源的蘊藏分布,包括礦物、動物和植物,似乎標志著當時的社會已從采集、狩獵的自然經(jīng)濟進到定居的農(nóng)耕經(jīng)濟,這大約相當于”到距今約四五千年前,我國原始農(nóng)業(yè)和畜牧業(yè)已因各地自然條件和資源不同,黃河、長江以至珠江流域等地區(qū)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農(nóng)業(yè)為主,兼營畜牧和采集漁獵的綜合經(jīng)濟。草原地區(qū)的民族部落則形成了以畜牧業(yè)為主,兼營農(nóng)業(yè)和漁獵采集的經(jīng)濟。有的靠近湖海或河流的氏族部落雖已有原始農(nóng)業(yè)和畜牧業(yè)發(fā)生,但仍經(jīng)營著以采集、漁獵為主的經(jīng)濟”,其地名種類是山脈和河流、湖泊。這與公元2世紀托勒密所撰以反映有人居住世界各民族的聚落——城市,內(nèi)分一般城市、沿海城市、沿河城市和內(nèi)地城市的《地理指南》截然不同,這是因為托勒密的時代,地中海地區(qū)已進入商貿(mào)經(jīng)濟的階段。內(nèi)容的這種差別是時代不同的反映,而圍繞地名進行空間位置確定的主體特征,則似乎說明兩者都試圖以地圖來揭示地理實體的內(nèi)容。佩迪什指出:“托勒密指出的地理學的內(nèi)容,應是繪制地球上已知地區(qū)的圖形,并描述了其中所包涵的主要事實,例如海灣、大城市、民族、有意義的河流以及其它一些值得注意的東西。這樣一來,他就把地理學和地圖學等同起來。于是,人們可以十分有趣地見到,在地理學發(fā)展問題上,托勒密又重新回到愛奧尼亞人的觀點去了。愛奧尼亞人認為地理學家的主要任務是繪制地圖。描述地理學便被拋棄掉了”,這樣看來,我國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經(jīng)》,是根據(jù)“九鼎”上的“山海圖”按圖索驥地描述下來的傳說,似乎有相當大的可能性。
古代地圖作為地名的表述形式,可以《晉書·裴秀傳》為證,《裴秀傳》寫道:“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后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于是甄摘舊文,疑者則缺;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之秘府。”上述引文,很明顯地說明用地圖表述山川地名.其實這種情況還可以上溯到管仲(?~前645)所撰的《管子·地圖篇》,內(nèi)中寫道:“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圜轅之險,濫車水,名山通谷經(jīng)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廓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后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痹诘貓D上,了解地理實體的起伏高低,類型類別分布狀況,外部形態(tài),內(nèi)在特征,景觀形象等等,所有這些,都是表現(xiàn)地理實體的內(nèi)涵內(nèi)容和外部聯(lián)系,被認為是戰(zhàn)國時期作品的《周禮》中,以地圖記載有關地理實體的知識,說得更為清楚?!吨芏Y·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shù),以佐王安撫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shù),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shù),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遺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p>
正由于古代以地圖來表達地名知識,如果地圖測量不準,精度不高,或未能即時反映地名的變化,結果對地名知識的表達就不能使人滿意,《裴秀傳》所說的“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敘》中也寫道:“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也是針對這種情況而言。當然《裴秀傳》中“禹貢地域圖·序”和《水經(jīng)注》中“水經(jīng)注敘”的上述引文,還說明隨著時間的流逝,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地理環(huán)境的變化,特別是人類對地理環(huán)境利用與改造所引起的變化,是很大的;因此,老地名的隱逝,新地名的涌現(xiàn),都要通過不斷地調(diào)查,用圖和文字來加以表示。
從以上論述,我們以為地名的產(chǎn)生,是因為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實體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場所,擇地而居,擇地而食相伴進行,為了互相交流,采取簡單的圖畫符號表示周圍的地理實體,產(chǎn)生了最早的符號地名;單個的符號多了,容易互相混淆,因此人們開始用方向、距離將周圍地理環(huán)境的各別個體的符號聯(lián)系起來,成為客觀形象的圖幅,這便是早期的地圖。侯仁之在論述最初的系統(tǒng)地理知識是用圖而不是用文字表示時,曾經(jīng)用《尚書·洛誥》中的“儼來以圖”為例,論說“根據(jù)這段記載,不但說明我國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jīng)有了地圖,而且還告訴我們在解決實際問題上已經(jīng)利用了地圖。地圖較之文字能夠更有效的表示一個地方的地理特點,它是地理學特有的語言”。赫特納也指出:“用文字表達不出空間的觀念,或者只能大略地表達”,他還說:“地圖已經(jīng)有悠久的歷史。我們從愛奧尼亞人的科學時代就知道它們,但是似乎在此以前已經(jīng)有了地圖”,后來,一者由于地圖的繪制難度大,一般人難于操作,加之要有一定的比例,在紙未發(fā)明之前,材料的選取也不容易,保存也很困難;二者因地理實體的形象符號,隨人們的構圖設想的不同而差別很大,很難有統(tǒng)一的體例可循,故識別困難,使用受到限制;因此,人類有了文字之后,便使用文字將圖上的內(nèi)容,進行詳細的說明?!?span id="sj7otap"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13662284">周易·系辭》說:“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span id="ltqbpin"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10916869">淮南子·泰族訓》說:“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內(nèi)中“以制度量”顯然指地圖的測算繪制,“察陵陸、······高下之宜”,指圖上內(nèi)容的文字說明,而文字說明應是地理的最初形式。
赫特納指出:“在其它大多數(shù)科學中文字是唯一的表述,圖片只作為補充說明;而在地理學中,正如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表述則分為制圖表述(并以剖面圖、圖解、圖片為補充)和文字表述,兩者不能互相代替,而必須互相補充,因為地理表述的任務問題既不能用這一種也不能用那一種表述方式的表現(xiàn)手段完全解決,”時至現(xiàn)代,地名學、地圖學和地理學已經(jīng)成為相互有別的科學。然而,由于地理實體是三門科學都不可缺少的研究內(nèi)容,因此,其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仍然一如既往。普雷斯頓·詹姆斯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地理學的專門技術是關于位置的意義和事物的空間關系。地理學一向具有一種整體高于局部的傳統(tǒng)信念,因此它去研究不同來源事物中相互聯(lián)系與相互依存的部分的系統(tǒng),這在理智上是不足為奇的。在地圖的發(fā)明與應用上,地理學和地圖學關系密切。一個地理學者是一個提出有關位置、距離、方向、傳布和空間序的意義等問題的人”。他還指出:“制圖技能和位置的分析是如此緊密相聯(lián),即使地圖已經(jīng)用計算機來繪制了,而關于作為分析手段的地圖的應用,并沒有絲毫失去重要性”。盡管赫特納和詹姆斯的引文里都沒有直接說到地名的內(nèi)容,但包含有地名學的內(nèi)容,是非常清楚的,正如前蘇聯(lián)地名學家茹其克維奇所說:“地名是地理事物的具體地址,是地理事物與地區(qū)的具體聯(lián)系”,“如果沒有地名,作為地理科學的一部分或一個分支的地圖制圖學是寸步難行的”,曾長期擔任前蘇聯(lián)地理學會地名委員會主席的穆爾扎也夫
也指出:“地理學總是無法擺脫以很大注意力來研究地理名稱,因為地域是它們的共同研究的目標”,日本學者山口惠一郎也寫道:“但是,如果用地名也是地域的概念來衡量,地名理論和地理學理論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基于上述道理,拙作“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地名學”、“地名學與其它科學的關系”和“地名學的產(chǎn)生”等,一再闡述“地名→地圖→地理”的產(chǎn)生過程。筆者以為:地名是地圖上的文字表述內(nèi)容,地圖上的各種符號也是表示地理實體的,因此,可以說地圖是用文字、符號、影象按方位、比例尺表現(xiàn)的地理實體分布情況;它是地名的聚合,能綜合地反映地理環(huán)境的各個組成個體間的地位和關系的客觀規(guī)律,人類對地理環(huán)境的認識是從個體開始的,因此首先產(chǎn)生了地名;但地理環(huán)境的各別個體并不是孤立的,它與其它個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要表示這種聯(lián)系,最好的形式便是地圖;為了把地圖上的內(nèi)容表述更清楚,于是便產(chǎn)生地圖的文字說明,這便是最初的地理學。
我們以為,地名→地圖→地理的產(chǎn)生過程,是基于三者都是對地理環(huán)境的認識、了解、利用和改造這一完整過程的反映;目標的一致,曾經(jīng)使地名學、地圖學和地理學在起源之后,數(shù)千年間互相結合,很難分開。19世紀中葉以后,近代地理學和近代科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一樣,開始了學科的分化,作為“科學之母”的對地球的描述的地理學(Geographia),形成為包括廣泛的地學(Erdkunde)系統(tǒng),地名學(Toponymy)和地圖學(Cartography)都是這個系統(tǒng)的成員。而且筆者還認為地名學和地圖學都是地理學的分支學科,三個學科產(chǎn)生的淵源聯(lián)系,也是對這一結論的有力論證之一。
作者:劉盛佳
來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6第4期
選稿:耿瞳
編輯:李春燕
校對:何雨桐
審定:張純瑜
責編:羅舒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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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深圳墟還是先有深圳汛
似乎在回報我的執(zhí)著尋找,先是得到了老友齊潔爽提供的《廣東通省水道圖》母版——浙江黃巖陳鎣大約在1812—1817年繪制的墨繪本《廣東通省水道圖》,兩幅圖差異不大,只是墨繪本有“同里徐驤”的跋文。明確此圖“為輯捕之用”是幅海防圖。更新的考證材料來自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楊迅凌博士近日寄來的《全球地圖中的澳門》中的《廣東沿海圖》。
此圖現(xiàn)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圖沒有圖名,也沒有制作年代的記載,圖縱72厘米、橫800厘米,絹本彩繪。收藏方及研究者將其命名為《廣東沿海圖》,制作年代為乾隆元年至六十年(1736-1795年)。此圖繪制了由潮州府到廉州府的沿岸與海域,以清代沿海圖的“陸上海下”方式呈現(xiàn),圖內(nèi)標注有城寨、山嶺、古塔、軍事要地,重要建筑等,圖上的海域面積超過一半,描繪了諸多近岸島嶼,顯示此圖的海防功用。此圖在新安縣城東標注了“深圳墟”,將“深圳”二字出現(xiàn)在古地圖上的時間提前至乾隆朝。
《廣東通省水道圖》將“深圳汛”標注在“麻鵲嶺汛”西南,“官富司”北。這幅乾隆版《廣東沿海圖》也將“深圳墟”標注在這一區(qū)域。說明“深圳墟”與“深圳汛”在一個位置。這在1860年的《新安縣水陸塘汛輿圖》中,可以得到佐證。這個冊頁的第十九圖標注“深圳墟陸汛,駐扎把總一名……”。
為何《廣東沿海圖》上標注有“麻雀嶺汛”“鹽田汛”,沒有標注“深圳汛”,而標注了“深圳墟”。或許與我們一直追問的“先有深圳墟,還是先有深圳汛”有關。
▲制作于乾隆元年至六十年(1736-1795年)的《廣東沿海圖》(局部)中的“深圳墟”,或許是目前古地圖上能見到最早的“深圳”了。
《新安縣志》最早記載“深圳”二字
關于“深圳”之名,網(wǎng)上有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深圳之名,史籍最早見于永樂八年(1410年)”,但查不到這個最早記載“深圳”之名的“史籍”?,F(xiàn)在,可以查到的最早記載“深圳”二字的史籍是《新安縣志》。
明朝萬歷元年(1573年),從東莞縣分立新安縣,縣名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治設南頭,地域包括香港全部及現(xiàn)在深圳的大部分。明萬歷年,及其后明代《新安縣志》皆散佚,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版是存世最早的新安地方志,此版《新安縣志》海內(nèi)外存世的唯一完整孤本,收藏在國家圖書館,2018年深圳以“文脈深圳”為題展出了這一版本。
康熙版《新安縣志》在卷三地理志“墟市”一節(jié)中,記載有“深圳墟”;在卷八兵刑志的“墩堡”一節(jié),載有“國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安沿邊奉設墩臺二十一座……深圳墩臺,一座”。這是目前可見的最早的關于“深圳”的文字記載。
先說“墩臺”。明初沿海設防,建立衛(wèi)所,下設“墩臺”。作為派出哨所,“墩臺”負責防沿海賊寇,稽查行人,保障交通。此志在記錄“深圳墩臺”時,又稱“深圳、五通嶺、大梅沙、小梅沙四座(墩臺),改作瞭望臺?!币馑际钦f,原本是“深圳墩臺”,現(xiàn)在變?yōu)榧墑e更低的哨所。
接下來說“深圳墟”。史載,順治十三年始行(1656年)“遷?!保滴鯃?zhí)政繼續(xù)“遷界”。新安縣三分之二土地上的人口已被強行遷走(今香港與深圳地界已沒有居民),只保留了縣城南頭城,作為軍事?lián)c??滴醵辏?684年)“復界”。四年后康熙二十七年的《新安縣志》記載的“深圳墟”,是“復市”,還是“興市”。網(wǎng)上流行的說法是“深圳墟始于展界后”。我卻相信康熙朝之前,甚或明代,這里就有了“深圳墟”。不過,目前沒找到更早的古地圖上的“深圳”標注,還不敢下結論。
“深圳墟”在今天東門老街一帶
現(xiàn)在說回乾隆朝《廣東沿海圖》。此時新安縣已恢復生機,此圖上的“深圳墟”畫了八間房子,是圖中新安地界房子畫得最多的地方,鹽田埠僅畫了五間房。但這里沒有像旁邊的“麻雀嶺汛”“鹽田汛”那樣,畫出“寨子”圖例,說明此時“深圳墩臺”,只是個小“瞭望臺”。而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新安知縣舒懋官纂修、王崇熙等人編纂的《新安縣志》卷十一經(jīng)政略經(jīng)政四的“汛防”一節(jié),則載有“深圳汛,把總一員”,而“墩臺”一節(jié)中,則不再記“深圳墩臺”。如此來看,可能是19世紀初,“深圳墩臺”改為“深圳汛”,所以《廣東通省水道圖》上標注了“深圳汛”。
那么,這幾幅古地圖上標注的“深圳墟”和“深圳汛”到底在什么位置呢?
從這幾幅古地圖上看,它在官富司北,麻雀嶺南,當年的官富司標注在的赤尾北面,所以,這個“深圳墟”,在今天的東門老街一帶?!皷|門”實際上就是“深圳墟”的東門。這里就是“深圳”,沒錯了。
那么,深圳的“圳”——那個深水溝,又在哪里呢,還要繼續(xù)找。
( 梁二平 )
]]>喜愛看我文章的小伙伴,一定免不了常接觸古地名,但這些古地名又不屬于行政區(qū)劃單位,所以很多朋友會一頭霧水,下面就給大家小小科普一下,古地名中包含的知識。
~墟~
▲這么多墟,不是因為廣西朋友熱愛買買買,而更可能是墟落。
老地圖中的“墟”一般有以下三種情況:
此地名多見于南方地區(qū),而在北方叫做“集”。墟市是有期限的,兩廣地區(qū)多叫“趁墟”,北方叫“趕集”。時間長了人們就會開始生活在墟市周圍就形成了“墟落”,而經(jīng)歷了戰(zhàn)亂就會成為廢墟,所以同樣是墟可能包含不同的意思。
▲很多墟保留到了今天,雖然有些名字稍微改變了
~圩~
▲南京葛塘集好多“圩”
老地圖“圩”一般有兩種意思:
所以古圖中“圩”多是靠水的,“圩”多用于南方地區(qū),北方用“堤”。不過隨著漢字簡化,“墟”和“圩”很多時候都混用了,以前寫“墟”的地方后來改成“圩”了
~市~
▲湖南最愛“市”,鄂、贛、浙省也多“市”
老地圖中“市”一般有三種情況:
中華民國建國初期,尚未以“市”作為行政區(qū)劃。民國2年(1913年),清朝行政區(qū)劃留存的“府、州、廳”俱廢,改制為縣;當時曾有部分地方的縣推動市制,但皆被當時握有中央政權的北洋政府擋下。1921年,北洋政府恢復市制,但未廣泛推行;亦在同年,廣州市在護法軍政府的治下成立。之后,全國各地實施市制的風氣漸盛,“市”才成為正式的行政區(qū)劃。
民國設的市有直轄市和省轄市,其中省轄市級別略高于縣,因為縣在民初北洋時期受“道”管理,1927后南京政府時期受“專區(qū)"管理。
~鋪~
▲“鋪”有大小,但是人們習慣這個名字后,即使規(guī)模成了鎮(zhèn)也還叫“鋪”
老地圖中“鋪”一般有三種情況:
“店”和“鋪”前兩種意思接近,大點的鋪子人們習慣叫店,而供人住宿的旅館也稱店:宋.蘇軾《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詩:“野店初嘗竹葉酒,江云欲落豆秸灰。”
店鋪多了就會形成街,街多了就成了市。當然也有根據(jù)地區(qū)習慣,有些地區(qū)就沒有街,只有鋪和市。
~場~
▲重慶絕對的“場”長
老地圖中“場”主要分為:
另外有的地名為“廠”,也有兩種意思:
~嶺、崗、廟、橋、渡~
老地圖中表述山勢的常見地名:
崗:從“山”,“岡”(gāng)聲。“崗”是“岡”的分化字,表示山脊?!都崳祈崱罚骸皩?,俗作崗?!比纭段倪x.班叔皮〈北征賦〉》:“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xiāng)?!薄端螘驊c之列傳》:“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span id="hp8prpa"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331886" qid="6543106026474853639" mention-index="0">唐代王昌齡《出郴山口至疊石灣野人室中寄張十一》:“疊沙積為崗,崩剝雨露幽?!?/p>
“崗”讀第三聲gǎng時,引申表示土坡。由于防守警衛(wèi)時,人一般站在比較高的位置,故“崗”又引申出崗位、崗哨的意思。
嶺:本義為山道?!墩f文新附》:山道也。從山,領聲。 ;可表示山峰,也表示相連的山
▲廟、廟、寺同時在使用
老地圖中寺廟的常見種類:
寺:宗教廟宇,有僧人居住。如:“少林寺”。唐.張籍《野寺后池寄友》詩:“佛寺連野 水,池幽夏景清?!?/p>
廟(廟):同“廟”字,《字匯》:“廟,俗廟字?!惫艜r用來祭祀或供奉神像的屋舍。
從民國地圖上來看兩種廟字都在使用,但具體是因為廟的規(guī)模區(qū)別還是別的原因不得而知。
▲有的地區(qū)“渡”多些
▲有的地區(qū)“橋”多些
老地圖中過河的常見方法:
橋:架在河面上接通兩岸的建筑物?!墩f文解字.木部》:“橋,水梁也?!彼危?span id="cp17xmx"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174143" qid="6595527967491757315" mention-index="0">陸游《沉園》詩二首之一:“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p>
渡:坐船過河的地方。唐.王維《歸嵩山作》詩:“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p>
看了以上的解釋,各位是不是感嘆前人言簡意賅的智慧呢?只要一個字就能表述出這個地名的作用。其實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地名里的門道多的是,想了解更多有趣故事,請隨時關注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