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蘊含了中華民族的智慧與憧憬，是人們對幸福生活的一種向往寄托之情。
十二生肖本是我國古代一種記數(shù)符號，配合十二地支使用。
用十二生肖為地取名成為了古時人們記載集市時間等的重要標志，在北京，也有這樣一些地方以十二生肖命名，承載著重要的文化意義。
打卡福利
十二生肖蘊智慧，取名記號載時間
趣說北京生肖巷，探尋歷史文化源
一歲一瑞獸，一地一大禮
北京地名里的十二生肖打卡福利來啦！從5月20日開始，小窗每周都將推出一期生肖地名打卡活動，期期都有禮品相贈~
另外！打卡10處及以上地點的用戶，可以參與最終評選，獲得神秘大獎！（獎品暫時保密喲~）
窗花們~將關于本期生肖地點的打卡圖片，視頻，文字感想以附件形式發(fā)送到小窗的互動郵箱 wangwen@jxj.beijing.gov.cn ，并在郵件正文中注明您的姓名及聯(lián)系方式，小窗將評選2位窗花贈出精美獎品！
價值680元
《北京市地名志》全冊
（內(nèi)含上中下三本）
《北京市地名志》是關于北京地名的專志，主要記述自然地理實體、政區(qū)、聚落、交通設施、古跡名勝、生產(chǎn)建筑和公共建筑等有代表性的地名，以及歷史地名、地名管理等內(nèi)容，重點介紹地名來歷、演變過程和研究成果。記述上限起于地名發(fā)端，下限一般止于2014年底。全書共8篇，近200萬字，分上、中、下三冊，共收錄各類地名約4200個。
本期鼠字地名打卡活動征集時間
2023年5月27日至6月10日
感謝
北京市規(guī)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
地名與地理信息管理處
提供的獎品支持
來源：首都之窗
]]>南雄市位于廣東省東北部，大庾嶺南麓。市境北、東、東南與江西省大余縣、信豐縣、全南縣毗鄰，西南鄰始興縣，西鄰曲江縣、仁化縣。四周群山環(huán)抱，中部為丘陵，地理學稱為“南雄盆地”。
“地分嶺北連三楚，人到天南第一州。”清代詩人董其生的這兩句詩，道出了南雄的壯偉地勢和顯赫歷史。從地圖上看，南雄地處廣東省北部偏東，屬粵北山區(qū)。
南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她“居五嶺之首，為江廣之沖”，“枕楚跨粵，為南北咽喉”，曾是古代嶺南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重要郡都，史稱“嶺南第一州”。
境內(nèi)梅嶺，襟百粵而帶三江，為中原與嶺南之間的屏障。唐開元四年(716)張九齡奉詔開鑿大庾嶺路(即今梅關古道)，使之成為溝通五嶺南北的要道。至宋代，隨著經(jīng)濟中心南移，南來北往商旅有百分之七八十經(jīng)過梅關古道，或北下贛江而達長江，或南下湞水而接珠江。
南雄得名始于南漢劉龔置雄州，為何稱雄州?因為劉龔鑒于南雄形勢險要，雄踞邊陲，為南漢之屏障。同時也因劉龔非常重視兆頭，為求吉利，連他自己的名字也改了兩次，由劉巖改為劉龔，死前又改為劉龔（原字為：‘龍’字下面一個‘天’字）。這個“龔”（原字為：‘龍’字下面一個‘天’字）是他生造的，意為飛龍在天。所以他對新建州命名也很注意。當時一起新建兩個州，一名為英州(今英德市)，一名為雄州(今南雄市)，取“英雄”之意。也有人說因英德有英石，南雄有“南粵雄關”而命名。
珠璣巷
珠璣巷，原稱敬宗巷，位于廣東省南雄市 北部偏東，地處梅嶺與南雄市之間。唐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奉詔開鑿大庾嶺路，梅關驛道成為古代中原和江南通往嶺南驛道上的一個“商業(yè)重鎮(zhèn)”，廣東地區(qū)保存較好的古巷古道之一。
珠璣巷是廣東僅有的宋代古巷古道，有“廣東第一巷”之稱，是中華民族拓展南疆的中轉地 。從珠璣巷遷播出去的姓氏至今已達180多個，其后裔繁衍達7000多萬人，遍布海內(nèi)外。珠璣巷被稱為廣府人的祖居之地，是中國三大尋根地之一，是廣府文化的發(fā)祥地，被譽為“中華文化驛站，天下廣府根源”。
珠璣巷的鼎盛期是唐、宋時期。古巷南起駟馬橋，北至鳳凰橋，全長1500多米，巷道寬4米多，用鵝卵石鋪砌而成。巷內(nèi)有古樓、古塔、古榕、古橋、古建筑遺址、湖水、池塘、小河等文物古跡 。珠璣古巷現(xiàn)在是國家AAAA級景區(qū)，1982年，珠璣巷被列為南雄市文物保護單位。
1.南海（郡/市/區(qū)）
南海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是珠江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也是嶺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自隋朝置縣起，南海一直處于嶺南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地帶，是廣府文化的核心區(qū)域。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廣州市），下轄番禺、龍川、博羅、揭陽、四會五個縣。
隋開皇十年（590年）以原南?？ぶ嗡诘胤h改置南?？h。南海自建縣至清末一直隸屬廣州（隋、唐、宋為廣州或南?？?，元為廣州路，明、清為廣州府），縣治也一直設于廣州城。境域有多次變動。
唐長安三年（703年）分地復置番禺縣。
北宋開寶五年（972年），撤銷?？怠⑾虒幎h和永豐、重合二場，復置南?？h，同時將番禺、四會二縣并入；開寶六年（973年）復分置四會縣；皇祐三年（1051年）復分置番禺縣。
明景泰三年（1452年），分地置順德縣；嘉靖五年（1526年）分地置三水縣。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分地置花縣。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3月成立南海縣人民政府，直隸于省，省設置派出機關管理。
1958年12月，南海、三水兩縣合并，初稱南三縣，后改稱南海縣。
1983年6月，廣東省實行市管縣制，南?？h隸屬佛山市。
2002年12月8日，撤銷縣級南海市，設立佛山市南海區(qū)，以原縣級南海市的行政區(qū)域（不含南莊鎮(zhèn)）為南海區(qū)的行政區(qū)域。
……..
(18)沙村龐氏 龐尚鵬《龐氏族譜》自序稱：“吾始祖沙村公諱晏者，宋祥興間(1278～1279年)，由南雄珠璣巷避亂遷南海。”
(19)桂城石肯（原字為左邊‘石’，右邊一個‘肯’字）梁氏 倫以訓《梁文康公行狀》云：“其先出自宋丞相克家之后，有司庫公者，始遷南雄之珠璣巷，某公者又遷南海之石碡鄉(xiāng)?！?/span>
(20)羅村大朗冼氏 《冼氏宗譜》：“萬一祖由南雄遷廣州城西隅，再遷南海黃鼎司沙堤堡大朗鄉(xiāng)，為大朗房始遷之祖，后衍沙坑鐘秀坊，樓房巷、高涼里?！?/span>
(21)邵邊邵氏 據(jù)調查為北宋末珠璣巷遷民。當與南渡時遷民有關。
(22)大瀝邊鐘氏 據(jù)調查為南宋珠璣巷迂民鐘姓開村。
(23)大瀝譚邊譚氏 《佛山地名志》說：“相傳南宋時南雄珠璣巷十一姓人遷此成村?！?/span>
(24)大瀝高邊高氏 《佛山地名志》稱：“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年)，小塘高邊村人遷此?！闭{查知為珠璣巷遷民。
(25)大范曾氏 作者祖籍居此(祖父)。曾氏由魯遷吉陽、蘭谿，避青苗害遷南雄，再迂廣州甜水巷，再遷大范鄉(xiāng)。亦珠璣巷遷民。
(26)里水半岡村民 《佛山地名志》云：“南宋時，南雄珠璣巷人為避亂禍而南遷至此?！?/span>
(27)鄧岡(里水鎮(zhèn))鄧氏、孔氏、利氏《佛山地名志》稱：“南宋時，南雄珠璣巷人為避戰(zhàn)禍而南遷至此。有鄧、孔、利三姓。”
(28)里水河村何氏《佛山地名志》說：“咸淳年(1265～1274年)南雄珠璣巷難民何姓人先到此定居，故原名何村?！?/span>
(29)和順金利吳氏、蔡氏、陳氏 《佛山地名志》稱：“南宋建村，以姓氏劃分為金吳、金蔡、陳屋三片?！迸c今調查由珠璣巷遷
入相同，唐時曾建金利鎮(zhèn)于此。
(30)和順鎮(zhèn)湯村湯氏 《佛山地名志》稱：“南宋雄州別駕湯諱貴偕妻游至此，遇蛇阻道，當晚宿此得祥夢定居于此?！卑创说亟▏?950年仍是路小多蛇，我們晨昏旅行，雖持小竹，遇蛇橫田基路，即打走才能前進。
(31)袁屋邊袁氏 《佛山地名志》稱：“珠璣巷富民因逆朝廷成欽犯逃此，建屋多取向北，謂思念祖居之情?！?/span>
(32)和順小布龐氏 乾隆《南?？h志·氏族》說從珠璣巷來，《佛山地名志》說：“宋末有人來此搭寮養(yǎng)鴨”，據(jù)調查亦說宋末珠璣巷遷民。
(33)南莊羅格孔氏 《南海羅格孔氏家譜》十二，鄭獻甫《元明經(jīng)孔阜林先生家傳》稱：“四十一代遷珠璣巷，以唐季河北多難，避居于此。四十三代遷廣州彩虹橋，五十三代遷羅格鄉(xiāng)?！弊V亦記孔昌弼避朱溫亂入廣，孫承休授徒番禺，籍分南海。衍小龍、冼敦、疊滘、南村、石碣、孔邊、孔村、暹岡、龍伏、上涌。
(34)羅格冼氏 《嶺南冼氏宗譜》稱：“咸淳間(1265～1274年)，保昌民因事移徙，始遷祖處二文王，號南璣，率其族由南雄珠璣巷遷廣州。挈家乘筏，順流而下，旅居南海江薄司羅格鄉(xiāng)。為始遷祖，后分居順德李滘鄉(xiāng)?！?/span>
(35)紫洞龐氏 乾隆《南?？h志·氏族》說：“由弼塘分衍?！?/span>
(36)紫洞簡氏 粵東《簡氏大同譜》二說“理宗時遷珠璣巷，咸淳年間(1265～l274年)遷此。元明間，簡觀安再遷湖涌?！?/span>
(37)沙頭鎮(zhèn)陳教崔氏、馮氏 《佛山地名志》稱：“村中崔、馮兩姓人之祖先都是南宋時南雄珠璣巷移民?！?/span>
(38)沙頭夏江李氏 《佛山地名志》稱：“南宋末年，李南州從南雄珠璣巷逃難到西樵山石沙圍，其長子李元鑒再移此?！?/span>
(39)沙頭石岡李氏 《李氏族譜》稱：“宋咸淳十年(1273年)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南海沙頭堡石岡鄉(xiāng)。十二世仕清由石岡遷簡村堡吉水鄉(xiāng)?！?/span>
(40)沙頭沙涌盧氏 《南?？h續(xù)志》載盧云龍《盧氏大宗祠碑記》稱：“吾族自保昌遷南海者三百有余歲矣”。按黃佛頃云碑撰于萬歷卅年(1602年)，上溯三百余年為宋末遷民了。
(41)西樵平沙李氏 《佛山地名志》云：“嘉定十五年(1222年)，南雄南逃民李隅公之子到此開荒耕種?！?/span>
(42)南莊梧村陸氏 《開粵大夫祠記異》稱：“理宗時陸瑞由江南遷珠璣巷避元兵，咸淳七年(1271年)子粵昌挈眷遷鰲頭堡上淇鄉(xiāng)日新堂。”
(43)南莊榕州村民 《佛山地名志》稱：“相傳南宋年間南雄珠璣巷人逃難至此聚居，因原為東平水道之沙州，且古榕成蔭，故稱?！?/span>
(44)小塘亨美村 《佛山地名志》稱：“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年)南雄珠璣巷人逃難至此建村?！?/span>
(45)沙頭鎮(zhèn)各姓 《佛山地名志》稱：“鎮(zhèn)屬各村多由南宋珠璣巷難民遷來時建，如北村、西橋、西鄉(xiāng)等。北宋亦有中原避戰(zhàn)亂由南雄遷入?！?/span>
(46)西樵麥村麥氏、李氏、林氏、簡氏、梁氏 《佛山地名志》稱：“南宋末由珠璣巷南逃于此立村?！薄缎禧準献遄V》說：“麥必秀由南雄始遷南海麥村”。
(47)西樵松塘歐氏 《佛山地名志》稱：“咸淳間(1265～1274年)、珠璣巷歐姓人逃難 到此安身，漸成村落，現(xiàn)存開村時兩條巷址?！?歐慶云《定香樓集》二《先考行狀》說：“連州刺史區(qū)澤后數(shù)世遷珠璣巷，宋南渡后，祖世來者始徙金甌之松塘里。”
(48)西樵稔岡村 《佛山地名志》說：“咸淳間(1265～1274年)珠璣巷逃難人來此定居成村?！?/span>
(49)云路簡氏 《粵東簡氏大同譜》二云：“自珠璣巷入廣四兄弟，四弟巽分居勒樓，生三子，二子庾生六子，次子達德元明間遷西樵云路鄉(xiāng)。”
(50)九江鎮(zhèn) 鎮(zhèn)民多在咸淳六年(1270年)大批由珠璣巷乘木排遷此。(見《佛山地名志》)
(51)九江朱氏 《九江朱氏家譜》云：“度宗咸淳末年保昌民因事移徙，有朱元龍者與弟元鳳、元虎浮桴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遠潖江、鐵頭岡、新會水尾等處。或傳元龍抵南海，僑居邑東編太艮(即今大良)，定宅九江，厥墓在焉。”又《九江朱先生集》云：“先世居始興，北宋改曰保昌，為保昌人，南渡末季，有譚元韶者，奉令申徙南海，迄今為南海人。”又《朱氏傳芳集·朱憲先湖州府通判府君碣志》云：“始遷祖元韶宋末自南雄珠璣巷居南海九江上沙里，因世家焉”。
(52)九江河清陳氏 陳昌襁《南海陳氏續(xù)修族譜序》：“宋太學少陽陳公東赴市時，公之子遂忠方周歲，家襁負變姓名，由丹陽走江西南昌，復由南昌入粵之南雄，自遂忠公繼傳岷山公，又由南雄徙寓廣州省城。明初，元廣公始遷于南海之清河鄉(xiāng)家焉。”
(53)小塘羅洞羅氏 《佛山地名志》：“南宋末年，南雄珠璣巷羅氏逃難南移，先至現(xiàn)太渦塘村附近的低洼地居住。后為避洪澇威脅，再遷現(xiàn)址建村?！?/span>
(54)蓮子塘村人 《佛山地名志》云：“南宋末珠璣難民遷此定居，稱聚龍?zhí)痢Ｃ鞒醺拇嗣?。?/span>
(55)蓮塘(小塘鎮(zhèn))徐氏 《佛山地名志》：“南宋末年南雄珠璣巷徐姓人逃難至此?！?/span>
(56)紫岡(小塘)人 《佛山地名志》說：“是南宋末年珠璣巷人逃難到此開村。”
(57)小塘西岸簡氏 《粵東簡氏大同譜》二說：“(白沙房)居南?？h樵右上沖堡西岸鄉(xiāng)”。
(58)江湄村人 《佛山地名志》稱：“南宋珠璣巷人逃難到此聚居。屬小塘鎮(zhèn)?！?/span>
(59)小塘沙園李氏 《佛山地名志》稱：“南宋宣義郎九李之子啟乾由珠璣巷逃難遷此?！?/span>
(60)敦根村人《佛山地名志》說：‘咸淳十年(1274年)珠璣巷難民來大同鄉(xiāng)古巷捕魚為生。后代洪武元年(1368年)遷此開村?！?/span>
(61)黎邊冼氏 《嶺南冼氏宗譜》云：“運行公由南雄徙居安神司監(jiān)步堡黎邊村為黎邊房始遷祖。后分居大瀝鳳池鄉(xiāng)、平地落雁鄉(xiāng)、橫江圩。”
(62)西樵海舟梁氏 宋代珠璣巷遷來?！读菏献遄V》云：“始祖宗溢，由南雄珠璣巷卜居南海西樵海舟堡海舟鄉(xiāng)冠甲里?！?/span>
(63)西樵西鄉(xiāng)村人 《佛山地名志》說：“成淳年間(1265～1274年)，珠璣巷人逃此立村。”
(64)西樵銀塘唐氏 康有為《自編年譜》：“始祖建元，南宋時，自南雄珠璣里始遷于南海縣西樵山北之銀塘鄉(xiāng)?！庇挚祰读邮考吩疲骸笆甲娼ㄔ?，當宋末時，由南雄珠璣巷遷南海銀塘鄉(xiāng)，遂家焉?！?/span>
(65)九江關氏 《關北熙家譜序》云：“宋咸淳元年(1256年)，自解州徙居保昌郡珠璣巷里七年，始祖諱貞，偕弟俊，奉南雄公骸骨再徙南海九江鄉(xiāng)?！庇謪^(qū)慶云《定香樓集》之二中有《前灣關公墓志銘》云：“其自雄州珠璣巷遷至，則咸淳年間以避兵行也?！庇帧蛾P樹德堂家譜》說：“祖貞偕弟俊咸淳間奉母骨由保昌挈家南下，至九江桴排角，避風登岸，見山明水秀，謂弟曰：‘天使吾兄弟肇基此土’，葬母后沿海西行居關江村，妻麥氏南雄人，勤儉成家。”
(66)九江陳氏 《傳芳集》：“始祖曰海 漁，由南雄珠璣巷下遷南海九江，七傳至永州 司馬良珍(嘉靖二十八年舉人)?！?/span>
(67)九江張氏 《九江鄉(xiāng)志》：“張姓始 祖于南宋時，自珠璣巷始遷于此。手植此荔”
(68)九江宋氏 據(jù)新會萃岡《宋氏族譜 序》稱：“萃岡衍于南海則九江”。
(69)沙頭莫氏 據(jù)南海沙頭《莫氏族譜》稱：“唐宣卿為二世，至七世之用公為宋恩選進士任“南雄府判，年老解組，就近創(chuàng)居凌水，即今江凌驛也，會世多故，星流異境，公乃偕三子營徙五羊城清風橋居焉?！崩^稱：“嗣因颶風圮廬舍，三子不已，各攜眷投親擇地卜居?！崩m(xù)云：“魯公居南海沙頭老村儒林鄉(xiāng)，遞今20余世?！濒敼珵橹霉苋印?/span>
(70)丹灶謝氏 據(jù)光緒二十年(1894年)22世孫芏（原字為上邊‘艸’，下邊一個‘二’字）孫撰《謝氏世譜序》載：“珠璣巷謝氏因避蘇妃之難，給牒南遷，時姓聯(lián)百家，吾姓惟惠公三子(德政、德俊、德卿)兄弟習三人相偕南下。德政歿葬三水蔡坑岡。德卿生子南峰居南岸?！蹦戏宕巫臃计赃w番禺，長子南圃仍居南岸，有《家乘》。芳圃生六郎，葬芳圃于從化牛心嶺，自己居九子潭岡，落藉大田鄉(xiāng)。生四子，長子性居家；次元芝遷大渦鄉(xiāng)；四子普平卜居良濠鄉(xiāng)；四子聯(lián)芝欲居丹溪葛井間，適卒，子進仲即居丹灶。事載大田譜?！?/span>
(71)大同傅氏 據(jù)1930年21世孫致恒修(南海九江大同)《傅氏族譜》載：宋鎮(zhèn)南祖居珠璣巷，“咸淳八年(1272年)度宗失政，似道專權，遼兵犯界，皇妃奔關避難，潛躲南雄，市屠少者聚而笑之。后遼兵退去，迎妃而回，妃以事訴帝，帝怒，遂令笑者遷于一方，盡而屠之。民受其害，俱各逃走，圍其陽時，我祖昆弟慮禍，密延同鄉(xiāng)，時河道無船只，結桴而流其下，日夜隨水漂流，至連洲水口，約有萬余人泊在河旁，仲冬十四半夜，狂風大作，潮水涌漲，勢不能當，滾散其桴，男女淹死無數(shù)，滿江大哭，將至大路之峽(璇按大路峽在西江正干)，因風分潰。惟我祖旋泊眾岡，其徙者或徙之高明、羅定、新會，或就南海、番禺，散之四方。我祖就覽西樵之大桐堡，儒林之鄉(xiāng)，番山、柏山之鄉(xiāng)一斯而居?！弊嫔?子(永忠、永信、永文、永佑、永聚)各立貫籍，分拾余戶。
(72)西樵大果鄉(xiāng)杜氏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杜氏家譜序》說：“蕘翁一支聞自南雄珠璣巷來，前明洪武二年(1369年)達甫公以從戎故，遷居南海西樵大果鄉(xiāng)，瓜衍椒蕃”云云，傳20世。
(73)小欖羅氏 范湖顯學岡譜“棐軒乃羅貴祖之裔孫財?shù)撟嬉?，居于南海小欖圩邊長延鄉(xiāng)東南。”
(74)黎涌簡氏 南海黎涌簡氏據(jù)《簡氏宗枝源流》載：“堂扁曰全忠堂，始祖一山，子文會，后梁避契丹患，由涿州旅南雄，至廣州，南漢時卜居黎涌鄉(xiāng)，中狀元，改為魁鄉(xiāng)，居處為魁崗?！?/span>
(75)大効夏氏 據(jù)《夏氏世系流源考》載：“仁宗相子喬子安期公隨高宗南渡至浙，傳至子喬七世裔孫東隱公游學珠璣巷，娶雷氏生五子，咸淳九年(1273年)癸酉，因度宗胡妃至雄，上令行查迫切，禍及珠璣巷，彷徨攜眷逃走，乘桴順流至東(璇按疑為連字之誤)州江口，狂風大作，十存六七，幸脫斯難，得抵羊城，命長子回浙，公與4子卜居南海西隆堡大効鄉(xiāng)。及卒，與雷氏合葬羊城北門外青龍崗，公第四子邦祿由大効分居高明，子孫發(fā)盛云?！?/span>
(76)西向鐘氏 康熙十五年(1676年)《鐘氏宗支譜原序》(南海大瀝龍腹鄉(xiāng))云：“始祖振豪公生于南雄珠璣巷，當元末之世，值明洪武崛起之日，削平僭亂，驅逐胡夷。南雄之民徙之于南，祖亦偕妻子與鄉(xiāng)鄰同遷于廣州南海縣，卜址于白公萬處，即今大瀝堡龍腹鄉(xiāng)之西向也?！?/span>
南海市為珠璣巷人南下停居之地，遷戶眾多，如深入調查，當有更多的發(fā)現(xiàn)。
2.順德市
順德市在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才立縣，以前屬南?？h南部，已近海岸，故亦屬水網(wǎng)地區(qū)，荒坦、潮田、沙田分布地域。有利于珠璣巷南逃難民上岸開墾。
現(xiàn)試列如下：(詳細參考廣州市團校曾憲珊講師《宋代順德市南雄珠璣巷遷民考》)
(1)樂從鎮(zhèn)大羅羅氏 《順德縣地名志云：“1265～1274年間開村，當時有羅、阮、徐三姓，以羅姓人數(shù)最多，遂稱大羅村”。據(jù)調查為珠璣巷難民所居。
(2)樂從鎮(zhèn)小涌村人 《順德縣地方志》云：“南宋末期難民逃來定居。”據(jù)調查難民來自珠璣巷。
(3)樂從鎮(zhèn)道教村人 《順德縣地名志》云：“南宋末年由南逃難民開村。距今700多年。據(jù)調查難民來自珠璣巷。
(4)登州區(qū)氏 《區(qū)姓族譜·遠祖紀略》云：“金陵避亂始南雄，猶有湞昌八代傳，家從棉圃移交廣，代起后梁迄宋元，一居登州、三石壁，二居西滘、四陳村，支派莫將加見別，文溪橋上總根源?！睖澆宕谋２奁越榄^巷。八代文杰因靖康之變下廣州，三子志和遷石壁。
(5)陳村區(qū)氏 據(jù)《區(qū)姓族譜》裁：“區(qū)文溪，靖康之變時，遷廣州燒鵝街，四子志平，紹興甲戌進士(1154年)遷陳村?！?/span>
(6)西滘區(qū)氏 《區(qū)姓族譜》載：“區(qū)文溪次子志柔遷西滘?！?/span>
(7)樂從德教陳氏 《順德縣地名志》云：“在元代由黎、董、趙、顏、何五姓開村。后因南雄珠璣巷發(fā)生株連慘案，陳梅庵的妻子被害，他攜帶三男孩逃到樂從竇塘，啟地方搭茅屋居住?！卑丛跫此文┠?。
(8)樂從羅沙羅氏 《順德縣地名志》云：“咸淳九年(1273年)，由羅姓人到此海灘定居?！睋?jù)調查來自珠璣巷。
(9)湜海(樂從)村人 《順德縣地名志》云：“原是狹長的島嶼，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年)南雄珠璣巷人乘船避難到此定居?！睋?jù)調查亦來自珠璣巷。
(10)楊滘(樂從)楊氏 《順德縣地名志》云：“距今700年前，由南雄珠璣巷移民到此開村，原名楊溪”。據(jù)調查亦同。
（11)龍江蘇溪蘇氏 《順德縣地名志》云：“建村于1l00年，先由南雄蘇姓人開村，故稱‘蘇埠’，后改名?！贝藯l指出珠璣巷南遷不只在宋末，在北宋徽宗時已有，即受金人入侵時期開始。
(12)龍江龍山溫氏 溫肅《龍山鄉(xiāng)志》引溫汝適《溫氏族譜序》：“吾宗初祖由南雄來居茲土，至是已五百余年?！奔此文┲榄^巷遷來。
(13)龍山梅氏 《龍山鄉(xiāng)志》引明梅萬吉《梅氏族譜自序》：“宋祥興二年(1279年)有勝法勝x兄弟挈家南徙，勝法以鄉(xiāng)校兵應張總鎮(zhèn)繳守新會，宋王避地墩汾，勝x入龍山，遂卜居焉?！睋?jù)調查亦為珠璣巷人遷此。
(14)龍江陸氏 《開越大夫祠紀異》云：“順德秀廷房始祖世卿。原居南雄珠璣巷，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1273年)三月十六日，由南雄起行，二十六抵廣州龍江北山家焉，祠建古樹坊。”計水程十天，作者1945年抗日勝利由曲江泛舟南下廣州，費時四天，航期與此相同?！洱埥l(xiāng)志》亦載“陸由珠璣巷”。
(15)龍江黃氏 《敬學軒文集》十《明經(jīng)旭園黃公行述》(龍廷槐撰》中云：“順德黃氏始祖子咸，由南雄徙廣州郡城。九葉至起巖舉孝廉，任高州教授，致仕后遷居順德?！苯顸S氏祠堂仍為廣東著名建筑。
按龍江黃氏還有見《江夏合族譜》黃氏家譜序云：“南渡中興，至居政為淳熙二年(1175年)進士，祀為珠璣不遷之祖，三子源贊，遷居龍江”的記載。
又按龍江黃氏亦有《定香樓集》(明區(qū)慶 云撰)云：“先為曲江人，生子佺期、安期，佺期之后徙珠璣里，咸淳末避亂入廣州，占籍南海，今龍江鄉(xiāng)則自大宏公始。再傳為得興公兄弟五人?！?/span>
(16)龍江簡氏 《粵東簡氏大同譜》二云：“龍江房始遷祖康隱。遠祖三悌子賡孫也。賡號南來，宋末由南雄珠璣巷遷南?？h。迨三悌由縣內(nèi)龍?zhí)多l(xiāng)遷黃連，生二子康隱、妙隱，明永樂元年(1403年)，康隱偕弟，由黃連遷龍江之東社”。
(17)龍江張氏 《龍江鄉(xiāng)志》(道光版)云：“張世隆(或作龍)字普濟，號云程，寧宗朝進士，為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原南雄保昌人，始居龍江。"按寧宗為1195～1224年，南宋中期，可見珠璣巷迂民各朝皆有，不一定集中宋末。亦見《鶴園陳氏族譜》。
(18)龍江杜氏 《順德龍江鄉(xiāng)志》云：“杜由珠璣巷遷來?！?/span>
(19)龍江尹氏 《尹氏四譜纂修后序》云：“(初祖)由南雄復遷龍江，為本宗之初祖，歷傳口至于今，又十有八世矣”。序嘉慶四年作(1779年)。
從上龍江巨族看，正如道光《龍山鄉(xiāng)志》載：“咸淳九年(1273年)徙南雄珠璣里，上年有胡妃逃至南雄溺水死，鄉(xiāng)人逃難遠徙。龍江巨族始祖，多由此遷?！?/span>
(20)均安歐陽氏 據(jù)咸淳九年(1273年)24世孫顯撰寫順德均安《歐陽氏族譜序》載：“祖榮可官職南雄府，留居新會篁莊鄉(xiāng)。分四支，二世祖道信，三世和壁開基香山麻子，即道信長子，后分支三水紅旗，大嶺等地?！?/span>
(21)碧江蘇氏(北滘鎮(zhèn)) 《希古堂文集》(譚宗浚撰)云：“宋末有蘇晴川者，自南雄州遷居南海碧江鄉(xiāng)，景泰析縣時，以碧江隸順德，遂世為順德人?！庇帧毒磳W軒文集·宋進士朝奉大夫峨峰蘇公墓表》云：“順德碧江蘇氏其三世祖峨峰公于南宋開禧間，安葬番禺鐘村鄉(xiāng)。公諱之奇，字文雄，為卓軒公次子，與兄之才，同舉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福建提點刑獄。子光祖，淳熙丁未進士?！卑创?，則蘇氏來此亦在南宋初期，而不是在末期了，即避金人之害者。
(22)水藤鄧氏 《鄧氏族譜序》載：“夫吾族自珠璣而金紫堡，而大渦村，而水藤鄉(xiāng)。賢父兄創(chuàng)業(yè)于前，佳子弟守成于后，傳至今日?！?/span>
(23)北滘泮浦梁氏 《順德縣地名志》云：“距今800年前，由梁姓人開村?！睋?jù)調查由珠璣巷遷入?！?/span>
(24)泮浦黎氏 據(jù)黃佛頤長文稱：“城南新魁窖黎族。”遷始宏芳，南宋末由珠璣巷，遷南?？h泮浦鄉(xiāng)(順德)。子承宗，三世遷新會。
(25)北滘璋壁村人，《順德市地名志》云：“距今1000年前，一些人從南雄珠璣巷逃難到此定居。以捕魚蝦為生，取名為璋壁?！贝藯l所記為北宋初期入廣遷民。可見珠璣巷南遷難民整個宋代均有。
(26)勒樓黃連簡氏 《順德地名志》云：“南宋末年，北方居民被官兵追殺，逃來居住，原是海坦?！庇衷凇痘洊|簡氏大同譜》中亦載：“由縣內(nèi)龍?zhí)多l(xiāng)遷黃連”一語，說明簡氏屬珠璣巷遷民。
(27)勒流簡氏 《粵東簡氏大同族譜》二云：“樵嶺房始遷祖德達，字敦穎，遠祖庚次子，來自南雄珠璣巷，當時入廣兄弟四人，乾、坤、艮、巽，分居各邑。異生三子；申、庚、辰分居勒樓等處?！?/span>
(28)崔山黃氏 據(jù)宋《黃氏家譜序》稱：“黃氏至109世為南雄太守，入藉珠璣巷，傳4世，至居政翁第三子源贊，遷居龍江崔山?！?/span>
(29)石涌陸氏 《開越大夫祠紀異》：“順德醫(yī)保咸淳九年(1273年)癸酉，由南雄珠璣巷徙居南海鼎安都，尋居今之順德石涌堡?！?屬勒流鎮(zhèn))
(30)勒流清源黎氏 《順德縣地名志》：“在宋末元初，江西盧寧縣黎姓人逃難到此定居，取名清源?！卑从山髂线w多經(jīng)珠璣巷南下。
(31)杏壇光輝村人 《順德縣地名志》稱：“宋朝咸淳九年(1273年)已有居民點。"這時期正是珠璣巷人南遷時期，故疑為遷民來此。
(32)桑麻陳氏 馬齊《陳氏族譜》云：“順德馬齊陳氏一世長桑，二世麻扶，三世道源。三公舊居南雄府保昌縣珠璣巷。相傳宋理宗時(1225～1264年)有胡妃寓南雄，以狂疾赴水，鄉(xiāng)民失救，恐有后患，眾皆徙家以避，三公遂于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乙丑正月十三日，攜家南來。至南海桑麻中心村居住，時道源公方十歲。”(屬杏壇鎮(zhèn))六世釋生洪武乙卯(1375年)因軍變遷馬齊南岸。
(33)麥村麥氏(杏壇鎮(zhèn)) 《順德縣地 名志》：“宋末元初南雄珠璣巷人逃難到此地海邊沙坦落戶。”
(34)陳村歐氏 《順德縣志》(咸豐版）22卷引文；“歐仕衡，字禦詮，陳村人，先世自韶來遷”。按此條未列明來自珠璣巷，但黃佛頤文列入珠璣巷遷民，可議。
(35)杏壇鎮(zhèn)逢簡李氏 《順德縣志》：(咸豐版)：“李仕修，字建業(yè)，自南雄遷逢簡，家焉。慶元己未進士?！笨梢娎钍蟻碜詫幾跁r，故續(xù)云：“以嘉定末致仕，奉母命來遷。”
(36)錦湖鎮(zhèn)古樓馮氏 《馮氏族譜》：“始祖禎頤，字三才，宋承事郎，由保昌縣珠璣巷遷居南?？h古樓鄉(xiāng)，今屬順德。”
(37)古樓潘氏 潘蘭皋《九畹堂文集》云：“先世南雄珠璣巷人，始祖昭泉公諱淮，以宋末遷居順德之古樓?！?/span>
(38)北滘桃源黎氏 黎景義《二丸居集》：“有宋淳熙之世(1174～1188年)，金紫光祿大夫黎中峰公厚芳，棄官避亂，自贛遷南雄珠璣巷，又自珠璣巷遷南海之桃源鄉(xiāng)。其后分南海置順德縣，于是桃源又隸順德。"按桃源今名桃村。入粵時間據(jù)該集《光澤堂記》：“蓋靖康建炎之亂，渡嶺居雄。至于淳熙乃又自雄再遷也?！贝藯l亦記南遷已在宋末之前。又據(jù)景義《二丸居集》云；“余始祖之來桃，當在孝宗淳熙間”，《克澤堂記》云：“高宗建炎者訛也，蓋靖康建炎之亂，渡嶺居雄，至于淳熙乃又自雄再遷也”。
(39)甘竹鄧氏 《簡氏大同譜》：“鄧族 始祖其先南雄珠璣巷人，后徙順德甘竹，十三 傳文裕徙小欖。”
(40)杏壇馬寧何氏 《泰泉集》54云：“松逸何公諱千之，字伯強，順德人，其先文廣，建炎中，始自保昌遷廣城，傳三世曰彌深。宋末再遷馬寧?！贝藯l記述南渡初已入廣州的，可見南宋遷民是不斷分期分批南下，時多時少。
(41)桂州陳氏 《敬學軒文集》二十一 (龍廷槐撰)《陳璞園先生行述》中云：“自始 祖寧波由南雄遷居桂州村，自某世祖徙居邑城北關后，遂家焉。”
(42)大良冼氏 《嶺南冼氏宗譜》云：“大良房一世祖榮，字千三，號萬一，宋處士。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戊午，由南雄珠璣巷遷省城西隅，是為始遷祖。”
(43)大良陳氏 《順德縣志·雜志》：“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陳太初墓志》：“鄉(xiāng)南雄珠璣巷人，宋紹興四年(1134年)來居大良西口山，是為始祖。妻蘇、子振庠，隆興元年(1l63年)，合葬本山?！?/span>
(44)大良吳氏 《簡氏大同譜二》云：“其先，由南雄珠璣巷遷大良，五傳遷小欖?！?/span>
(45)大良羅氏 《順德縣志》22(咸豐版)引文：“羅鑄夫，字義隱，先是遠祖有綱者，為鑄夫五世祖。宋宣和初，隨父環(huán)令固始家焉，移南雄珠璣巷?！庇职戳_虞臣《司勛文集·家乘·敘世篇》：“當高宗時，雄州君綱，為州珠璣巷人。紹興末避金人難，乃徙南海大良。”可見南宋初以來，有遷民不斷南下。
(46)大良盧氏 《九畹堂文集·北門盧氏族譜序》：“順邑大良盧氏，系出南雄珠璣巷，歷今十有幾傳矣?！?潘蘭皋撰)
上列遷民以難民南逃身份居多，凡十七姓，即占全市遷民56．6％，集體遷民只有一次，乘船南下者多，已有述及避胡妃之禍了。其次以仕民入遷有8項，占26．6％，計北宋徽宗朝以來均有。
(47)北溪宋氏 新會萃岡《宋氏族譜序》稱萃岡衍：“順德則北溪。”
(48)麥村鄭氏 乾隆《鄭氏司農(nóng)譜序》：“珠璣巷世居湛露公四子，四房清泗開居古博里麥村。”
(49)龍山溫氏 據(jù)乾隆二十年(1755年)《溫氏族譜》載：“沙水村珠璣巷府君世居也，以進士知南雄府，度宗南遷，出居河舟，漂泊壓門。祖棄官偕姚氏、汪氏二恭人，徙居岡州?！?/span>
(50)龍山黎氏 據(jù)順德龍山《黎氏族譜》稱：“始祖黎文卿公生子甲佑。汴州人，南渡時徙保昌珠璣巷，咸淳間徙南海，公居于龍山焉。公兄弟4人，一居新會，一居黎涌，一居茶涌?！绷泶蟆⑿￡愑坷枋蠐?jù)調查亦珠璣巷人。
(51)岳步楊氏 光緒八年(1882年)《楊氏家譜序》說：“吾家系由閩省遷寓雄州，后復遞籍順邑岳步鄉(xiāng)?！?/span>
(52)由業(yè)馮氏 《馮氏族譜序》云：“玄雄祖居南雄生槐，槐五子翼之遷順德由業(yè)。”
(53)大良羅氏 范湖顯學岡《羅氏族譜》謂：“羅貴祖裔孫棐軒居小欖圩，生4子，三子谷周遷順德太艮(良)村。于咸淳九年(1273年)以似道煽惑，胡妃溺死，有匿妃之疑懼，乃于十年(1274年)正月甲子夜，各乘筏(即桴)南遷廣州古岡州南海，今遷順德龍山居焉?！?/span>
順德本身南海縣分出，時代在明景泰年間，故文中有不少族譜記載記在籍南海，實在今已劃入順德市內(nèi)。
來源：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nóng)業(yè)發(fā)展（2）
相關鏈接：
3.宋代珠璣巷南遷“珠三角”移民姓氏村落（一）廣州、花都、從化
編輯：尹珺君
]]>
文/周宏偉
編者按：這篇文章很長，不過觀點很新穎。作者認為楚人源于關中平原，是一種全新的認識，為前人所未及。文章發(fā)表后就受到古史學界的較大關注。值得一讀。我的觀點是，楚人早期生活于鄭州一帶，商周之際也許生活于關中，然后沿丹水而下到達湖北。
【內(nèi)容提要】楚人（族）的起源地及其遷徙路線問題，是一個長期困擾楚史研究者的艱難研究課題。清華簡《楚居》的面世，為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既有楚人源于關中平原觀點的基礎上，指出《楚居》12個早期地名皆在今陜西省境內(nèi)：“畏阝山”即蕢山，在藍田縣境；“穴窮”即鎬京，在西安市西；“喬山”即峣山，在藍田縣與商州區(qū)之間；“爰陂”即原陂，在藍田縣境；“洲水”即灌水，今赤水河；“方山”即華山，今華山山脈；“盤”即蕃，“京宗”即鄭荊，皆在華縣境；“哉水”即茲水，今灞河；“屈”即冢，今商州區(qū)境；“都”即上都，在洛河、丹江上游；“夷屯”即丹陽，今商州區(qū)境。這些地名位置的落實，為楚人源于關中平原的觀點提供了新的證據(jù)，為楚文化之謎的破譯奠定了新的歷史地理基礎。
楚人是我國古代的重要族群。關于楚人（族）的起源地及其遷徙路線，可以說是一個長期困擾楚史研究者的艱難研究課題。早在距今2000年前后的漢司馬遷撰《史記·楚世家》、班固撰《漢書·地理志》時，對于楚人（族）的起源地及其遷徙方向就已經(jīng)模糊不清。到本世紀初，學術界關于楚人（族）的起源地探索歸納起來存在四大說法，即中原說、土著說、東方說、西方說。所謂中原說，即是說楚人為從中原河南地區(qū)南下的。如有學者根據(jù)《左傳》中的有關文字記載，認為楚人的先世祝融原居于河南新鄭一帶，因而楚族最初起源于河南中部。有學者依據(jù)司馬遷、屈原留下來的文字，認為楚族的祖先是顓頊高陽氏，而顓頊高陽氏的活動區(qū)域被認為是在今河南濮陽一帶。所謂土著說，即是指楚人起源于江漢地區(qū)的本地土著。這是近年最為流行的看法。如俞偉超認為，江漢平原的大溪文化、屈家?guī)X文化和湖北龍山文化等原始文化是楚文化的祖先，楚之先祖應為荊楚地區(qū)的土著居民，屬于苗族或苗蠻集團。嚴文明認為，楚文化應是從長江中游地區(qū)孕育起來的。楊權喜認同楚民族是江漢民族一支的觀點，李玉潔也指出楚族本是活動在我國江漢流域的一個古老部族。所謂東方說，是說楚人來源于東夷及江漢平原以東區(qū)域。如胡厚宣認為，楚族“最初之來源，則當自東方，蓋與殷商夷、徐本為同族者也?！敝皇怯捎谥苊褡鍖|方的壓迫，楚祖祝融（即陸終）等東方（指黃河下游流域）民族遂多相率南遷。郭沫若認為“楚本蠻夷，亦即淮夷”，而淮夷是生活在今黃河下游至淮河流域一帶的。所謂西方說，是指楚人來源于我國西北乃至西亞地區(qū)。如姜亮夫認為楚之先祖為顓頊高陽氏，其發(fā)祥地在“昆侖之麓”的“西徼若水”；岑仲勉則在批評楚民族東夷說的基礎上，認為楚之先祖與西亞拜火教有密切關系。盡管論者各執(zhí)己見，莫衷一是，但無論如何，這些看法對后來研究者能夠給予不同程度的啟示。當然，這些看法的缺陷也是明顯的，即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論者主要是通過對文獻的不同理解和取舍來進行分析，而大多沒有能夠把文獻釋讀與考古遺址材料、歷史環(huán)境面貌真正科學、合理、嚴格地結合起來。因此，其說服力也就十分有限。
最近，有學者通過對新出土的新蔡楚簡疑難文字的釋讀，結合現(xiàn)有文獻記載、考古材料和歷史環(huán)境等，指出楚人先世原居于關中平原的華山北麓一帶，并因此建立了楚都遷徙的時空體系。這是一種全新的看法，為前人所未及，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并得到少數(shù)學者的認同。但是，可能由于楚史學界受到傳統(tǒng)看法的影響太深，或者由于這個新看法提出的時間不長、了解的人不多，總之，至今楚史學界的絕大多數(shù)學者對這個新看法好像并沒有特別在意。我們知道，要檢驗一個學術觀點的正確與否，需看這個觀點是否科學地反映了客觀事實與存在。筆者以為，如果楚人源于關中平原的新看法是正確的，那么，這個新看法應該可以為新近公布的清華簡《楚居》篇相關內(nèi)容的釋讀難題提供鑰匙。情況是不是如此呢？
眾所周知，清華簡是指2008年7月清華大學校友捐贈人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zhàn)國時期竹簡，而《楚居》為其中一篇?！?a href="http://www.51zclw.cn/archives/tag/%e6%a5%9a%e5%b1%85" title="【查看含有[楚居]標簽的文章】" target="_blank">楚居》篇由于詳細記載了楚國起源、楚王世系及歷代楚王定都地點，被認為對研究楚歷史地理和文化考古工作具有重大價值，因而，引起了楚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者的極大關注。2010年底，隨著《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壹）》一書的正式推出，學者們終于得以一睹《楚居》篇的全貌。然而，讓學術界頗為失望的是，《楚居》這篇長達600余字的文獻，竟然涉及30多個地名，而這30多個地名中，除幾個在傳世文獻、此前的出土文獻中出現(xiàn)過外，絕大部分地名聞所未聞。顯然，這些古地名的位置能否落實，會直接影響到這篇文獻的史料價值高低，也直接關系到楚人來源等疑難問題的解決。應該說，研究者們對于《楚居》篇文字的考釋成果相當令人稱道，但是，對于其中的地名，尤其是早期地名的今地落實，好像遇到不小的困難。例如，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研究者們關于這些早期地名的解釋性文字雖不乏新見，但解釋牽強、值得商榷之處甚多（參見后）。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筆者以為可能與研究者們的傳統(tǒng)學術視野有關：研究者們?nèi)匀涣晳T于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中原地區(qū)，放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人活動的中心區(qū)江漢平原及其附近一帶，而這往往是很容易束縛住研究者們的思維的。其實，只要我們的學術視野能夠放得寬廣一些，那么，前述楚人源于關中平原的新看法，就確實能夠為清華簡《楚居》篇早期地名的考釋找到可靠途徑。本文即是基于楚人源于關中平原的新看法而進行的。
為研究的方便起見，在進行考釋前，不妨節(jié)錄《楚居》篇中關于楚人起源及其早期歷史的部分文字如下：
季連初降于畏阝山，抵于穴窮。前出于喬山，宅處爰陂。逆上汌水，見盤庚之子，處于方山，女日妣隹，秉茲率相，詈由四方。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爰生<纟呈>伯、遠仲，毓徜徉，先處于京宗。穴合遲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狀聶耳，乃妻之，生侄叔、麗季。麗不從行，潰自脅出，妣列賓于天，巫咸該其脅以楚，抵今日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繹，與屈紃，思鄀嗌，卜徙于夷屯，為楩室。室既成，無以內(nèi)之，乃竊鄀人之犝以祭。懼其主，夜而內(nèi)尸，抵今曰夕，夕必夜。至酓只、酓是<黑旦>、酓樊及酓錫、酓渠，盡居夷屯。
這段文字涉及到12個地名，即畏阝山、穴窮、喬山、爰陂、洲水、方山、盤、京宗、哉水、屈、鄀、夷屯。這些地名中，都雖在傳世文獻、器物銘文中出現(xiàn)過，但具體位置不很清楚（參見后），而其它地名在傳世和出土文獻中都沒有明確發(fā)現(xiàn)過?；诖耍旅娴目坚尵痛笾乱罁?jù)《楚居》篇中地名出現(xiàn)的時空順序展開。
一、畏阝山、穴窮、喬山與爰陂
1．畏阝山即蕢山
“季連初降于畏阝山”是《楚居》篇首句，說的是畏阝山為季連的出生地。李學勤認為畏阝山應即“騩山”，見于《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中，即所謂“（三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這是基于晉郭璞“耆童”即楚祖“老童”之說而推衍出的結論。顯然，李文的解釋是有相當?shù)览淼?。因為，畏阝從畏得聲，騩從鬼得聲，皆在微部，而先秦時代“畏”、“鬼”二字本是通用的。但是，李文的解釋仍然存在不小的疑問與缺環(huán)。其一，《西山經(jīng)》中的騩山，明確是在“三危之山”之“西一百九十里”的。我們知道，“三危山”的具體位置學術界是一直有爭議的，但無論如何，學者都認為三危山是在我國西部、今青藏高原邊緣地區(qū)。騩山既在三危山之西，并與之相鄰，其位置自然應與之接近。大概正是考慮到這樣的問題，李文只好舍《西山經(jīng)》中的“騩山”位置于不顧，轉而認定《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中的“騩山”、“大騩之山”當今河南省新鄭、密縣一帶的具茨山，為楚先祖的降生之地?？墒?，此《中山經(jīng)》中的“騩山”，除了與《西山經(jīng)》中耆童所居的“騩山”名字相同，李文并沒有論證其與楚人先世有什么明確聯(lián)系。其二，根據(jù)《楚居》篇季連見“盤庚之子”以及與其女兒結婚的記載，季連的生活時代可以確定在前14世紀中后期，因為，根據(jù)新定《夏商周年表》，作為著名商王的盤庚，其在位年代約在前1401—前1374年間，則其子應生活于前14紀中期。而楚祖老童的生活時代，根據(jù)現(xiàn)有記載來看，很難確定。比如，《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中說：“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史記·楚世家》則說：“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chǎn)焉?！庇晌墨I記載的矛盾不一可知，老童（卷章）雖被尊為楚之先祖，卻是一個在后人記憶中已相當模糊的傳說人物，而季連則不同，他顯然是一個事跡比較清楚的歷史人物，《楚居》的敘述由他開始就可以證明?？梢姡贤?、季連二人的生活時代應當相距遙遠，二人所居之地騩山與畏阝山盡管名稱同音，但可能不是一處。應該說，早期楚人（荊人）在遷徙中命名地名的時候，確實喜歡使用發(fā)音近同的名字（實際上是地名通名的同音異記），如荊山、景山、京山之類。騩山與畏阝山確實有可能也屬于同音異記地名。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因此就簡單地以名稱的類同來認定畏阝山的所在，來建立騩山、畏阝山二者之間的某種聯(lián)系，否則，我們很容易跌入附會的陷阱。我們必須要考慮畏阝山作為楚先居地的時代背景和空間特征，這樣，才有可能獲得科學、合理的結論。
那么，季連降生的這個畏阝山何在？由于提出楚先人居地在今關中平原一帶新觀點的周文，所依據(jù)的是對新蔡楚簡“昔我先出自邕（雍）、遣（商），宅茲沮、章（漳），臺（以）選遷處”等一系列文獻和有關考古材料、地理環(huán)境的深入、系統(tǒng)分析，因此，我們可以嘗試著從關中平原一帶去尋找畏阝山的所在。十分讓人欣慰的是，在早期歷史文獻中，我們真的能在關中平原邊緣地帶發(fā)現(xiàn)畏阝山的蹤跡。試看下述兩條記載。
（1）《漢書》卷1上《高帝紀第一》上：
（元年）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愿先遣人益張旗幟于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鼻貙⒐B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日：“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逾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zhàn)其北，秦兵大敗。
（2）《水經(jīng)注》卷19《渭水》：
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謂之荊溪。溪水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魂山之斫盤谷，次東有苦谷，二水合而（東）[西]北流，逕風涼原西?！堕_山圖》曰：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磈山之陰，雍州之福地。即是原也。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漢武帝祠。其水右合東川，水出南山之石門谷，次東有孟谷，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次東有土門谷，五水合而西北，歷風涼原東，又北與西川會。
這兩段文獻中分別提到的“蕢山”、“磈山”，極可能就是季連的出生地畏阝山。蕢，從貴得聲；磈，從鬼得聲，皆見母微部，與畏阝的讀音近同?！?span id="n77ltp1"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1431628">漢書·高帝紀》中提到的蕢山，顯然距峣關不會太遠，唐以來文獻都說蕢山在藍田（今陜西藍田）“縣東南二十五里”，實際上應就是今藍田縣城以南的蕢山。《水經(jīng)·渭水注》中說到的“磈山”，明確是在風涼原之南的。古風涼原何在？過去學者們都以為風涼原在白鹿原南，其實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根據(jù)上述文字的意思，風涼原顯然就是白鹿原，因為，其一，所謂源出白鹿原的長水、荊溪、荊谷水，也就是今縱貫白鹿原的荊峪溝（或俗稱鯨魚溝）。順便說，荊溪、荊谷水、荊峪溝這些不離“荊”字的名稱，似乎是人們對荊人生活歷史的一種文化記憶；其二，所謂狗枷川水，就是今浐水，在白鹿原西、南，故當時也稱“西川水”；其三，所謂與西川“右合”的“東川水”，位于風涼原東、北，也就是霸水；其四，上酈道元先引《開山圖》（東漢榮氏撰）明確說風涼原在“麗山之西”，而稍后所引《三秦記》（東漢辛氏撰）則說“麗山西有白鹿原”。麗山即今驪山，正在白鹿原東。（參見圖4）可見，白鹿、風涼二原實為一地。白鹿原可能是較正式的名稱，風涼原可能是民間稱呼。酈道元之所以沒有指出白鹿、風涼二原為一，是因為他本人并沒有到過長安一帶，只能根據(jù)手頭的不同文獻材料進行內(nèi)容排比。類似的情況在《水經(jīng)注》中甚多，本文后面還要涉及其它的例子。知道了風涼原與白鹿原為一原二名，也就知道了磈山的大致位置即在今白鹿原以南，而這與秦漢時蕢山的位置是重合的?？梢?， “蕢山”、“磈山”當為一山名稱之同音異寫。
如果“蕢山”（磈山）是楚先所長期居住的畏阝山，那么，在今蕢山北麓白鹿原南緣一帶，應該會有季連時代前后所留下來的生活遺跡。如前所述，季連生活于前14世紀中后期，相當于商朝中葉。讓人吃驚的是，在今蕢山北麓白鹿原南緣一帶，確實有商代中期前后的遺址發(fā)現(xiàn)。試看下列材料。
（1）懷珍坊遺址，位于西安市藍田縣孟村鄉(xiāng)懷珍坊村南側，屬夏和商早期、中期（殷墟一、二期）居住遺址。遺址面積約50000平方米，文化層厚0．4—1．4米。發(fā)現(xiàn)于1973年，1978、1982年陜西省考古所進行了兩次發(fā)掘，揭露商代早期冶銅窯址1處，灰坑7個，豎穴土坑墓5座，出土陶器有簋、甕、鬲、罐、豆、鼎、大口尊等，其紋飾有繩紋、籃紋、圓圈紋、渦紋、弦紋；銅器有鼎、刀、戈、鋸等；另有石刀、鏟、鏃、磬、骨簇、錐、笄、卜骨、蚌鏃、蚌飾等遺物。此外，還有屬于夏代的二里頭文化遺存。
（2）郗家河遺址，1987年發(fā)現(xiàn)，位于藍田縣孟村鄉(xiāng)郗家河村。遺址東西250米，南北100米，文化層厚約0．8—1．00米。出土有青銅鉞、錛，陶器有盆、缸、豆等。屬懷珍坊遺址的一部分，為商代早至中期居住遺址。
（3）黃溝東南遺址，位于藍田縣大寨鄉(xiāng)黃溝村東南300米。面積不詳，文化層厚0．5一0．7米。曾暴露銅器窖藏1座，出土商代晚期的饕餮紋簋、垂葉紋斧及錛、刀等。采集有泥質灰陶繩紋鬲、尊等殘片。
（4）郭村遺址，位于藍田縣安村鄉(xiāng)郭村東，東部緊鄰白鹿原斷崖。屬商、周居住遺址，面積約50000平方米，文化層厚1—2米。采集有泥質灰陶和夾砂褐陶片，紋飾有繩紋、弦紋、麻點紋等，器形可見商代的鬲、甕和西周的鬲、罐、甕等器物。
從遺址位置來看，懷珍坊遺址、黃溝東南遺址、郭村遺址互相之間相距不遠，可以說都是位于蕢山北麓、白鹿原南緣一帶。從時代先后來看，夏、早商、中商、晚商以至西周都有，說明這些遺址之間應存在一定的承繼關系。從文化性質來看，少量的夏代遺存屬于二里頭文化，大量的商代遺存是由只分布于關中地區(qū)東部的商文化二里崗期和殷墟文化發(fā)展而來。尤其是懷珍坊遺址，時代大約相當于殷墟一、二期，這與季連的生活時代十分接近，而后述《楚居》所顯示的季連與盤庚兒子之女聯(lián)姻的情況（參見后），正好證明季連時代的部落文化面貌必定會受到盤庚遷殷后殷墟文化的強烈影響。
大概正是因為“蕢山”（磈山）附近是楚先民所長期居住活動的地方，因而，西近一帶的秦嶺山脈很早就被稱為“楚山”?！稇?zhàn)國策·魏策二·魏惠王死》篇中有所謂“楚山之尾”，皇甫謐釋之曰：“楚山一名涌山，鄂縣之南山也。”《括地志》亦說：“終南山一名（橘）[涌]山，一名楚山?！倍蹩h（治今陜西戶縣境）之南山、終南山即皆指今陜西省西安市南面的秦嶺山脈。至于蕢山本身及東近一帶的秦嶺山脈，則多被異稱為金山、景山、荊山。如晉潘岳《關中記》云，金山“在藍田縣南一十里”。劉宋盛弘之《荊州記》說：
景山，在上洛縣西南二百里，東與荊山連接，有沮水源出焉。其山一名雁浮山。荊山之首曰景山。雁南翔北歸，遍經(jīng)其上，土人由茲改名為雁山，又為雁塞山。
晉上洛縣治今商洛市商州區(qū)。此所謂“沮水”即后來的楚水，今丹江重要支流南秦河，在商州城區(qū)注入丹江。大約正是由于古代藍田縣南面的秦嶺多習慣被稱為荊山，以致元代學者駱天驤都錯誤地以為“蕢音荊”。
2．穴窮即鎬京
《楚居》篇說“季連初降于畏阝山”后，“抵于穴窮”，也就意味著季連在穴窮這個地方可能有過一段重要經(jīng)歷。因此，要考察穴窮的今地所在，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三點：其一，穴窮應是商代中期關中平原區(qū)的一處重要聚落，作為部落首領后代的青年季連才可能前往；其二，穴窮應不是屬于季連部落所轄范圍，才有必要在季連的經(jīng)歷中專門說明；其三，穴窮所處的部落或國家應該勢力較大，且與季連部落距離不遠，關系較好，青年季連才可能在這里居住較長時間。那么，穴窮該是當時關中平原的什么地方？筆者推測穴窮應就是后來周人都邑豐旁邊的鎬京。之所以能夠這么說，主要有下述兩方面的依據(jù)。
其一，商代中晚期，關中平原一帶勢力最大的部落國家無疑是殷人所封的崇國?！?span id="f35vzzf"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9982554">史記·周本紀》、《詩經(jīng)》中都提到商末周文王伐崇國之事?！?span id="vvj1b3d"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6203869">史記正義》引皇甫謐云：“夏鯀封（崇）。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对姟吩啤确ビ诔?，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顯然，崇國是一個有漫長歷史的古國（部落），其位置（活動）范圍大體是在今關中平原中東部一帶（不會僅是“豐鎬之間”）。商末，周人稱所伐的崇國國君為“崇侯虎”，說明商朝時崇國國君的爵位較高。崇國作為關中平原地區(qū)最為古老而強大的部落國家之一，相鄰的季連部落當不會與之為敵。順便說，自來研究者多據(jù)《國語·周語上》所載“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一句，而認定這是指楚祖祝融降生于崇山，即今河南省嵩山。筆者以為，如果這樣的記載確實可信，那么，釋“崇山”為崇地之山可能更為科學、合理。因為，第一，眾所周知，地名是在語言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或比較晚的階段上由普通名詞形成的，距今4000多年的夏興之時可能還沒有“崇山”這樣“專名+通名”的地名構詞形式，這從我國遠古地理事物的名稱多為河、江、淮之類的單字即可證明；第二，《左傳》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有謂“鄭，祝融之虛也。”這個所謂的“鄭”，本是指關中平原東部的姜姓鄭地，荊人部落正居于其地。（參見后文）在夏興之時，今陜西華縣一帶顯然是有可能屬于崇國轄域的。
其二，商代中晚期關中平原一帶的周人早期地名，唯鎬京與穴窮讀音近同。為什么這么說？先看京、窮二字。京，上古音為見母陽部，可擬音kiag1；窮，上古音為群母冬部，可擬音giug1。顯然，二字聲紐同為舌根音，韻部皆陽聲韻，讀音必定很近。而在今湘方言中，京讀tcin1，窮讀tcin2，二字聲韻相同，讀音僅是聲調上的小小差異。
再看鎬、穴二字。鎬、穴二字今天看起來好像沒有任何音義上的聯(lián)系，但上古時代情況并非如此。試看《水經(jīng)注》卷19《渭水》中鎬（鄗）水、汰（潏）水的記載：
（1）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鎬）水上承鎬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z水又北流，西北注，與彪池合。水出部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水又北，注于渭。
（2）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泬水注之。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其地即杜之樊鄉(xiāng)也。……泬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也。泬水又西北，左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于高陽原，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泬水。沃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泬水又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昆明池）水上承池[水于昆明臺，故王仲都所居也?！炙直绷髯⑽?。亦謂是水為潏水也。故呂忱曰：潏水出杜陵縣?！稘h書音義》曰：潏，水聲，而非水也。亦日高都水。
從酈道元的上述記載看，鎬（鄗）水、汰（潏）水好像是位于漢長安城西昆明池附近渭水南面的兩條支流，其實，二者應是指的同一條河流，其下游即當今西安市漢長安城遺址西面的皂河一段。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有二方面依據(jù)。其一，今鎬京遺址一帶，西面是渭水支流灃河，即古灃水，東面是今渭水支流皂河，其間不存在作為渭水重要支流的河道或其遺跡。灃（或作“豐”）水古今名稱無異，鎬（鄗）水、汰（潏）水只能是指同一條河流：泬水在長安城西所合的距離不長的昆明池水（泄水通道）就是所謂鎬（部）水。這大概也就是泬（潏）水“亦曰高都水”的原因：高都、鄗池上古讀音相同。今天的考古探測亦表明，昆明池、鄗池水是東北注人皂河，亦即古汰（潏）水的。（參見圖1）其二，上引《水經(jīng)注》中鎬水明確可寫作鄗水，其實，先秦時代鎬水還可以寫為滈水。例如，《荀子·議兵》所謂“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在《荀子·王霸》中則作“湯以亳，武王以部，皆百里之地也”。可見，古代鎬、鄗、滈三字通用，讀音應該相同。《說文》：“滈，久雨也。從水，高聲?！蔽覀冎?，傳世文獻中，鎬京或鄗京是西周諸地名中唯一稱“京”之處?？墒?，在今天發(fā)現(xiàn)的大量金文之中卻見不到鎬京或鄗京字樣，而只有“舞京”。以此，一直有學者認同鎬京就是葊京，盡管其中的關系并沒有弄清楚，也沒有找到明確的依據(jù)。筆者以為，通過對葊的讀音進行分析，可以為鎬京就是葊京的結論提供進一步的證據(jù)。我們知道，對于古器中多見的“葊京”，學界多認為應釋為“旁京”。既然“葊”為“旁”之古字，那么，葊的讀音自然應與旁近同。王國維曾指出：“舞蒲聲相近，又葊在陽部，蒲在魚部，為陰陽對轉之字?！睉撜f，盡管王氏以此推定葊京為今山西蒲坂的結論論據(jù)甚為牽強，但其關于葊的讀音的論定很有見地，因為我們從傳世文獻中可以找到與之相關的兩方面的重要定音依據(jù)。
一是關于周宣王死亡事件的有關地點記載。
王玉哲在研究葊的地望時曾引相關文獻作過對比：
（1）《墨子·明鬼下》：
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田車數(shù)百乘，從（徒）數(shù)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zhí)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噎車中，伏鎪而死。
（2）《史記正義·周本紀》引《周春秋》：
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后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3）《論衡·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于（囿）[圃。杜伯起于道左，執(zhí)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輾而死。
王文認為，這幾處材料都是說的周宣王“田于圃”時，為杜伯所殺?？墒?，在《國語·周語上》中，此事則記作：“杜伯射（周宣）王于部?！笨梢?，“圃”即“鄗”，而鄗，韋昭注謂：“鄗，鄗京也。”《風俗通·怪神篇》引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于鎬京?！笔恰秶Z》之部為鎬京無疑。
王文的考證給筆者的啟示是圃、旁（葊）二字的讀音可能接近。我們知道，在上古音中，“圃”幫紐魚部，“旁”并紐陽部，幫紐、并紐同為雙唇音，魚部、陽部也可陰陽對轉。因此，在上古關中一帶，圃與旁（葊）的讀音確實應該近同。
一是關于阿房宮的名稱來歷。
眾所周知，阿房宮是秦始皇時期建造的重要宮殿?！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云：
（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荞Y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成陽?！鲗m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也就是說，阿房宮是建筑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王玉哲曾研究過阿房宮的名稱來歷，認為“阿房宮”的字面含義是近于“房”的宮殿。這樣的看法很有見地。不過這個房字，并不能如王文說的讀如“方”，而應像《史記正義》所注音的那樣：“房，白郎反”，這是眾所周知的。于是，房也就與“旁”的讀音相同。因此，阿房宮的準確含義，就是指靠近“房（圃）”的宮殿。今天的考古發(fā)掘結果表明，阿房宮遺址與鎬京遺址的直線距離不足2公里，確實位于“房（圃）”的附近。（見圖1）
應該說，圃（旁）、鄗（鎬）二字今天的讀音差距甚遠，好像不會是指一地。其實，在上古時代，這二字的讀音極有可能是相近甚至相同的。依據(jù)之一，是“漓”字的讀音。滈應是出自或經(jīng)過部（鎬）地的河流。滴在古代不但擁有不同的寫法，如泬（沈）、潏等，而且有不同的讀音，如滈除從高音“胡老切”（《廣韻》）外，還可音“許角切”（《廣韻》）、“呼酷切”（《集韻》）。從讀音來看，“許角切”的讀音與泬（沈）、潏二字近同，而“呼酷切”的讀音，則與上古圃字的常用借字“甫”的讀音近同?！墩f文》：“甫，男子美稱也。從用、父，父亦聲?！币罁?jù)之二，是“蒿”字的讀音。我們知道，蒿是鎬、鄗、滈的祖字，在西周甲骨文、周初成王時《德方鼎》銘文中即已出現(xiàn)。而蒿的讀音除從高聲外，元人《古今韻會舉要》中還保留有“呼侯切”的古讀音。顯然，蒿的“呼侯切”讀音也與甫（圃）近同。可見，上古時代的關中一帶，蒿（鎬、部、滴）、葊（旁）、甫（圃）三者的讀音是差不多的。后來三者之間出現(xiàn)巨大的讀音差異應是不同時代地方方音演變的結果，其演變情況可略如下表：
順便說，百多年來學界所討論的與葊京相關的問題至此也就徹底解決：蒿京、鎬京、葊京不過是一名異寫而已。
顯然，穴窮之“穴”字讀音屬于戰(zhàn)國時期楚地對滈（鄗）字的別讀音或方言音，記錄者當因不知滴（鄗）京之名而只好用近音字穴窮書寫。這樣，穴窮應就是后來所稱的鎬京，其時尚屬于商朝封國崇國的轄域。鎬京本是指的鎬池周圍一片地勢較高的區(qū)域。京，指地勢高起的地方，有高、大之意?！稜栄拧め屒稹罚骸敖^高為之京?！薄稜栄拧め屧b》、《方言》卷1則皆言：“京，……大也?！苯裉煸阪€池遺址一帶的調查表明，鎬池以東、以北皆為大面積的高地。青年季連之所以去舞（鎬）京，很可能是因為在當時的關中地區(qū)，這里擁有一處令人向往的“辟雍”。后來的《詩經(jīng)·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如是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這是說四方之人沒有不對鎬京辟雍佩服的。辟雍本是一片周圍環(huán)繞有建筑物的圓形水面?！栋谆⑼āけ儆骸吩疲骸氨僬?，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蔽髦茔~器銘文中的有關內(nèi)容也能證實這一點。如《麥（方）尊》：“會王葊京，配祀。友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為大豐（禮）?！庇秩纭哆y簋》：“隹六月既生霸，穆穆王才（在）葊京，乎（呼）漁于大池?！辨€京辟雍最初大約就是崇國以鎬池為中心營造的一片環(huán)境幽雅的場所，久而久之，到西周時，這里便發(fā)展成為貴族子弟習藝學射之宮、四方朝覲諸侯接待之所、帝王貴族射獵游宴之地。青年季連來到葊（鎬）京，應該是學知識、開眼界、見世面、長見識的。如《禮記·內(nèi)則》中，對貴族男子就是這樣要求的：“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鎬京辟雍顯然是這樣一處訓練貴族青年的理想場所。
3．喬山即峣山，爰陂即原陂
季連在穴窮學習、訓練回到部落后，不久又去了“喬山”。這里的喬山，自然不是后世出現(xiàn)的作為黃帝葬地的在今陜西境內(nèi)的橋山。這個喬山應該距離季連部落的居地畏阝山不遠，很可能就是畏阝山以東的峣山，位于今陜西藍田縣與商州區(qū)之間。
峣山之名出現(xiàn)很早，因為前引《漢書·高帝紀》一段文字中就已有“峣關”，峣關者，峣山之關隘也。峣是什么意思？《方言》云：“巍、峣、崝、嶮，高也?！薄墩f文·垚部》：“堯，高也，從壵在兀上，高遠也?！庇衷疲骸柏＃叨掀揭?。”《說文·山部》：“峣，焦峣，山高貌也。”《廣雅·釋言》云：“堯，峣也?！薄稘h書·揚雄傳》顏師古注云：“峣峣，高貌?！笨梢姡瑣i山應該是一定地域范圍內(nèi)的高大山體。這個山體應當就在古代峣關及其附近一帶。那么，峣關的具體位置何在？試看下列記載：
（1）《括地志》云：
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峣關也。
（2）《太平寰宇記》云：
藍田關，即秦之峣關也，在縣東南九十八里?！妒酚洝罚呵貙②w高將兵據(jù)曉關也。沛公引兵攻曉關，[逾蕢山擊秦軍，大敗之。周明帝武成元年，自峣關移置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建德二年，改為藍田關。
唐宋藍田縣即治今陜西省藍田縣城?？梢?，秦時的峣關必在峣關古道所經(jīng)的今藍田縣藍橋鄉(xiāng)與商州區(qū)牧護關鎮(zhèn)之間，亦即今二縣（區(qū)）間的秦嶺最高峰王順山（海拔2200余米）東南側一帶。秦及其以前的峣山應該就是指今王順山。（參見圖4）
那么，古代的峣山與喬山有什么聯(lián)系？今人研究認為，古代從“堯”得聲的字，與從“喬”得聲的字多可通假，如趫與獟、矯與撓、蹻與翹。因此，喬山也就是峣山的異寫。這可能是由楚國記錄者的地理知識不足所導致的。
季連之所以前往離其居地數(shù)十里外的喬山，應該是為未來部落的南徙進行路線考察作準備的。
爰陂，《楚居》原文作“爰波”，當即原陂之異寫，其含義為原邊坡地之意。爰、原皆在元部，且爰可通原（元）；陂，山坡之意?！墩f文》：“陂，阪也?！庇捎陔稼槭羌具B的重要居住地，因而，要考查爰陂這個準地名的所在，就有必要了解季連部落居地附近的地形地貌特征。前面已經(jīng)指出，季連部落居地在今白鹿原及其南緣蕢山一帶，因此，季連的居地爰陂自然也當在這一帶。我們知道，白鹿原原面海拔在600—780米之間，高出兩側的灞河、浐河川地100—200米左右。這樣，在白鹿原與灞河、浐河川地交接的地帶，就存在緩坡、陡坡乃至懸崖的不同地貌形態(tài)。比如，上述白鹿原發(fā)現(xiàn)的古遺址，懷珍坊遺址位于原面上，黃溝東南遺址位于原、川之間的緩坡地帶，而郭村遺址則位于原、川之間的斷崖邊。這些古遺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土商代銅器窖藏的黃溝村東南遺址。該遺址位于白鹿原南緣與灞河谷地之間的坡地上，地理位置比較好：一是離灞河邊只有數(shù)百米，居住者有取水之便和水上交通之利；二是位于白鹿原前往蟯山（喬山）的要道邊，居住者有陸路交通之便；三是位于蕢山北麓，一遇緊急情況，居住者可以迅速進山隱藏。（參見圖4）季連的居地既稱爰陂，很可能就是居住在該遺址附近。十分有意思的是，直至今天的白鹿原一帶，人們把原面與川地交接的坡地區(qū)仍稱“原坡”。例如，作家陳忠實以白鹿原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著名小說《白鹿原》中，就多次用到這個詞，像“白鹿書院坐落在縣城西北方位的白鹿原原坡上，亦名四呂庵，歷史悠遠”之類。
那么，季連時代是否有“原”字的存在？當然有。如《詩經(jīng)·公劉》中有“瞻彼溥原”之句，《大克鼎》也有“易女（汝）田于溥原”之文。周初銅器《矢令簋》銘文更有所謂“隹（唯）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的記載。這個周王伐楚伯所在的“炎”，一直難以落實今地，有學者甚至指其在東夷之地的“奄”。這樣的位置顯然離周初的政治中心有些太過遙遠，而周初的楚君熊繹剛從白鹿原遷居丹江流域不久（參見后），周王要去征伐，也沒有必要從遙遠的東方繞道。因此，這個“炎”字很可能就是“爰（原）”的異寫，即也是指的白鹿原。炎，匣紐談部，可擬音yiam1；爰，匣紐元部，可擬音yiwam1，讀音極近。白鹿原上其時可能還有楚人部落殘留。1959年藍田附近寺坡村出土的青銅器《弭叔簋》銘文有謂“王乎（呼）尹氏冊命：‘師察，易（錫）女（汝）赤舄、攸勒，用楚弭白（伯）’”，其中之“楚弭白（伯）”，即很清楚地證明了此點。由于白鹿原離周都豐邑很近，周王自然可以御駕親征。在殷末周初，很多地名還不具有專名性質，人們在遇到類似的地理事物不只一處時，為了區(qū)別，往往通過使用同音異字的方式來表達，炎（爰）、原異寫或為其例。
二、汌水、方山、盤與京宗
1．汌水即灌水。盤即蕃（邑）
季連在白鹿原上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后，又開始對外交往活動，那就是與商朝王室建立聯(lián)系?！冻印匪^季連“逆上洲水，見盤庚之子，處于方山，女曰妣隹，秉茲率相，詈由四方。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爰生<纟呈>伯、遠仲，毓徜徉，先處于京宗”一段，無疑就是講的季連與商王朝建立聯(lián)系的過程。
首先，季連去見商王盤庚之子的路線是“逆上洲水”。所謂“逆上洲水”，自然是說季連乘船逆洲水上行。這應該是省略了季連部落較為熟悉的水道名稱或順水行舟的部分。那么，這條洲水何在？
要在關中平原找到洲水，必須首先要找到商朝王室貴族居住過的地方。盡管如前所述，關中平原東部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商代文化遺址，但這并不等于這里必定有商朝王室貴族活動過。通過爬梳文獻，筆者發(fā)現(xiàn)《水經(jīng)注·渭水》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渭水又東徑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骃曰：蕃在鄭西。然則今巒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非也。苻健入秦，據(jù)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即《山海經(jīng)》之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徑蕭加谷于孤柏原西，東北流與禺水合，水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
這段話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說殷契居住過蕃。我們知道，殷契傳說是商人的始祖，生活在遙遠的舜、禹時代。因此，《世本》所謂“契居蕃”應是不大靠得住的。但是，這可能意味著蕃這個地方在商朝時曾經(jīng)居住過商王族，或有商貴族在這一帶活動過。下述《楚居》所謂的“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句中的“盤”，其實就證明了這一點。蕃，《太平御覽》155引《帝王世紀》、《世本》作“契居番”，《通鑒地理通釋》引《世本》亦作番?？梢?，蕃、番二字是通用的。蕃（番），上古屬幫母元部；盤，上古屬并母元部。是知蕃（番）、盤二字的古讀音幾無區(qū)別，應該是一地異寫。蕃在鄭西，是說蕃邑在漢晉間的鄭縣之西。漢晉間的鄭縣即治今陜西華縣。酈道元明確指出蕃就是當時的巒城，而當?shù)孛耖g是俗稱巒城為赤城、附近的河流為赤水的。酈道元謂民間的稱呼錯誤，似無依據(jù)。后來，赤城改名為赤水鎮(zhèn)。明人張光孝日：“赤水鎮(zhèn)在華州之西三十里渭南之界，西曰赤水河?！背嗨?zhèn)今仍名，其西側的河流仍名赤水河。今赤水鎮(zhèn)郭村西南發(fā)現(xiàn)有一處王陵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以至商、周時代，面積約2．1萬平方米，文化層厚0．6米，在這里采集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泥質紅陶和夾砂紅、灰陶片，飾繩紋及黑彩，器形有罐、缽等；發(fā)現(xiàn)有商周時期的泥質和夾砂灰陶繩紋袋足鬲、矮襠鬲等殘片。這在相當程度上能夠證實文獻中關于商人活動的記載。其實，盤、蕃（番）都可能是東周以降的訛名，在此前的西周時代，正確的寫法可能是“鯀（繁）”。這從《師虎簋》銘文的相關記載可以看得出來：
隹（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才（在）杜居，格于大室，并（荊）伯內(nèi)（入）右?guī)熁?，即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呼）?nèi)史吳曰：“冊令（命）虎?！蓖跞粼唬骸盎?，<食v>（茲）先王既令（命）乃祖考事啻（職）官，司左右戲、緐（繁）、荊。今余隹（唯）帥井（型）先王令（命），令女（汝）更（賡）乃祖考啻（職）官，司左右戲、繇（繁）、荊，茍（敬）夙夜勿灋（廢）朕令。易女（汝）赤舄，用事。”
這說的應是周初不改“先王”旨意，繼續(xù)任命師虎襲職其先祖管理的戲、緐（繁）、荊三地一事。戲為邑名，在驪山北古戲水（今西安市臨潼區(qū)境戲河）邊，亦即周幽王的死地；繁在元部，可擬音biwan1，與盤、蕃（番）讀音近同，當為一地異寫；荊即鄭地之荊，為京宗所在（參見后），即荊人祖居地。三地自西往東排列在渭水南岸的交通要道上。（參見圖4）基于上論，整理者釋此“盤”為“泮”，水涯之意，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二是說灌水經(jīng)過蕃邑附近北注渭。灌水的名稱既在《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說明灌水之名出現(xiàn)很早。酈道元又明確指出灌水即當時的赤水，說明灌水就是今天的赤水河。那么，灌水與洲水之間是如何聯(lián)系起來的？按上古音，灌、汌二字同屬陽聲韻，灌當從雚得聲，屬元部；汌當從川得聲，屬文部。以此，汌水很可能是灌水在楚地方言中的近音異記。
綜上，季連拜訪盤庚之子的路線，大體是這樣：季連從當時自己的居地白鹿原“爰陂”出發(fā)，下到數(shù)百米外的哉水（即霸水，見后考）岸邊，登上一只小船，順流而下渭水，經(jīng)過數(shù)十公里的渭水航程，再在盤（蕃）邑附近轉入渭水支流洲水（赤水河），上溯而達盤庚之子所居的方山（即華山，見下考）。
2．方山即華山。京宗即鄭荊
今華縣境內(nèi)有一條渭水支流方山河，因發(fā)源于今華縣、華陰二縣（市）之交的華山山脈“方山”而得名。今天的這個所謂方山，在方山河源頭其實無法指實，但由此可知過去當?shù)厝丝赡茉讶A山山脈稱為方山?！冻印分小胺缴健敝某霈F(xiàn)，使我們知道方山之得名可能早在華山得名之前。華山之所以被稱為方山，可能與華山山體的立面形狀特征有關。試看古代人們關于華山的形象特征描畫材料。
（1）《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
（2）萬歷《華州志·圖考》：
西岳華山圖。（如圖2）
可見，先民們很早就認識到華山的形象特點是近方形，故有方山之稱。《詩經(jīng)·六月》“猿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一段中所提到的“方”，可能不是鄭玄所解釋的“北方地名”，而當就是指的華山一帶，因為，當時玁狁（匈奴）所居的焦獲就在涇水出山進入關中平原的古鄭國渠口一帶，屬于涇水之陽，鎬即是鎬京。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居于焦獲的玁狁，在侵擾了關中平原渭水南岸的繁華地區(qū)之后，又回到了涇水之陽的老巢。后來的華山之名可能是方山之名的音轉。華、方二字，上古韻部分別在魚部、陽部，可陰陽對轉；在楚方言中，聲部甚至也有可能相同。例如，在今湘方言中，華、方二字分別讀為fa2、fan，讀音很近。
可見，所謂“見盤庚之子，處于方山”一句，是說季連在見到盤庚之子后，被安置在方山（華山）上休養(yǎng)。
季連在方山休養(yǎng)的時候，遇見了“盤庚之子”的女兒妣隹。于是，季連開始了對妣隹的政治婚姻攻勢，這就是所謂季連“見盤庚之子，處于方山，女日妣隹，秉茲率相，詈由四方。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的故事?！氨澛氏?，詈由四方”，當釋為“秉茲率（帥）相，詈（麗或隸）由（有）四方”，是說妣隹指揮駐扎在這里的商朝文武官員，控制著周圍地區(qū)。詈（麗或隸）是附屬的意思。類似的文句含義，在西周金文中就已常見，如《五祀<害夫>鐘》有“乃雍（膺）受大令（命），匍（敷）右（有）四方”句，《Ⅲ式<疒興>鐘甲》有“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敷）有四方”句等。后來，“××四方”的句式更多。我們知道，在商代軍隊中，常有帶兵作戰(zhàn)的女將“婦×”，商王武丁之妻婦好（妣辛）就是商代最著名的女將。妣隹似乎也是這樣一位女將。因此，整理者釋“秉茲”為秉慈愛之德、“率”為奉順、“相”為品質、“詈”為美麗，句意作妣隹德高貌美、勝于四方女子，可能是難以說得通的?！凹具B聞其有聘，從及之盤”句中的“聘”通“娉”，婚娉之意。全句的意思是說：季連聽到妣隹準備婚娉，于是，跟著她來到盤（蕃）邑，與她結合了。在商代，方國首領與商王室聯(lián)姻的情形并不止此，季連部落的鄰居周人也是這樣做的。例如，眾所周知，《詩經(jīng)·大明》就是周人用敘事詩的方式歌頌王季（季歷）、文王兩代周王與商王族通婚的故事。
妣隹為季連生育了緹伯、遠仲兩個兒子，生產(chǎn)過程相當順暢，于是，他們先搬到京宗居住。這就是《楚居》接下來所謂“爰生<纟呈>伯、遠仲，毓徜徉，先處于京宗”一句的意思?！柏贯溽唷比志o接“爰生<纟呈>伯、遠仲”，應是對妣隹生育過程的描述，以與后述穴含之妻妣列難產(chǎn)而死相對比。整理者的解釋是正確的。京宗在哪里？整理者傾向于認為京宗即荊山之首景山，位置在雎水之源。這樣的說法可能是難以成立的，因為，雎水之源的景山當今湖北省西北部的大巴山主峰，位置僻遠，交通不便，環(huán)境不佳，不大符合古人選擇居地要方便生活、生產(chǎn)、交通的基本要求。
筆者以為，根據(jù)《楚居》中的相關內(nèi)容，在確定京宗的位置時有必要注意幾點。其一，京宗當不在季連部落居地白鹿原。因為，《楚居》后文說“穴含遲徙于京宗，爰得妣列”。穴酓即鬻熊。根據(jù)《史記·楚世家》的記載，鬻熊為季連之孫。因此，所謂“穴酓遲徙于京宗，爰得妣列”，是說后來穴酓也來到京宗，得以認識商王族之女妣列?！冻印泛笪脑僬f“至含狂，亦居京宗?！焙褚咽茄ê畬O了。顯然，穴酓、酓狂必是離開季連部落居地白鹿原而前往的。其二，京宗當屬于當時商王朝的控制區(qū)。因為，作為商王族出身的女將妣隹，只有在商王朝控制區(qū)才可能有較好的安全保障與生活條件。其三，京宗可能與季連部落有某種特別聯(lián)系。因為，季連、穴含、含狂幾代人都要去這同一個地方?？紤]到上述三點，聯(lián)系到《左傳》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有“鄭，祝融之虛也”的傳說，以及周文指出華山山脈過去有荊山的稱呼，京宗應該就是祝融之墟所在的關中平原東部的鄭地，即今陜西省華縣鄭村附近一帶。眾所周知，古鄭地（國）有三處：西周鄭國的建立者鄭桓公所在的鄭（今陜西鳳翔一帶），周平王六年（前769年）東遷之后的鄭（今河南新鄭一帶），以及漢以后鄭縣的所在地（今陜西華縣一帶）。祝融之虛所在的鄭并不是指今河南新鄭，也不是指今陜西鳳翔，而是指關中平原東部今華縣一帶的姜姓鄭地。近年，李峰通過研究西周器物銘文內(nèi)容，認為西周時有姬姓鄭氏與姜姓鄭氏之分，這是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但該文推測二鄭或許“同居一地”值得商榷。因為，西周時代關中平原二鄭的存在，正可以解釋關中平原東、西部都有“鄭”的相關記載：既然鄭桓公是姬姓鄭氏，那么，今華縣（古鄭縣）一帶所居者就是姜姓鄭氏?？墒牵撐幕乇芰藢Α稘h書·地理志》中古鄭縣記載的討論。其實，出土秦簡中已明確發(fā)現(xiàn)此“鄭”地的記載。最近公布的岳麓書院秦簡《三十五年私質日》即有四月“丙戌，宿戲”、 “丁亥，留”、“戊子，宿鄭”之文。戲、鄭二地之間只有一日程，因戲即前述《師虎簋》銘文“戲、繁、荊”之戲地，自然，這個鄭就是今華縣之鄭。事實上，姜姓鄭氏居于今華縣（古鄭縣）一帶確是無可疑問的，因為，他們是與荊人部落相依的。李峰文根據(jù)《康鼎》的最后一字為“井”字族徽（見圖3），以及《鄭井叔康盈》、《鄭井叔鐘》、《鄭井叔甗》等器有“鄭井叔”的銘文內(nèi)容，推測在鄭地還有一支叫作“井”的氏族居住，是十分正確的，但該文沒有認識到，這個“井”當就是“荊”的略寫。“荊”在金文中多為左右結構，如（文字，圖略），從井從刀，由于井為聲符，井、荊讀音相同，故荊有時可略寫為“井”。金文中的“鄭（鄭）”字亦多略寫為“奠”，即其類例，如《康鼎》（圖3）的倒數(shù)第二字。順便說，西周器物銘文中的部分“井（井）”字，可能釋為“荊”較合適，如上文《師虎簋》銘文中的“井伯”之“井”字，西周孝王（？—前886年）時重器《大克鼎》銘文“易女（汝）井、（文字，圖略）；易女（汝）井人奔于景”句中的“井”字。因此，所謂“鄭井”實即“鄭荊”，指西周時代尚居住于鄭地的荊人部落。當時如此稱呼，大約是為了與居住在白鹿原及逐漸由白鹿原東遷丹江谷地一帶的稱為“楚”的荊人部落相區(qū)別。在器物銘文中，《<{木土}<犬>馭簋》、《墻盤》等數(shù)件西周中期器即有“楚荊”之稱，《竹書紀年》中同樣有“楚荊”之稱。（參見后）
京宗有可能是指荊人先祖的宗廟所在地。京、荊音同義近，可通假；宗，祖宗之意，而祝融正是后來楚人認定的“三楚先”之一。眾所周知，荊（楚）人是十分重視對祖先的祭祀活動的。春秋時，夔子因不祭祀楚先祝融和鬻熊而被楚人滅國。季連作為荊人部落首領，自然要到祖先宗廟所在、當時有荊人主體生活的鄭地祭拜。不過，京宗最有可能是“荊鄭”二字的異寫。“宗、鄭”二字，在今湘方言中分別讀為tsan1tsan4，差別僅在聲調上?！扒G鄭”即楚人對西周時代“鄭荊”名稱的倒寫（說），可能在于強調楚人祖先荊人的主導地位。這好比“楚荊”后來也稱“荊楚”一樣。順便說，季連部落此前之所以離開祖先宗廟所在的鄭地而西上白鹿原，應該是荊人部落與商人長期戰(zhàn)爭失敗的結果。從夏商之際到商后期，文獻中留下有商人征伐荊人的記載。
（1）今本《竹書紀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钡酃锛聪蔫?；有洛，指今渭水支流洛河下游大荔縣一帶，在渭北；而對岸渭南地域，正是荊人活動的華山（荊山）北麓。由此而知商、荊之間的戰(zhàn)爭可以追溯到夏商之際。這個時間與前述白鹿原上懷珍坊遺址有夏代二里頭文化遺物發(fā)現(xiàn)，發(fā)掘的冶銅窯址、灰坑、豎穴土坑墓等在時間上屬于商代早期的情況正好吻合。這似乎可以推測，荊人投降商人后，其中有一支（季連部落的先人）可能就逃離了商人的控制，來到了白鹿原南緣一帶。
（2）今本《竹書紀年》：“（武?。┤?，伐鬼方，次于荊”。武丁即殷高宗，為商后期在位之王。鬼方的位置一直爭議頗大，王國維考其地在關中平原西緣的汧隴之間，較為可信。因為，荊地當時應離鬼方不很遠，否則，商人由中原出發(fā)西征鬼方不會“次于荊”，季連之父陸終氏也不會“娶于鬼方氏”的。可見，商后期華山（荊山）北麓一帶仍是荊人的活動中心。順便說，后來《詩經(jīng)·殷武》一篇，有謂“撻彼殷武，奮發(fā)荊楚。泵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币话阏J為這是祀武丁之詞，但其文字應是西周以后至春秋間人們的追記，因為，如上《竹書紀年》引文，武丁時期只稱“荊”，尚沒有“荊楚”的聯(lián)稱，荊人（季連部落）其時也沒有南遷，談不上“居國南鄉(xiāng)”。這從《楚居》的文字內(nèi)容就可以知道。順便說，近幾十年來，不斷有學者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是接近西晉汲郡戰(zhàn)國墓中出土竹簡的文本，內(nèi)容較可信。上引今本《竹書紀年》關于荊的稱號、位置記載的正確性，或可作為證據(jù)之一。
大約正是因為京宗為荊人部落祖先宗廟的所在，所以，季連、穴含祖孫二代才相繼來到這里生子、結婚、居住。京宗的具體位置大約在今陜西省華縣瓜坡鎮(zhèn)鄭村至南沙村一帶，這里有著名的南沙遺址能夠為之提供證據(jù)。據(jù)報告，該遺址時代延續(xù)于新石器時代、夏、商、西周時期，面積約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1．9—2．2米。1958—1959年、1983—1984年兩次發(fā)掘約1200平方米，清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商代早中期及西周時期的房址、窖穴、灶炕、墓葬、陶窯等約90座。以商代遺存最具特點，出土陶器以夾砂和泥質灰陶居多，有少量泥質紅陶和釉陶。紋飾有繩紋、弦紋、附加堆紋和圓圈紋。器形有鬲、瓿、罐、缽、大口尊、甕、盆、簋、豆、鼎等；若干陶器上發(fā)現(xiàn)陶文；還出土銅戈、矛、刀、鏟、鏃、石刀、鑿、紡輪、骨鏟、卜骨等。文化特征與殷墟二里岡文化相同?？梢?，該遺址的文化延續(xù)時間與文獻記載的時代極為吻合。
三、哉水、夷屯、屈與鄀
1．哉水即霸水
《楚居》在敘述完了季連的事跡之后，開始敘述其后輩穴酓（鬻熊）、麗季（熊麗）、酓狂等人的情況。這就是所謂“穴含遲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狀聶耳，乃妻之，生侸叔、麗季。麗不從行，潰自脅出，妣列賓于天，巫咸該其脅以楚，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一段話。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穴酓在京宗認識妣列后，領她乘船上溯哉水，跟她耳鬢廝磨，親密有加，然后與她結婚了。妣列給穴含生了侸叔、麗季兩個兒子。妣列生麗季時不幸難產(chǎn)，孩子只好從其腋下開刀取出。妣列因此而去世，巫醫(yī)于是用楚木葉包裹其腋下的傷口。從此，荊人又開始有“楚人”之稱。
這段話中提到了一條名叫“哉水”的河流。哉水該是今天哪條河？雖然《楚居》并沒有明確說穴含、妣列二人“逆流哉水”到達什么地方，但從后面的結婚生子內(nèi)容推測，自然應是回到部落所在地白鹿原。所謂“哉水”就是流經(jīng)白鹿原北（東）面的渭水支流霸水。試看下列文獻所記。
（1）《漢書》卷28上《地理志》“南陵”：
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
（2）《水經(jīng)注》卷19《渭水》：
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為霸水，以顯霸功。
（3）《元和郡縣圖志》卷1《關內(nèi)道一》“藍田縣”：
霸水，故滋水也，即秦嶺水之下流，東南自商州上洛縣界流入，又西北流合浐水入渭。
由此可知，白鹿原之北藍田川中的河流，在春秋早期的秦穆公（前659年—前621年在位）改名霸水之前，本是叫茲水或滋水的。也就是說，茲（滋）水是春秋早期以前霸水的名稱。那么，茲水與哉水這兩名稱是否有聯(lián)系？回答是肯定的：茲水實際上就是哉水的異寫。理由有二。其一，茲、哉二字上古讀音相同。茲，精母之部；哉，同為精母之部。其二，茲、哉二字的同音字上古可以通假。例如，《詩經(jīng)·大雅·下武》之“昭茲來御”在《東觀漢記》中作“昭哉來御”。由此有學者亦指出，哉、茲的上古讀音是相同的?？梢?，茲、哉二字上古讀音相同是無疑的，茲水就是哉水，也就是古代的霸水、今天的灞河。這樣，穴酓、妣列二位由京宗（今華縣附近）走水路返回白鹿原部落居地，必須先上溯渭水，再上溯渭水支流霸水，才能夠到達。（參見圖4）
需要順帶論及的是，今渭河及其支流幾無水運之利。但在上古時代，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反映周初情況的《詩經(jīng)·大明》中即有在渭河“造舟為梁”的記載，《左傳》僖公十三年（前650年）更有秦利用渭河“輸粟于晉，自雍（今陜西鳳翔南）及絳（今山西侯馬西）相繼，命之日‘泛舟之役’”，渭河在周代多有航運之利自不待言，而渭河的主要支流洛河、涇河、灞河、浐河、灃河等同樣也應有航運之利。商后期至周初，尚屬于晚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時期（全新世大暖期，約距今8500—3100年間），此間渭河流域受東南季風主導，氣候溫暖濕潤，河道水量較今豐沛，而關中平原區(qū)域的渭河及其支流比降較小，流速緩慢，這為古代渭河流域發(fā)展航運提供了方便條件。例如灞河下游（白鹿原東北側以下河段）河流比降就很小，只要河槽徑流較充足，航運便不成問題。
2．屈、鄀、夷屯皆在商洛
由上所引《楚居》，我們知道，從麗季開始，荊人（季連）部落開始自稱為楚人。這標志著名義上楚人歷史的正式揭幕。盡管麗季之子含狂在位時又回到先輩居住過的京宗，但含狂之后再無楚君前往京宗的記載。這說明，此間楚人部落的活動中心可能已經(jīng)距離京宗較遠，不太方便來往了?！冻印方酉聛碚f：“至含繹，與屈紃，思鄀嗌，卜徙于夷屯，為楩室。室既成，無以內(nèi)之，乃竊都人之犝以祭。懼其主，夜而內(nèi)尸，抵今日夕，夕必夜。至含只、酓<黑旦>、酓樊及酓錫、酓渠，盡居夷屯?！边@段話就可以證實這一點。
這段記載中涉及到了屈、鄀、夷屯三地名。這三個名稱中，鄀、夷屯兩個是地名無疑，而屈，從“至含繹，與屈紃，思鄀嗌，卜徙于夷屯”這句話來分析，也應該是地名。因為，在這句話中，“紃”指用于裝飾衣物的彩色絲帶。《說文》：“紃，圜采也。從糸，川聲?！薄抖Y記·內(nèi)則》云：“（女子）執(zhí)麻枲，治絲繭，織纴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庇帧峨s記下》云：“紃以五采?！编嵭⒃唬骸凹r，施諸縫中若今之絳也?！薄班伞笔茄屎硪i的意思?！斗窖浴罚骸班?，噎也，……秦晉或曰嗌，又曰噎?！薄八肌碑斖ā八尽?，即主管的意思。東漢劉熙《釋名》：“思，司也。”《說文》：“司，臣司事于外者?！币源耍@句話的意思是說：到酓繹為楚君的時候，通過贈送屈人彩色絲帶，楚人控制了進入都國的交通要道，并在占卜后遷居于夷屯地方。通過賄賂小邑（國）而獲居地的事情，西周末年鄭桓公也做過?！秶Z·鄭語》：“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笨梢宰鳛檩o證的是楚人獨特月名“屈夕（之）月”。我們知道，楚屈夕月即二月，相當于秦歷十一月。那么，為什么叫屈夕月？楚人有以重要事件發(fā)生的年月來命名年、月的習慣，如“王徙于郡郢之歲”、“獻馬月”之類。因此，屈夕月名稱的來歷可能就與《楚居》所載“至含繹，與屈紃，思鄀嗌，卜徙于夷屯，為楩室。室既成，無以內(nèi)之，乃竊都人之犝以祭。懼其主，夜而內(nèi)尸，抵今曰夕，夕必夜”的故事有關：該事可能就發(fā)生在屈地楚歷二月的某天晚上。整理者句讀此句為“至酓繹與屈紃，思鄀嗌卜，徙于夷屯”，以“屈紃”為人名，“鄀嗌”為鄀人祖先，“思”讀使，既與《楚居》文例（《楚居》中“至+人名”的句式，其中的人名無一不是楚君名字或謚號）不合，所定楚君名亦于史無考，且句意不易理解，可能是錯誤的。那么，屈、鄀、夷屯三地何在？顯然，要知道屈地何在，就要知道這條交通要道的位置何在；要知道這條交通要道的位置何在，就要知道鄀國何在。知道了鄀國何在，夷屯的位置也就不難確定。
幸運的是，對于西周時期鄀（國）的位置，我們現(xiàn)在基本上能夠確定下來。首先，我們可以確定鄀國的宏觀位置?！蹲髠鳌焚叶迥暧浻小扒亍x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事，而晉杜預注之云：“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后遷于南郡都縣。”杜預并認為商密為鄀別邑，在晉時南鄉(xiāng)丹水縣。晉丹水縣當今陜西、河南交界的商南、西峽二縣一帶。后來，由于發(fā)現(xiàn)春秋時青銅器上有上鄀、下鄀之別，郭沫若認為南郡之鄀為上鄀，商密之鄀為下鄀。從此，郭說成為鄀國解釋的定論，后之研究者多從之。筆者以為，郭說其實并不正確，確切的說法當是：商密之鄀為上鄀，南郡之鄀為下鄀。因為，其一，商密之地所在的今丹江、洛水二河上游地區(qū)，秦漢以來一直稱為“上洛（雒）”。例如，《漢書·地理志》弘農(nóng)郡下有“上雒（縣）”，為雒水發(fā)源地。鄀、洛（雒）二字韻部相同（鐸部），聲紐相近（泥紐、來紐），讀音幾無區(qū)別，上鄀、上洛二名應為同一地名之異寫。其二，春秋時代有與上鄀、下鄀名稱極類似者。如上蔡、下蔡二地之得名即其例：上蔡為蔡國始居地，居河流上游，下蔡為后徙地，居河流下游?！妒辣尽分猩踔撩鞔_解釋了其得名緣由：“上蔡也，九江（郡）有下蔡，故稱‘上’。”整理者釋此鄀為“上鄀”形式上是正確的，李文釋此都為“下鄀”實質上是正確的。可見，在商末、西周時代，鄀國的疆域大約應包括洛水上游和丹水中上游流域一帶。
其次，商末、西周時代，鄀國的政治中心應該就在上洛。上洛的具體位置何在？一說在今丹江上游的陜西省商州區(qū)，一說在洛水上游的陜西省洛南縣。應該說，早期的上洛必在洛水上游的洛南一帶。例如，宋代出土的可能屬于周夷王或厲王時代的《敔簋》，其銘文有云：“王令敔追御于上洛熄谷，至于伊、班”；《水經(jīng)注·丹水》有云：“（上洛）縣故屬京兆，晉分為郡，《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為名。”《太平寰宇記·上洛縣》亦云：“漢元鼎四年，以其地置上洛縣，居洛水之上，因以為名?！苯裉炜脊殴ぷ髡咴诼迥峡h境洛河邊發(fā)現(xiàn)的焦村遺址，時代上起新石器時代，歷夏、商、周以至漢代，面積約4萬平方米，文化層厚1．5—6米，出土的商代器物有陶灶、鼎、罐、盆、碗等，東周時代的器物有陶壺、豆、罐等。這里有可能就是鄀國的政治中心。因此，杜預以商密為鄀國別邑是正確的。《水經(jīng)注·丹水》謂商密在晉時南鄉(xiāng)丹水縣密陽鄉(xiāng)，當今河南省西峽縣西境，這一帶大約屬于鄀國的東南疆。
《楚居》中的“屈”應也是鄀國的別邑，不過位于鄀國的西部，這從“與屈刎，思鄀嗌”一句話就能看得出來。大概在楚人獲得“鄀嗌”的控制權前，鄀嗌本是由鄀國屈邑人守的。前面已指出，鄀嗌事實上是指的由關中平原通往丹江谷地的交通要道。這條交通要道當然就是指后世所謂峣關道、藍關道。因此，屈邑應該就在秦漢時的峣山、今藍田縣至商州區(qū)一帶，也就是前述季連曾前往考察的“喬山”一帶。當年季連之所以前往喬山考察，可能就已有控制這個“鄀嗌”的計劃?！端?jīng)注·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一名高豬山也。”又《洛水》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兜乩碇尽吩唬郝宄鲒X山?！渡胶＝?jīng)》……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笨梢?，冢嶺山、讙舉山、高豬山為同一名稱的異記。冢，上古當從豕得聲，與舉、豬二字同屬魚部，聲母見紐；高豬、讙舉讀音近同。這個冢（舉、豬）地之山，應屬于喬山的一部分。屈，見紐物部，與冢、豬、舉諸字顯然讀音近同。以此，頗疑屈在江漢平原一帶的楚方言中，與后來丹江流域一帶冢、豬、舉諸字的方言讀音近同。
接下來，《楚居》說含繹“卜徙于夷屯，為楩室”。古人遷徙新地前，往往有占卜的習慣。在商周時代，王侯選擇修建新的城邑時，占卜的風氣還很盛。例如，眾所周知，甲骨卜辭里數(shù)有因“王乍邑”而占卜的內(nèi)容，《詩經(jīng)》中也錄有周人卜居的篇章，如《公劉》。司馬遷總結說：“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見?！彼?，酓繹“卜徙”之事并不難解釋。需要認真解釋的是，酓繹所卜徙的夷屯何在？根據(jù)《史記·楚世家》的相關記載：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wèi)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整理者指出酓（熊）繹所徙夷屯當就是熊繹所封的丹陽，近于鄀。應該說，這個判斷的正確性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夷屯為什么會是丹陽？
我們知道，丹陽是丹水之陽的意思。丹水作為漢水重要支流，其谷地是聯(lián)系關中平原與南陽盆地、江漢平原的捷徑所經(jīng)。丹水得名很早，大約可以上溯到堯舜時代。相關的文獻記載如下：
（1）《太平御覽》卷63引《尚書》逸篇云：
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曰丹朱。
（2）今本《竹書紀年》卷上：
（帝堯）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3）《呂氏春秋·召類》云：
堯戰(zhàn)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
可見，丹水乃丹地之水的意思。也就是說，商周之際，今丹江上游商州谷地一帶，類似于都、屈單字地名，就稱丹。而丹、屯二字，上古讀音近同。丹，端母元部，可擬音tan1；屯，定母文部，可擬音duan1。二字甚至是可以通假的，例如丹、屯都是端的通假字。而在楚方言中，二字讀音也可能沒什么區(qū)別。
那么，為什么又要在“屯”字之前加“夷”字？我們知道，上古時代，夷是中原一帶華夏民族對周邊非華夏民族包括南蠻的蔑稱。例如，楚成王即位時，周天子就曾經(jīng)要求楚成王日：“鎮(zhèn)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這里的“夷越”，就是指的南方百越地區(qū)民族。后來還有用“夷濮”、“夷僚”之類來稱呼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梢?，在漢代及其以前，華夏民族可能常用“夷×”來稱呼南方少數(shù)民族及其所活動的區(qū)域。由于荊（楚）人屬于華夏族系，所以，在楚武王熊達自稱楚王后，楚人大概也習慣把曾居住過“南蠻”的“丹水之浦”稱之為“夷屯（丹）”。周文通過文獻記載、地理環(huán)境、考古遺址材料的多角度考察，證明熊繹所居之丹陽即今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qū)?，F(xiàn)在看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也是無可懷疑的。因為，這個結論不但可以有《楚居》如上所載內(nèi)容的支持，而且還可以得到西周器物銘文的支持。例如，前述《大克鼎》“易女（汝）井人奔于景”一句，就是說的周王賜與克的荊人已遷徙于景。景，從日從東，從東得音，端母東部，當就是丹（端母元部）、屯（定母文部）的異寫：三字聲部皆舌頭音，韻部皆陽聲韻。又如《士山盤》，被認為是西周恭王時（前922年前900年）器，其上有如下銘文（寬式）：
唯王十又六年九月即（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宮，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門，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冊尹冊命山曰：“于入算侯，出征都荊方服、眾亢（？）虛服、履服、六孳（子）服。侯、鄀方賓貝、金。”山拜稽首。敢對揚天子，子丕顯休，用作文考厘仲寶尊盤、盉，山其萬年永用。
經(jīng)過學者們的努力，《士山盤》銘文的含義變得越來越清楚。不過，上文中與本文主題相關的“于入{艸中廾}侯，出征鄀荊方服”一句，由于未知“{艸中廾}侯”所國何在，因而句意的理解也就受到很大影響。其實，在筆者看來，這個“{艸中廾}侯”國應當就是前面提到的崇國。周文王六年，崇侯虎雖然戰(zhàn)敗于周人，但并不一定意味著崇國的徹底消失，其殘部很可能作為臣服周王的侯國仍然存在。例如，《左傳》宣公二年（前607年）有載：“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边@里的“崇”，當位于秦晉之間，可能就是指的已經(jīng)衰落的原西周時的崇國。崇國的中心何在？學者們傾向認為，20世紀70年代發(fā)現(xiàn)的位于陜西省西安市霸橋區(qū)燎原村的老牛坡遺址很可能即是。該遺址的時代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延至商朝末年（約公元前4000年—前1100年），以商文化遺存為主。商代遺存包括房址、灰坑、墓葬與車馬坑、陶窯等，出土各類銅、陶、玉、石、角器，還發(fā)現(xiàn)有一座東西長37．5米、南北寬約15米的大型宮殿建筑基址，以及青銅冶鑄殘渣，出土有陶范、草拌泥墻皮殘塊等。筆者以為，以老牛坡遺址為崇國都城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因為結合《士山盤》銘文內(nèi)容，這個判斷可以得到下述幾方面的支持。其一，從語音上考察，崇、{艸中廾}二字上古讀音較近。崇，崇母冬部；{艸中廾}，當從中得聲，端母冬部。二字韻部相同，在周人語言中可能讀音很近。其二，崇在位置上位于由關中南去“都荊”的蟯關道西道口，為前往丹江谷地的必經(jīng)之地。（圖4）都荊也就是“楚荊”，因當時楚人遷居的丹江谷地原屬鄀國控制而有其稱。其三，崇國國君稱崇侯，{艸中廾}國國君稱侯，皆為侯爵。其四，崇侯虎戰(zhàn)敗后當接受周王統(tǒng)治，而侯明顯是接受周王統(tǒng)治的。之所以只說要“{艸中廾}侯、鄀方賓貝、金”（“賓貝、金”乃提供經(jīng)費支持的意思），而不說“鄀荊”，自是因為當時侯、鄀方接受周王統(tǒng)治，而都荊（楚荊）人是不受周王控制的，是此次征伐的主要對象。可見，《士山盤》銘文既能夠為夷屯（丹）、都方（國）的位置關系提供一定支持，也能夠為西周前期周楚之間緊張的政治關系提供重要依據(jù)。
順便需要提出來的問題是，為什么熊繹要帶領荊（楚）人部落從生活了很長時間的白鹿原上東南遷往夷屯（丹江谷地）？應該說，根本的原因就是要為部落找到一個自然條件較好的地方生存。前面筆者已經(jīng)指出，此一荊人部落在被殷商人趕上白鹿原之前，本是居住在華山北麓一帶的。荊人之所以西上白鹿原應屬無奈之選，因為其時關中平原西部是周人部落所占、中部是崇國所有，只有白鹿原上可能人煙稀少。為什么白鹿原上會人煙稀少？這可能是由白鹿原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白鹿原位于西安城區(qū)東南，東南依終南山東段的蕢山，灞河、浐河北南相夾合流北人渭河，是一個典型的風成黃土臺原。白鹿原從東南向西北分布，原面平坦，南北寬約9公里，東西長約30公里，面積約263平方公里。（參見圖4）雖然黃土臺原土壤肥沃，但由于白鹿原原面海拔有600—780米，高出兩側的灞河、浐河川地及西安城區(qū)100300米，灌溉條件缺乏。在上古時代，人們在這樣的黃土旱原上生產(chǎn)生活，只能靠天吃飯。其實，直到今天，人們在白鹿原上進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仍然習慣于靠天吃飯，不大進行農(nóng)田灌溉。因此，白鹿原的農(nóng)業(yè)自然條件無法與渭河兩岸較利于灌溉的關中平原相提并論。在晚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時期（全新世大暖期，約距今8500—3100年間），渭河流域氣候溫潤，荊（楚）人部落在白鹿原上生活估計還能勉強維持下去；進入西周時代（距今3100年后），隨著渭河流域氣候改由西北季風主導，呈現(xiàn)出干旱寒冷的特點，部落要在這樣一個旱原上長期生存，困難越來越大。與此同時，白鹿原上的楚荊部落由于不接受周人的統(tǒng)治，不斷遭到周人的攻擊。前錄《矢令簋》、《孰馭簋》、《墻盤》等器銘中“伐楚伯”、“伐楚荊”、“懲楚荊”的記載，《詩經(jīng)·小雅·采芑》中“……蠢爾蠻荊，大邦為仇；……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的詩句，可為其證。因此，尋找一個自然條件較好、較為安全的地方生活，就成了熊繹時期楚荊部落的必然選擇。商州附近的丹江谷地雖不太寬闊，但地勢較平坦，丹江蜿蜒其中，水量較穩(wěn)定，灌溉條件較好?？赡苷驗榇?，含（熊）繹之后，“含只、含<黑旦>、酓樊及酓錫、酓渠，盡居夷屯?！焙髞淼某嗽谡劦匠让竦倪w徙時如是云：“昔我先出自邕（雍）、遣（商），宅茲沮、章（漳），臺（以）選遷處?！敝芪恼f這句話的大體意思是：以前，我們楚人的先輩本居住在雍、商一帶，之所以來到這沮水、漳水流域安家，為的是找到一個更為滿意的居處。這大約就是楚人由關中平原，經(jīng)丹江谷地，最后才選定江漢平原作為落腳點的終極原因。
結論
經(jīng)過上面的討論，對于《楚居》中提到的楚人早期地名的位置，可以表列如下，（表2。參見圖4）。
對于楚人的前史，我們也可以作簡單的綴合性描述：作為楚人前身的荊人部落，早在夏代就生活在今關中平原東部華山北麓的華縣一帶，可能屬于崇國范圍。到夏朝末年，由于荊人戰(zhàn)敗于商人部落，開始接受商朝的統(tǒng)治，而一部分荊人（季連先祖）則離開華山北麓，遷居于終南山北麓人煙稀少的白鹿原上。到商代中期，白鹿原上的季連部落通過與商王室的聯(lián)姻，建立了與原居地荊人部落的密切聯(lián)系。周人興起于關中平原后，原居地荊人部落逐漸接受周人的統(tǒng)治，被稱之為“鄭荊”，其中荊（井）人之王族部分被遷居于周都豐，而人民多遷居于中原，可能成為周初井（邢）國、鄭國的子民；自鹿原上的荊人部落由于不服周人的統(tǒng)治，受到周王的攻擊，且變得干涼的區(qū)域氣候對部落生產(chǎn)也帶來重大不利影響，于是，從西周初年開始，他們逐漸越秦嶺向東南遷往丹江谷地，周人常稱之為“楚荊”，也有稱“都荊”、“蠻荊”的?！妒酚洝匪^周成王時“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的說法，不過是周王無可奈何的順水推舟而已，楚人自己并不以為意。
至此，我們應該可以說，《楚居》早期地名的落實，證明楚人源于關中平原地區(qū)的觀點是無可疑問的。而楚人源于關中平原觀點的確認，為楚文化之謎的破譯，提供了全新的、堅實的歷史地理基礎。例如，上引周原甲骨文H11:83有“曰今秋楚子來告父后哉”的記載，而傳世文獻中說周成王時因內(nèi)部紛爭，周公亦有“奔楚”避難之舉。據(jù)此，學者多認為周初楚君的居地當距岐周不太遠，但無法解釋的是，學界傳統(tǒng)認識上的楚國卻是遠在南方江漢平原的?，F(xiàn)在，我們知道了周初熊繹之前的“楚荊”部落尚居住于白鹿原上，這樣的疑問也就灰飛煙滅。
最后，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楚居》早期地名為什么除個別外，大多與后來的通行地名在寫法上不一致？這可能有兩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楚地方言的影響?！冻印匪浿辽壅弁跫闯客酰ǎ恳磺?81年）止，這說明《楚居》的成文時間或在楚悼王時期，或在楚悼王之后不久，也就是前4世紀。前4世紀上距前14世紀商中后期的季連時代已經(jīng)接近1000年，上距周初也已超過600年。因此，在這樣漫長的時間里，本來操夏語雅言的荊人，變成了說夏語方言的楚（荊）人。荊人早期的一些歷史地名在一代一代的口耳相傳中出現(xiàn)讀音變化是很正常的。一是文化傳播的障礙。在商后期、西周時代，荊（楚）人的歷史記憶可能主要是靠人們的口耳相傳，而沒有書寫材料對地名文字進行固化、規(guī)范。荊（楚）人雖然有鑄造青銅器的悠久歷史和高超技術，但在青銅器上鑄造文字的歷史似不是很早。目前發(fā)現(xiàn)的時代最早的楚國文字資料是楚公家鐘和楚公家戈銘文，楚公家應是楚君熊渠，而據(jù)《史記·楚世家》，熊渠的時代大約相當于西周中晚期的周夷王至厲王之世，絕對年代當在前9世紀后期。這可以說是已知的楚國所使用文字的最早時間，相當于楚政權已經(jīng)基本安定的時間，但這個時間上距季連時代已近500年。這個500年時可能的文字記錄空白時段，不可能不影響到后來楚人對歷史地名的文字書寫。因為楚國安定后，宮廷史官只能根據(jù)口述者已經(jīng)有所變化的地名讀音來進行歷史記錄。因此，推而論之，在我國上古地名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須要考慮古代方言讀音對文獻中地名用字的影響。
]]>
眾所周知，“江寧”是南京的古稱。南唐、北宋、清朝均設“江寧府”；從西晉開始，歷朝歷代均設置“江寧縣”，現(xiàn)南京市江寧區(qū)就是2000年由江寧縣改名而來。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南京出版社副編審徐智介紹，“江寧”的“江”就是指長江。西晉滅吳后，將孫吳首都建業(yè)改名為秣陵，同時又從秣陵縣分出一部分，設臨江縣，取“臨近長江”的意思。晉太康二年（281），又改臨江縣為江寧縣，這是“江寧”二字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xiàn)。
“江寧”二字為何意？南朝顧野王《輿地志》解釋說：“晉永嘉中，帝初通江寧，以江外無事，寧靜于此，因置江寧縣”。“江外”即“長江以南”之意，“江寧”二字反映了西晉統(tǒng)治者的心滿意得：長期分裂的江南地區(qū)已歸順中央政權，從此太平無事。徐智介紹，“江寧”這個地名影響極其深遠，從中衍生出南京的簡稱“寧”。清康熙六年，江南省分為江蘇、安徽兩省，“江蘇”就是江寧府（南京）和蘇州府各取一字而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江蘇”的“江”既可指江寧府，也可指長江。
“鎮(zhèn)江”的“江”也是長江。鎮(zhèn)江地處長江下游南岸，長江與大運河在此交匯。在漫長的歷史上，鎮(zhèn)江使用過宜、朱方、丹徒、潤州等地名。北宋紹圣年間，端王趙佶曾在潤州當節(jié)度使，他當上皇帝后，潤州成為“潛邸”（皇帝即位前所居住的地方），潤州地位迅速上升，被朝廷升為“鎮(zhèn)江府”。這是“鎮(zhèn)江”二字第一次作為城市名稱被正式使用。顧名思義，“鎮(zhèn)江”是“威震長江”之意，金山、焦山、圌山、北固山等雄踞在江邊，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嚴密鎮(zhèn)鎖大江，使敵人無法渡江而來或溯江而上。
從地名上看，更接近長江入?？诘摹?span id="dj9rl1t"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2842530">靖江”和“鎮(zhèn)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地處長江下游的靖江，三分之二的區(qū)域由江水沖積而成。在三國時期，已形成牧馬大沙、面條沙等十個沙洲，到了明清時期，陸續(xù)和江北岸相連，形成今天靖江的大致范圍。
靖江最早被稱為“馬馱沙”，也就是“牧馬大沙”，這是因為東吳時期有軍人在這個沙洲上牧馬。靖江方言中，“大”音近似于“馱”，“牧”音近似于“白”，時間長了訛稱為“白馬馱沙”，后略為“馬馱沙”。明初，“馬馱沙”由江陰管轄。明成化以后，倭寇日益騷擾長江下游地區(qū)，朝廷注意到馬馱沙地理位置險要，“居長江下游，扼江海門戶，捍衛(wèi)全吳，足稱重鎮(zhèn)”，因此將馬馱沙從江陰析出，單獨建縣，取名“靖江”?！熬浮卑鞍捕ā钡囊馑?，“靖江”自然就體現(xiàn)了對“長江安定”的期盼。
從南京以下直至入海口，這段長江也被稱為“揚子江”。揚中是長江中僅次于崇明島的第二大江島，由太平洲、中心沙、雷公島、西沙等沙洲組成，清宣統(tǒng)三年（1911）設縣，以太平洲而命名為“太平縣”，因安徽也有太平縣，為避免重名，遂于1914年更名為“揚中縣”，即“揚子江之中”的意思。
除了前面提到的，在432.5公里的長江江蘇段沿線，“長江地名”不勝枚舉?？h市級以上的還包括：江陰市，因地處長江之南，古人以“山北水南為陰”而得名；南京市浦口區(qū)，“浦”在古代指入江支流之處，浦口就是河流匯入長江的地方；張家港市，原名沙洲縣，境內(nèi)大部土地由沙洲積漲成陸而來。1986年撤銷沙洲縣設立張家港市?！皬埣腋邸币幻麃碜郧宕陂L江老夾江口筑壩開鑿的河流“張家港”；如皋市的名字由來，有兩種說法，其中一種說法認為如皋處于長江北岸沙嘴上，取《荀子》中“望其壙，皋如也”一句命名?！案蕖痹诠糯褐杆叺貏莞叩牡胤剑粨P州市江都區(qū)也是與長江相關的地名?！?span id="t1zrv1d"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10912425">江都”即“臨江都會”，意指長江邊的大都會。隋唐時期，“江都”曾一度是整個揚州地區(qū)的名稱，但大部分時間里，“江都”是指江都縣；泰州市高港區(qū)組建于1997年，以長江25個干線港口之一的高港港而得名。高港港開埠于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1997年6月正式更名為泰州港。
在長江沿線街道、鄉(xiāng)鎮(zhèn)一級的地名中，和長江相關的也數(shù)不勝數(shù)。包括常州市新北區(qū)春江街道、揚州市廣陵區(qū)沙頭鎮(zhèn)、泰興市濱江鎮(zhèn)、如皋市長江鎮(zhèn)、南通市崇川區(qū)天生港鎮(zhèn)街道、南通市海門區(qū)臨江鎮(zhèn)等。有意思的是，在南京市棲霞區(qū)龍?zhí)督值?、張家港市金港街道、江陰市夏港街道，也各有一個“長江村”。
在432.5公里長的江蘇段長江江面上，還分布著若干個沙洲，它們也是江蘇“長江地名”的重要組成部分。
江心洲，顧名思義，就是長江之上的沙洲。江蘇至少有三個江心洲，分別位于南京、鎮(zhèn)江和常州。南京江心洲，其前身是梅子洲（外形如同梅子），清代同治、道光年間與鳳林洲、綬帶洲、永定洲連接在一起，得名江心洲；南京八卦洲，最初形成于明代，漸漸與旁邊七里洲相連，因形似草鞋，被稱為“草鞋洲”。后因為江水改道，南塌北淤，“草鞋”經(jīng)過演變，最終形似“八卦”；鎮(zhèn)江世業(yè)洲擁有很高的知名度，潤揚大橋橫跨過世業(yè)洲。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江蘇省卷》載，世業(yè)洲本來的名字挺浪漫——胭脂花粉洲。清乾隆年間，著名學者、大學士阮元（儀征人）繼承其祖上在胭脂花粉洲上的家業(yè)，改洲名為“世業(yè)”，意指“世襲之家業(yè)”；常熟長江江面上有一座“鐵黃沙”，光看這個名字就能想到昔日的荒涼，江水渾濁，沙上泥土黃色里透著紅色，像鐵銹一樣，故名“鐵黃沙”。如今，經(jīng)過多年的生態(tài)修復治理，這個荒涼沙洲已成為生態(tài)綠島，打造了亮麗的沿江岸線環(huán)境。
此外，南京有新生洲、新濟洲、潛洲、子母洲、子匯洲，張家港有福姜沙（雙山沙），太倉有白茆沙，南通有開沙島、永隆沙、興隆沙（這兩座沙洲江蘇與上海市共同管轄）……這些沙洲江島的名字，都值得一一細細探究玩味，它們包含著長江江蘇段的厚重歷史和滄桑變遷。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于鋒
]]>
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關注
摘 要：《水經(jīng)注》中記載了大量地名，其中一地多名的情況十分普遍。通過探討地名名稱變化的原因，可以更好地了解地名名稱的變遷歷程。結合《水經(jīng)注》的文本，總結《水經(jīng)注》中地名名稱變化的原因：有通過形變、音變、方言影響產(chǎn)生新地名的語言內(nèi)因；也有通過官方改名、避諱改名、世俗改名等的社會外因。
關鍵詞：《水經(jīng)注》；地名；形音義；避諱；世俗
說到地名學，就不得不提到北魏時期酈道元所著的地理學著作《水經(jīng)注》。它是我國古代地名學研究趨于成熟的標志。經(jīng)計算，《水經(jīng)注》中記載的地名達1.5萬多個，且存在一地多名的現(xiàn)象。因此，地名名稱的變化原因值得研究。研究表明，地名名稱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點：語言內(nèi)因和社會外因。
一、地名學與語言學
地名學是研究地名的學科，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我國著名地圖學家和地名學家曾世英先生說，“地名是語言中的專有名詞，它和語言中的其他專名（例如人名）有相同的特點，又有不同的特點?！?span id="7drpdzv"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3517331">羅常培先生認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殘留在征服者的語言里，大部分是地名?！?/p>
地名與語言學關系密切，還在于地名同其他專名一樣，也是以形、音、義等語言要素為載體，蘊涵著豐富的語言學資料，能為語言學研究提供重要線索。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記載了大量地名。通過挖掘地名名稱的變化，可以更好地探究其中蘊涵的語言學資料，對地名學研究尤為重要。
二、《水經(jīng)注》中地名名稱變化的原因
（一）語言內(nèi)因
地名既然是以形、音、義等語言要素為載體，那么其發(fā)展自然要受“形音義”發(fā)展的影響和制約。字形發(fā)生變化，地名也就會發(fā)生變化，從而產(chǎn)生出新的形式；字音發(fā)生變化，字形也會隨著字音的變化而變化，從而產(chǎn)生新形式。此外，方言也會影響字音，產(chǎn)生新地名。在《水經(jīng)注》中，以這三種方式產(chǎn)生的地名都有體現(xiàn)。
1.形變產(chǎn)生新地名
例1：“復來戰(zhàn)，奉等大敗，兵相連綴四十余里，方得達陜。以是推之，似非曹陽，然以《山海經(jīng)》求之，菑、曹字相類，是或有曹陽之名也。”（卷四）
例2：“《地理風俗記》曰：扶柳縣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故縣也。世以為五梁城，蓋字狀致謬耳?！保ň硎?/p>
例1中的“相類”二字，就是相似的意思。正因為兩字字形相似，更容易使人們在視覺上產(chǎn)生相似感，從而導致認識上的錯誤。也就是說，世人在解讀地名時，如果在地名名稱的字形上發(fā)生錯訛，就會產(chǎn)生地名名稱的形變現(xiàn)象。字形發(fā)生變化，原地名的形式就會發(fā)生改變，隨之產(chǎn)生新地名。因而，例1中人們把“曹陽”當成“菑陽”，例2中“西梁城”變?yōu)椤拔辶撼恰薄＠?是因為“字狀致謬”，即字形導致了錯誤。原來的地名字形發(fā)生變化，就會產(chǎn)生新的地名。所以，以上例子的地名都是通過字形錯訛而改變了原來的字形，因而產(chǎn)生新的地名。
2.音變產(chǎn)生新地名
字音發(fā)生變化，它的字形自然也產(chǎn)生變化，因而產(chǎn)生新的地名。
例3：“此城之東，有山孤峙，世以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孤、都聲相近，疑即所謂都山也。”（卷十一）
例4：“筑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保ň硎唬?/p>
例3中，“孤”“都”因為“聲相近”，即字音相接近，所以引起人們的混讀。也就是說，世人在解讀地名時，如果在地名名稱的讀音上發(fā)生錯訛，就會產(chǎn)生地名名稱的音變現(xiàn)象。字音發(fā)生變化，字形也會發(fā)生變化，隨之產(chǎn)生新的地名。因此，例3中的“孤山”成了“都山”。而例4中的“寡婦城”源于“世俗音轉”，即世俗中的音變。由于音變，產(chǎn)生了新的字形，于是有了“寡婦城”這個地名名稱。
3.方言影響產(chǎn)生新地名
方言的影響可以導致地名讀音的變化，從而產(chǎn)生新的地名。
卷十三《漯水》注中，“漯水出雁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干縣南?！弊⒃疲骸?span id="nz93x9r"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5531480">桑干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馬邑西川，俗之磨川矣。蓋狄語音訛，馬、磨聲相近故爾?！钡沂俏覈糯贁?shù)民族之一。狄語，也就是少數(shù)民族的方言。這里用“狄語音訛”，說明此處地名讀音的變化是受方言影響所致。
另外，《水經(jīng)注》中有：“漯水又東流，經(jīng)班氏縣南面，有如渾水注之，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余里，東流經(jīng)故城南，北俗謂之獨孤城，水亦即名焉”。
卷三《河水》經(jīng)中注云：（樹頹）水出東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陡縣西南山下，北俗謂之大浴真山，水亦取名焉。
在上述兩段注文中，渾水又稱獨孤水，中陵川水又稱大浴真水，均因“北俗”。北俗，其實就是少數(shù)民族的方言?？梢姡@些都是河流的方言地名。因此，由于方言的影響會改變原來的地名字形，從而產(chǎn)生新的地名。
（二）社會外因
《水經(jīng)注》中地名變化的原因除上述所說的語言內(nèi)因外，更多的地名變化是由于人為的改變，簡稱“社會外因”。所謂的社會外因，可以理解為通過人為因素導致地名的變化。
1.官方改名（帝王改名和官員改名）
《水經(jīng)注》中有很多地名這樣描述：“王莽時曰······。”之所以出現(xiàn)這么多諸如此類的字眼，是因為自從秦建郡縣以至前漢，縣名頗有變異，發(fā)生一縣多名的現(xiàn)象。而新莽一代，竟將全國郡縣名稱普遍更改。于是，酈注記載的前漢縣名，幾乎全是一縣二名。新莽又將當時的三百多個縣名改稱為亭。這種以亭為名的地名，酈注記載中也有七十多處，大大增加了縣名的復雜性。例如，“扶柳縣”最先得名“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王莽改為“新博”；“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為霸水，以顯霸功?！鼻啬鹿驗榉Q霸中原，把“滋水”改為“霸水”，目的是為了顯示他的豐功偉績；“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為巨鹿郡。漢景帝中元年為廣平郡。世祖中興，更為巨鹿也。”秦始皇滅趙后改為“巨鹿郡”，之后漢景帝又改為“廣平郡”，世祖中興時期，又更名為“巨鹿”。
可見，古時候每新建一個王朝，先前的地名一般都會發(fā)生改變。這樣的改變實際上是尊重帝王個人意愿，貫徹執(zhí)行帝王的語言指令。當然，地名的變化也折射出一些政治因素。
此外，有的官員改名也使一些地名名稱發(fā)生了變化。例如，“木蘭橋”變?yōu)椤柏i蘭橋”，“沔水又東遷豬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之左右，豐高荻，于橋東劉季和大養(yǎng)豬。襄陽太守曰：此中作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為名矣?！?/p>
2.避諱改名
避諱也是地名改變名稱的一個重要途徑。王力先生說：“避諱和禁忌，是概念變更名稱的原因之一。”而《水經(jīng)注》中也有一些因為避諱而改地名的例子。
例5：“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保ň硭氖?/p>
例6：“縣有壽聚，漢曰壽良。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卷二十四）
例5中，晉后名春，所以把“富春”改為“富陽”。例6中，“壽良”因為避諱世祖叔父的名“良”，所以改為“壽張”。這些均是由于避諱而改了原來的地名，從而產(chǎn)生出新的地名。
3.世俗改名
此外，《水經(jīng)注》中也有一些地名是根據(jù)世俗而改變名稱的。
例7：“陂水北接范陽陂，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十五里，俗亦謂之鹽臺陂?！保ň硎唬?/p>
例8：“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俗謂之陽安澗水?！保ň硭模?/p>
例7中，陂水北面接近范陽陂，世人叫它“鹽臺陂”。例8中，涑水西南流向黃河，《春秋左傳》中稱為“涑川”，世人叫“陽安澗水”?？梢姡瑑蓚€例子中的地名都是因為世俗原因才改變了地名名稱。
三、地名名稱變化趨勢
隨著歲月的流逝，一個地理實體不會發(fā)生很大變化，但這個地理實體的名稱會因為各方面因素不停地變更。因此，有了“地理沿革”，一如《水經(jīng)注》中出現(xiàn)很多地名名稱的變化現(xiàn)象。
地名名稱的變化，或體現(xiàn)政治要令，或體現(xiàn)民眾心理，或體現(xiàn)時代背景，等等?？傊?，它是合乎歷史潮流的，否則將難以長期留存。時代在進步，人們口耳相傳的地名名稱悅耳動聽，文化內(nèi)涵越來越豐富，這些附著在地名上的文化價值也越來越高，地名所體現(xiàn)的文明程度也越來越深，完全符合當代社會的價值標準。
四、結語
地理學著作《水經(jīng)注》里不僅有很多地名，而且出現(xiàn)了一地多名的現(xiàn)象，為研究《水經(jīng)注》中地名名稱變化的原因提供了契機?！端?jīng)注》中地名名稱變化的原因：有通過形變、音變、方言影響產(chǎn)生新地名的語言內(nèi)因；也有通過官方改名、避諱改名、世俗改名等的社會外因。此外，地名變化的原因還與諧誤或雅化、民族心理、文化傳統(tǒng)等有著密切聯(lián)系?？傊?，隨著時代的變化，地名名稱也將處于不斷變化之中。這符合當代社會的價值標準和文化傳統(tǒng)。
作者：張亞利
來源：《開封教育學院學報》
2016年第2期
選稿：何鉑羽
編輯：黃海紅
校對：劉言
審定：黎淑琪
責編：甄藝涵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注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
]]>
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關注
提要
地名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給地理實體、行政區(qū)域或居民點所取的名稱，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它反映民族的、地域的語言和心理特征，反映民族的、地域的風俗習慣和倫理道德觀念。昆明的地名有漢語地名和少數(shù)民族語地名，這些地名往往帶有濃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本文將通過有代表性的實例來作論述。
關鍵詞
昆明地名；歷史文化；民族史信息；思想和情感
昆明的漢語地名是按漢語構詞模式構成的，它符合下面兩個規(guī)則：第一，由于現(xiàn)代漢語具有雙音化的傾向，昆明的漢語地名絕大部分是雙音節(jié)的，少數(shù)是三個或三個以上音節(jié)的。第二，昆明的漢語地名嚴格按照漢語名詞的結構關系構成，其關系有：并列、偏正、動賓、主謂、同位、加前綴（后綴）。少數(shù)民族語地名，在昆明地名中都是用同音或近音漢字記寫的，也稱為音譯地名，在昆明地名中所占的比重相當大，其中以彝語地名最多。如祿勸縣是一個多民族的山區(qū)縣，在全縣總人口中，彝族人口占22%，在彝族聚居區(qū)或雜居區(qū)，甚至在現(xiàn)今主要是漢族的聚居區(qū)，仍保留著很多彝語地名。1980年地名普查時，全縣共有3051條地名，其中彝語地名就有1290條，占43%；此外有少量其他民族語地名。
在漢語地名與少數(shù)民族語地名之間有一中間帶，即漢化地名和混和地名。這一中間帶較模糊。漢化地名的構成雖符合上述漢語地名構成的兩個條件，但其來源是漢族把少數(shù)民族語地名轉寫成漢字時，盡量遷就漢族的語感而漢化來的。如昆明市區(qū)東面的“五里多”，從三音節(jié)和內(nèi)部的結構關系（偏正：數(shù)量+形）來看像個漢語地名。聯(lián)系該地的歷史來看，卻是個漢化地名，它是根據(jù)蒙古語轉寫成的。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元代著名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期間，為昆明的發(fā)展做出了杰出貢獻，死后被葬于昆明北郊的松花壩山上，但那里離城太遠，人們就在今五里多小學的地址上建了一座紀念冢，供后人憑吊。蒙古語稱墳墓為“斡耳朵”，其后諧音為“五耳朵”，再轉寫成“五里多”。另一種說法是，元代梁王在該地設置帳殿作為離宮，帳殿在蒙古語里稱為“兀爾朵”。而“斡耳朵”和“兀爾朵”的漢字記寫，只是“斡”與“?！庇米植煌x音則是相近的，所指當為同一個地方?；旌系孛?，其結構模式是：“音譯+漢語地名”，它是兩種民族語成分的混合。如祿勸縣的“撒營盤”，意為倒鉤刺旁的兵營?！叭觥笔且驼Z，意為倒鉤刺；“營盤”是漢語，兵營的舊稱。這個地名是因該地在明清時期駐過軍隊而來的。又如官渡區(qū)的“烏撒莊”，全意為土官住的村寨?！盀跞觥笔且驼Z，為其土官之名；“莊”是漢語，意為村莊、村寨。宋代大理國時期，該地居住的是彝族（撒梅人），其祖先為滇東烏撒部落，該地后為漢族居住，名稱仍沿用下來。
一、昆明地名記載的景觀
1、昆明其名
從古至今，昆明的名稱有：苴蘭、谷昌、拓東（東京、東都或上京）、鄯闡、中慶、鴨池、昆明、春城等。下面擇要簡析。
“昆明”，是古代少數(shù)民族部落（或族群）稱號的音譯，又記寫為“昆彌”、“昆?”。西漢時這一部落還處于“隨畜遷徙”的游牧生活階段，屬古代氐羌人后裔中的一支。其多數(shù)形成了現(xiàn)在彝語支民族（彝、納西、哈尼、傈僳、拉祜等民族），少數(shù)融入了白族。由此可以認定，“昆明”是由部落名稱派生的地名?！袄ッ鳌钡暮x是什么？“昆”“明”二字合為“昆明”一詞，在漢語中尚沒有確切的解釋，認定為少數(shù)民族語。其含義亦有兩說：一為羌義，一為彝義。按羌義之說，“昆”為雪山，“明”或“彌”、“?”為人，全意為“雪山上的人”；因為昆明部落的祖先原居住在康藏高原，那里隨處都可以見到雪山。按彝義之說，“昆明”是彝語“嘿咪”的音譯。在彝語中，“嘿”為海，“咪”為地方，全意為“海邊的地方”。兩說都有助于人們思考。宋代寶佑二年蒙古蒙哥汗四年（1254年）置“昆明千戶所”，“昆明”開始作為這里的地名，明、清兩代一直沿用。民國時期的1922年正式設置昆明市。直到現(xiàn)在，昆明都是云南省省會，也是全省政治、經(jīng)濟、文化、科技的中心。
“鴨池城子”，這是元代蒙古人對昆明的稱呼?！傍喅亍币鄬懽鳌把撼唷??！傍喅亍边@一稱呼可能原為彝語。彝語中的一個分支語——密岔語稱昆明為“一期”，另一個分支語——羅羅語稱昆明為“以扯”，這兩個稱呼的發(fā)音都與“鴨池”相近。（參見方國瑜主編《云南郡縣兩千年》，參考資料）而且，在昆明地區(qū)的世居少數(shù)民族中，彝族的歷史最悠久。因而彝語對昆明的稱呼為元代蒙古人所接受并使用，這是合于地名使用的常規(guī)的。今昆明蛛竹寺有方“圣旨碑”，是1316年立的，正面是夾雜蒙古語的漢文，其中有“云南鴨池城子玉案山笨竹寺······”一句，可作佐證。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羅庸教授在昆明講學，其著作《鴨池十講》一書，即用這個元代的地名。
再看“春城”，這是昆明的雅稱。昆明屬于高原地帶，處于滇池盆地之中。西北一帶為山嶺環(huán)護，擋住寒潮熱流，加上滇池的調節(jié)作用，因而四季如春，時時、處處都可以看到繁茂的芳草碧樹和爭奇斗妍的鮮花。古往今來，都有詩文聯(lián)語贊譽昆明得天獨厚的自然環(huán)境。諺語有“四季無寒暑”，這形象反映了昆明“夏無溽暑，冬不祈寒”的氣候特點。我國南方一些省份有個說法：“正二三月亂穿衣?！倍ッ鲃t說：“一年到頭亂穿衣”。這是對“四季無寒暑”的注腳。昆明贏得這一雅稱，確實無愧。這一雅稱始于何時？由何而來呢？據(jù)目前能見到的地方史料，可以說是始于清初。清初詩人王思訓的《野園歌》開頭四句是：“浮云渺忽春城隈，樂游誰擬姑蘇臺？夷光未去走麋鹿，紅墻碧樹鳥棲哀。”這是300多年前，用“春城”譽稱昆明的首例，其后不斷有詩文聯(lián)語如此稱呼。新中國建立后，明顯的是60~70年代以來，“春城”逐漸成為昆明的代稱，乃至于專稱。建國初期有一則謎語，謎面是“四季無寒暑”，打我國一城市名，謎底是東北的長春。那只是字面的吻合，氣候并非四季宜人?，F(xiàn)在，當年的謎底“長春”已被昆明取而代之，只要一提到“春城”，人們就知道是指昆明。隨著云南的不斷發(fā)展，“春城”之稱還將遠播海內(nèi)外。
2.地名勾劃移民軌跡
現(xiàn)今的昆明有一大批以“衛(wèi)、所、堡、營、屯、旗、官、莊、鋪”等為通名的地名。如呈貢縣有：廣南衛(wèi)、左衛(wèi)、中衛(wèi)、左所、馬金（軍）鋪（堡）、倪家營、回輝營、大營、小營、五里鋪等。又如昆明四個區(qū)中帶“營”字的地名，粗略統(tǒng)計約有50多個。地名中稱“官”的（今帶上“營”字），如官渡區(qū)的張官營，歷史上這些地方的軍事首領大多是千戶、百戶；地名中稱“旗”的（今帶上“營”字），如盤龍區(qū)的宋旗營，歷史上這些地方的軍事首領大多是總旗、小旗。“官、旗”的軍職是世襲的，所以地名前面還常常冠以該軍事首領的姓氏。地名中帶“屯、莊”的，如：西山區(qū)的小屯、官渡區(qū)的官莊等。這些地名，都與歷代，主要是明代的屯戌移民有關。云南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推行屯田制的地區(qū)之一。屯田是解決中央委派的官吏和駐軍的糧食供應的重要舉措。漢代興起，元代盛行，到了明代規(guī)模更大。明王朝在云南實行衛(wèi)所制度，設置20衛(wèi)、3御、18所，共133個千戶所。衛(wèi)所的布局采取線面結構形式。在面上，衛(wèi)和所大都在城鎮(zhèn)，如云南府的前衛(wèi)、廣南衛(wèi)、宜良所、安寧所等，其他州縣的城里亦派有衛(wèi)兵分駐。在線上，交通沿線和山林險要之地也都設驛遞、鋪舍，分兵駐守，呈現(xiàn)星羅棋布狀。這就使得“諸衛(wèi)錯布于州縣，千屯遍列于原野”。云南各地駐軍，基本上都實行了屯田——軍屯，這些軍屯都有固定的戌所，軍籍世代相傳，官兵都有家室。設屯之處，有的是荒郊野地，于是帶著軍事色彩的地名應運而生。有的原來有村寨，但村寨舊名被新地名所取代。還有一些以“關、哨、汛、塘”為通名的地名也與軍隊駐防有關。清代實行綠營兵制，所有的鎮(zhèn)、協(xié)、營都在一個固定地區(qū)分防地，這個地區(qū)稱為汛地，委派千總、把總領兵駐守。所設關、哨、汛、塘大部在山區(qū)和邊區(qū)。當時的昆明縣設有4關、12哨、2汛、24塘，后來大多數(shù)成為了村寨，其名稱也成為村寨名稱，帶著軍事色彩?，F(xiàn)在依然保留其名的如：碧雞關、小哨、板橋（汛）、牛街莊（塘）等。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塘”與“水塘”的“塘”不同。上述地名表明，這些地方顯然有軍隊駐防或實行過軍屯制度，戌屯之處大都成為村寨。此外，有的村寨名、街巷名也呈現(xiàn)出移民的痕跡。村寨名中，如祿勸縣的“川號子村”，該村村民系民國時期由四川遷居而來，故有此名，1950年改名為“興發(fā)村”，寓興旺發(fā)達之意。街巷名中，如昆明市區(qū)的浙江巷，位于華山南路，清末巷內(nèi)有浙江會館，為旅昆的浙江人居住之所。又如大富春街、小富春街，明末清初有許多江南移民在該處建蓋房屋，形成的街道，以其家鄉(xiāng)的富春江來命名，表示懷念之情。如果從上述這些地名，尤其是從其中的小地名著手，就可以探尋到歷代移民的痕跡。
二、昆明地名存儲的民族史信息
昆明是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地區(qū)，各民族之間的接觸久遠而廣泛，影響是全面的、明顯的。昆明地名中存儲著這些信息。
1.地名展現(xiàn)民族的分布
先看區(qū)縣的名稱。根據(jù)這些名稱的來源和含義，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漢語地名，第二類為少數(shù)民族語地名，第三類為兩者兼屬地名。各類地名與各民族的分布有一定的對應關系，這與各民族的歷史和相互接觸密切相關。據(jù)1989年底統(tǒng)計數(shù)，昆明全市總人口為3，510，070人，其中，漢族有3，089，511人，占88.02%：少數(shù)民族有420，559人，占11.98%。全市有少數(shù)民族40余種，世居少數(shù)民族有彝、白、苗、傣、壯、哈尼等，各少數(shù)民族均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全市各地。
第一類包括4個區(qū)和1個縣，即盤龍、五華、官渡、西山4區(qū)和晉寧縣。漢族人口所占比例很大，為92.3%，高于全市總人口中漢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少數(shù)民族人口所占比例為7.7%，低于全市總人口中少數(shù)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主要聚居于市區(qū)的順城街、金牛街，官渡區(qū)阿拉彝族鄉(xiāng)，西山區(qū)沙朗鄉(xiāng)，晉寧縣若干民族鄉(xiāng)等地。
第二類包括4個縣，即呈貢、祿勸、嵩明、路南4縣。呈貢、祿勸、路南之名均來自彝語，嵩明是少數(shù)民族部落稱號派生的地名。少數(shù)民族人口在這4個縣的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為17.15%，高于全市總人口中少數(shù)民族所占的比例，更高于第一類中少數(shù)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特別是其中的路南和祿勸，少數(shù)民族在該縣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31.2%和29.5%。在這4個縣中，少數(shù)民族分布廣泛，聚居地區(qū)多。
第三類包括3個縣，即安寧、富民、宜良。其名稱的來源和含義，既可以屬少數(shù)民族語，也可以屬漢語。少數(shù)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布情況介于第一、二類之間。
再看鄉(xiāng)鎮(zhèn)、村寨的名稱。在這個范圍內(nèi)，少數(shù)民族語地名更多，其中特別是彝語地名最多，分布最廣，僅次于漢語地名。如含“甸”字的地名，主要來自彝語，很多出現(xiàn)在彝族聚居區(qū)。“甸”意為山區(qū)的平地，在我國西南地區(qū)，包括山間盆地、谷地、山頂、山腰、山麓、河畔等較為平緩的地形，只要有平地，不論其大小，這樣的地方，彝語支民族都稱之為“甸”，這是由他們的語言屬性決定的。如：西山區(qū)的后甸、呈貢的七甸、富民的小甸、宜良的草甸、安寧的禹龍甸等。地名中含“迤、矣、邑、雨、籠、弄、魯、碌、羅、樂、糯、則、黑”等字的，一般是彝族地名。這與彝族密切相關。在昆明地區(qū)的世居少數(shù)民族中，彝族的歷史最長、人口最多（居第一位，約占2/3），分布最廣，其先民很早就在滇池周圍生息繁衍，歷經(jīng)滄桑，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主要聚居在路南、祿勸兩縣，以及晉寧、西山、夯宜良、官渡、富民等縣（區(qū)）的8個民族鄉(xiāng)。透過地名，就可以看到這種分布格局。
2.地名顯示民族的遷徒
有些地名的變化，能夠說明某些民族的遷徙情況。
先看區(qū)縣的名稱。如富民，該地西漢置秦臧縣，唐代天寶中人南詔稱為黎灢州，宋代人大理國稱為黎囊臧甸。“黎囊甸”是彝語，意為“內(nèi)外有水流的壩子”。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設黎囊千戶，漢字寫作“黎陽”，屬彝語的音譯。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富民縣。“富民”一詞是漢語，康熙《富民縣志》云：“以境內(nèi)尚覺富庶，一年兩熟，故以富民稱之”。這種變化可以說明該地最早是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各少數(shù)民族中，彝族有著重要作用。后來漢族大量移人，使得該地的人口數(shù)量、民族構成等都發(fā)生了變化。
在鄉(xiāng)鎮(zhèn)、村寨的名稱中，與此類似的實例就更為多見。如官度區(qū)的子君彝族鄉(xiāng)，因鄉(xiāng)政府駐子君村而得名。子君村彝語稱“泥召卡”，意為鳳凰村。1950年改名子君村。子君為彝族的一個支系，源于古代滇東南烏蠻27部所屬西摩徒部落，該部落又稱為白杞國，在今天的澄江縣一帶，因發(fā)生戰(zhàn)亂，一部分移居滇池畔，即今子君人。子君人的語言服飾已改同漢族。又如西山區(qū)的妥排，在明代沐英當政時期，沐英示意下屬對彝族要妥善安排，后即稱該地為“妥排”。該地楊姓原系白族，因長期與彝族雜居，一部分已融合于彝族之中。再如嵩明縣的回回村，據(jù)《嵩明州志》記載：“清光緒時此村名回回村，是回族聚居村”。后改名“回輝村”。還有安寧縣的雁塔村，該村馬姓祖墳碑文記述：祖宗“也池花馬”系元代武官，為蒙古族。該村取“遠方飛來的大雁”之意得名，這是蒙古族村名。
根據(jù)地名可以推究各民族的分布與遷徙情況，有些地名可以印證各民族之間相互接觸和影響的歷史。
三、昆明地名表現(xiàn)的思想和情感
1.顯現(xiàn)的社會思想政治觀念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統(tǒng)治思想和社會政治觀念，這些會在地名中反映出來。
五華區(qū)的順城街，是條老街，也是市區(qū)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舊時俗稱“回子街”，把回族稱為“回子”帶有侮辱之意。還有長春路，民國時期因綏靖公署設于該地而稱為“綏靖路”。“綏靖”的意思是保持地方平靜。舊時的統(tǒng)治者常用“綏靖”掩飾其鎮(zhèn)壓各族人民的行徑。再如宜良縣的化魚村，1921年以前稱為“化夷村”，“夷”指少數(shù)民族，有歧視少數(shù)民族的含義。這些地名反映出歷代漢族統(tǒng)治者對少數(shù)民族不是實行鎮(zhèn)壓，就是采取撫綏的懷柔政策。新中國建立后，各民族之間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因此，取消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對少數(shù)民族帶有侮辱性的稱呼，把這些傷害少數(shù)民族感情的地名改了過來。
現(xiàn)今的塘子巷、金碧路、拓東路一帶，清代曾叫做“洋人塘”。19世紀末，英、法帝國主義者在強行打開云南大門之后，為了適應其在東方的戰(zhàn)略需要，加緊了對云南的侵略。1910年，法國為侵略我國而修建的滇越鐵路通車，云南路段直達昆明塘子巷。當局把塘子巷、金碧路、拓東路一帶開辟為商埠，帝國主義勢力長驅直入，又使這片鬧市染上了濃厚的半殖民地色彩。這一帶到處洋貨充斥，洋人機構林立，如法國郵政局，法、美、英、日等國的倉庫，洋酒店、洋旅館等。法國領事館還在這一帶布署了警察，使這一帶儼然成了一個變相的租界。昆明的民眾就把這一帶叫做“洋人塘”。又如市區(qū)北面的蓮花池畔，有一草木繁茂、清靜幽雅的休憩之地——商山，卻為英國人所有。昆明的民眾就把該地叫做“英國花園”。這都表露出當時人們的看法。
再看五華區(qū)洪化橋的名稱。清初吳三桂鎮(zhèn)守昆明時，其府第名為“平西王府”。后吳三桂起兵反清，稱帝于湖南衡陽，國號“周”。吳三桂死后，其孫吳世璠繼承王位，改國號為“洪化”，把“平西王府”改為“洪化府”。府旁一座無名小石橋也因此得名“洪化橋”，一條甬道則以橋名為其名。世人討厭這個名稱，后改稱“承華圃”。這反映出封建統(tǒng)治者常常用自己的吉祥字號給一些地方命名或篡改地名，為自己樹碑立傳。
與此相反，對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后人為表示紀念，常常用來作為地名。如盤龍區(qū)護國路的名稱與護國運動有關。民國八年（1919年），為紀念護國運動，在市區(qū)明代磚城的東南隅增辟新城門一座，取名護國門，俗稱小南門。又將白鶴橋改名護國橋。在城門之處立碑一方，由著名人士袁家谷撰《云南城護國門碑記》，著名書法家陳榮昌書寫，碑文云：“······名曰護國，將以表一省任事之艱，祝民國萬年之福也?！焙笤賹⒏浇睦C衣街和白鶴橋（街）合在一起，統(tǒng)稱護國路。
歷史上對人民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后人往往用他們的姓名來作地名以表示紀念。如五華區(qū)的黃公東街和黃公西街。黃公毓英，字子和，云南會澤人。早年留學日本，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后回昆明參加蔡鍔等人領導的辛亥（1911年）“重九起義”，率兵作戰(zhàn)，立下功績，血灑疆場時年僅28歲。為表彰其功績，云南軍政府謚為“武毅”，蔡愕撰寫《黃武毅公墓志銘》。后將盡忠寺改名黃公祠，寺旁的兩條街改稱為黃公東街和黃公西街。
反映思想觀念的。如昆明市區(qū)翠湖南面的中和巷?！爸泻汀敝庠谟冢喝说男摒B(yǎng)能達到中和的境界，就能產(chǎn)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神秘效果。現(xiàn)巷口有副對聯(lián)：“同心同德奔四化，不偏不倚致中和”。賦予“中和”以新時代的含意。又如無逸里，以《書經(jīng)》的篇名命名，有勸勉之意。再如德馨巷，形成于民國初年，文人以“有知識、有見識的文人，應成為社會崇高道德的傳播者”之意命名。其他如：致和巷、財盛巷、光宗巷、節(jié)孝巷等。
2.體現(xiàn)意愿和感情
思安和祈福是人民的最大意愿。如區(qū)縣名中的“晉寧”寓“安寧太平”之意。辦事處、鄉(xiāng)鎮(zhèn)、村寨名稱，特別是街巷名稱中帶有“福、壽、泰、安、和、平、清、明”等字的相當多。
（1）希望征服自然災害。在昆明市區(qū)的盤龍江邊有條金牛街，相傳是銅犴（俗稱銅牛、金牛）鎮(zhèn)伏水妖的地方?！搬怼奔炊怂拗械木?，“銅犴鎮(zhèn)水”是我國古代的風俗。古代盤龍江水經(jīng)常泛濫成災，該地的民眾于是鑄一銅犴以鎮(zhèn)水妖，消除水患。銅犴置于江邊的宿祠內(nèi)，該祠俗稱金牛寺。清代形成街道后，就以該祠的俗名為街名。又如官渡區(qū)的雨龍村，最初建于明代，村名因村內(nèi)古碑文中“雨龍山丘”之語而得，意在企盼“龍來行雨，五谷豐登”。再如市區(qū)北郊的霧雨大橋，相傳在清代該地長期干旱，官員到附近的黑龍宮求雨返回，經(jīng)過這座橋時，突然天降大雨，于是稱此橋為霧雨大橋。
（2）渴求安居樂業(yè)。在市區(qū)翠湖公園北面，有條竹安巷。該地早年是一片竹林，無人居住?？谷諔?zhàn)爭期間，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對昆明市區(qū)狂轟濫炸，附近的居民就到竹林中躲藏。由于竹林茂密，敵機難于發(fā)現(xiàn)人群，此地也就沒有遭到轟炸。人們則認為竹林是吉祥之地，紛紛到該地建房居住，并形成了一條巷，取名“竹安巷”，寓“竹報平安”之意。又如晉寧縣的福安村，原名黃土坡，明代末年的戰(zhàn)亂之后，村民根據(jù)“居之安，平為福”的意思改為今名。再如呈貢縣的常樂村，明代中期建村時只有三家人，稱為三家村（今為別名）。昔時常遭匪患，清代初年人家增多，已無匪患，于是改名為常樂村，寓“常久安樂”之意?！敖鹬?、銀汁、玉川、云瑞、吉祥、幸福、如意”等地名，表現(xiàn)出對幸福生活的渴求。
3.呈現(xiàn)的宗教色彩
西山區(qū)的觀音山，是以“觀音”命名的。從南詔大理時期直到現(xiàn)在，觀音菩薩歷來是云南民眾頂禮膜拜的主神。民眾把氣候的好壞、谷物的豐歉，以及疾病、災難和生育都附會于觀音菩薩，使觀音菩薩具有原始宗教中氣候神、谷物神和生殖神等的多種功能，明顯反映出佛教神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特色。昆明地區(qū)的漢、白、彝等族對其特別崇拜，每年都要舉辦各種觀音廟會，祈求人口繁衍、風調雨順、谷物豐產(chǎn)、地方太平。昆明城郊彝漢民族的觀音廟會，別具特色，人們稱之為“求子討娃廟會”。不論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都建蓋有不同規(guī)模的觀音寺、觀音閣、觀音廟，許多池塘、山崗亦以觀音命名。觀音山是這些地名中比較著名的。在市區(qū)，以祠、寺、廟、庵等得名的街路巷道有一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佛教色彩的。如圓通街，因圓通寺而得名。圓通寺最初見于唐代南詔中期，名補陀羅寺，元代在其舊址旁建圓通東巷古剎。寺前形成的街就稱圓通街?，F(xiàn)在附近還有圓通東巷、圓通西巷、圓通山、圓通大橋。此類還有彌勒寺、東寺街、西寺巷、武成路等。第二類是有道教色彩的。如西岳廟，系道觀，五岳廟之一。50年代后發(fā)展為居民區(qū)，就以廟名為地名。此類還有天君殿巷等。第三類是有其他宗教色彩的。如翠湖公園南面的三陽巷，巷名的來歷，主要有兩說。其中一說與“三陽教”有關。巷中原來住著信奉“三陽教”的人家，所以用“三陽”為巷名。在兩郊區(qū)和8個縣中，帶有宗教色彩的地名也相當多，如：金殿、玉皇閣、鐵峰庵、白馬廟、三教堂（富民縣居民點，“三教”指“儒、佛、道”）等。若全面系統(tǒng)地考察這些地名，可以獲得歷史上宗教流派、活動和分布等的線索。
總之，通過對昆明地名文化蘊藉的揭示，可以充分肯定其中蘊藏著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能夠為語言、民族、民俗、歷史、地理、考古、旅游等的研究，提供大量的材料和珍貴的線索。
作者：張映庚
來源：《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
選稿：何鉑羽
編輯：鄒怡思
校對：李春燕
審訂：汪依婷
責編：甄藝涵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注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
]]>由于王姓眾多，與之相關的地名和村名也數(shù)量驚人。以膠東半島為例，如果在地圖上搜索“王家”“王莊”“王格（哥、戈）莊”“王家溝”“王家疃”等名稱的話，少說也可以找到上百條結果。
重名容易產(chǎn)生混淆，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而為了避免重復，上述地名往往會進行相應的調整——不管是自發(fā)調整，還是因地名普查而調整。在諸多調整方法中，加上前綴應該是最普遍的一種。
以“王家”這個村名為例，在實踐中，其前綴既可以搭配數(shù)字，也可以搭配方位，還可以搭配地標或者典故。
在搭配數(shù)字上，海陽市的大王家（現(xiàn)在改名為當?shù)来澹?、二王家、三王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根?jù)記載，這三個村是由王姓三兄弟分別建立，都取名“王家”（傳說原來還有個四王家），就各自冠以長幼順序為區(qū)分。
在搭配方位上，萊州則比較有代表性，當?shù)丶扔猩贤跫掖搴拖峦跫掖?，也有東王家、西王家、南王家和北王家。其中，南北王家距離較近，都在沙河鎮(zhèn)地界內(nèi)；東王家和西王家則相隔較遠，前者在朱橋鎮(zhèn)地界，后者則在虎頭崖鎮(zhèn)。
當然了，數(shù)字以及方位名詞的數(shù)量也是有限的。相對而言，還是搭配地標或者典故的前綴更為常見，幾乎每個縣市區(qū)都能找具體的例子。筆者整理了一下此前拍過的圖片，找到了四張相應的村名場景，接下來就跟大家做個簡要分享。
第一個“王家”，搭配的前綴是“觀音寺”，名叫“觀音寺王家”，在萊州市郭家店鎮(zhèn)轄區(qū)內(nèi)。
根據(jù)村名石碑后的簡志記載，清光緒年間，王姓由東關門村遷此定居，村東有一觀音寺，故取村名為觀音寺王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由于觀音寺不存，該村一度改名為王家。但到了八十年代地名普查時，為了避免重名，又改回觀音寺王家。
第二個“王家”，搭配的前綴是“地北頭”，名叫“地北頭王家”，在招遠市張星鎮(zhèn)轄區(qū)內(nèi)。
根據(jù)《招遠縣地名志》的記載，明成化年間，王姓由掖縣西關遷此定居，因處抬頭趙家村地北頭，故名地北頭王家。
第三個“王家”，搭配的前綴是“口后”，名叫“口后王家”，也在招遠市張星鎮(zhèn)轄區(qū)內(nèi)。
根據(jù)《招遠縣地名志》的記載，口后王家村的王姓是清順治年間從地北頭王家村遷出，一開始取名為王家莊。后因地處垛石山口后，易名為口后王家莊。期間一度有簡化為王家莊，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正式更名為口后王家。
口后王家與地北頭王家如今同屬一個鄉(xiāng)鎮(zhèn)，彼此之間又有淵源，倘若只簡稱“王家”的話，的確有些不好區(qū)分了。
第四個“王家”，搭配的前綴是“鷹口”，名叫“鷹口王家”，在龍口市七甲鎮(zhèn)轄區(qū)內(nèi)。
根據(jù)該村老人口述及村名石碑后的簡志記載，過去在該村西面的山上，有一塊形似老鷹的石頭，它有一處向前突出的彎鉤，遠眺很像鷹嘴，民間稱之為“鷹嘴石”。當初先民來此建村之后，有感于這道獨特的景觀，就將村莊命名為“鷹口王家”。
以上四個村莊只是簡單舉例，限于篇幅，其他村莊如蓬萊的“大道王家”、棲霞的“客落王家”、乳山的“桃村王家”、榮成的“八河王家”、平度的“葦園王家”（萊州、招遠、龍口還各有很多別的王家村），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對此感興趣的朋友，歡迎留言補充。
]]>
問題1：什么是軌道交通車站導向標識？
軌道交通站名及導向標識拼寫和譯寫是地鐵車站導向標識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應用于地鐵車站門匾、地徽和站內(nèi)導向牌體中。
問題2：站名拼寫和翻譯中，為什么有的詞連寫，有的則分開拼寫？
根據(jù)合肥市地名管理部門意見，軌道交通車站站名為標準地名，地名拼寫必須符合《地名標志》GB17733-2008、《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guī)則》GBT 16159-2012等規(guī)范性文件要求。
地名一般由專名和通名構成，原則上專名、通名分寫。專名、通名均采用漢語拼音拼寫，以詞為單位，不標聲調。地名中的第一個字母大寫，分段書寫的每段第一個字母大寫，其余字母小寫。
其中，地名作站名，專名、通名分寫。如：汲橋路 Jiqiao Lu。表示一個整體概念的雙音節(jié)和三音節(jié)地名結構，各音節(jié)連寫。如：柳樹塘 Liushutang，綜保區(qū)Zongbaoqu。四音節(jié)及以上表示一個整體概念的地名，按詞或語節(jié)（多音節(jié)詞語內(nèi)部由語音停頓而劃分成的片段）分寫，如：濱湖竹園 Binhu Zhuyuan；不能按詞或語節(jié)劃分的，全部連寫，如：北五里井 Beiwulijing。自然村鎮(zhèn)名稱不區(qū)分專名、通名，各音節(jié)連寫。如：勤勞村 Qinlaocun，杏花村 Xinghuacun。
已專名化的地名不再區(qū)分專名、通名，各音節(jié)連寫。如：三里街 Sanlijie，四泉橋 Siquanqiao。起地名作用的建筑物、游覽地、紀念地、實體單位和團體組織等名稱，能夠區(qū)分專名、通名的，專名和通名分寫。四音節(jié)及以上的，按詞或語節(jié)分寫。如：量子科學中心 Liangzi Kexue Zhongxin，合工大南區(qū) Hegongda Nanqu。
不易區(qū)分專名、通名的，或不能按詞或語節(jié)劃分的，一般連寫。如：安農(nóng)大Annongda。行政區(qū)域名稱簡寫為”省”、”市”等時，可直接拼寫。如市政務中心 Shi Zhengwu Zhongxin。專名或通名中的修飾或限定成分，單音節(jié)的與其相關部分連寫，雙音節(jié)和多音節(jié)的與其相關部分分寫。如：西七里塘 Xiqilitang，大學城北 Daxuechengbei。
問題3：站內(nèi)導向是什么？
站內(nèi)導向是指站內(nèi)導向吊掛牌、出入口周邊信息欄、綜合資訊欄、豎向線路圖、運營線網(wǎng)圖、站臺門橫向線路圖，以及大、小站臺名等標識牌體。
問題4：站內(nèi)導向中，哪些名稱需要拼寫，哪些需要譯寫？
首先，地名起導向指引作用時，導向標識的漢語拼音中第一個字母大寫，分段書寫的每段第一個字母大寫，其余字母小寫。如：延喬路 Yanqiao Lu，繁華大道 Fanhua Dadao。不作地名的實體單位，以及不具有地名意義的建筑物、場所等名稱用于導向性標識時——能區(qū)分專名、通名的，分別采用拼音拼寫和英文意譯的方式，分段書寫，每段首字母大寫，其余小寫。
此外，不能區(qū)分專名、通名的，a）已有官方譯名的，從其翻譯；b）沒有官方翻譯或已有譯名不合適直接使用的，可參照國家政府機構官方譯法進行翻譯。如：科大先研院 Institut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USTC，量子科學中心 Quantum Science Center，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不具有地名意義的建筑物、場所等名稱的譯寫方法：會展中心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或Convention Center，酒店 Hotel，商業(yè)廣場 Plaza等。如：高速時代廣場 Gaosu Shidai Plaza，已有官方譯名的，從其翻譯。如：天鵝湖大酒店 Swan Lake Hotel。
大皖新聞記者 徐琪琪
編輯 許大鵬
]]>近日，我們推出《閩東之光丨鐘逢幫：寧德方言常用詞典·概述》受到讀者廣泛好評。今天，新寧德客戶端小編繼續(xù)對《寧德方言常用詞典》一書概述章節(jié)的部分內(nèi)容予以節(jié)選刊登，以饗讀者。
點擊標題閱讀往期內(nèi)容?：閩東之光丨鐘逢幫：寧德方言常用詞典·概述（節(jié)選一）
從歷時層面看方言詞匯反映歷史變遷
寧德市是三面環(huán)山一面朝海的丘陵區(qū)域，東瀕臺灣海峽 ，北及吳地的溫州、處衢地區(qū)，西北與閩北的建甌、政和接壤，南抵福州地區(qū)。西北部的洞宮山、太姥山和南部的飛鸞嶺形成地理阻隔，歷史上該地區(qū)相對閉塞，漢人入閩東開發(fā)較之江浙的吳語區(qū)和嶺南的粵語區(qū)以及福州地區(qū)都遲得多。中原漢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為躲避戰(zhàn)亂、兵變、災荒等原因，多次大規(guī)模地向南方遷徙落籍閩東，將中原漢語與當?shù)卦∶竦恼Z言進行交流和融合，最后形成以漢語為主體，兼具閩越族語言、吳楚語底層的寧德方言。
遺存少數(shù)古閩越族語言的底層
據(jù)考古發(fā)掘和古籍記載，寧德早在新石器時期就有人類活動。夏、商時期屬古揚州，西周為七閩地，春秋屬越、戰(zhàn)國屬楚；秦屬閩中郡。兩漢之前，漢人很少涉足這個地區(qū)，這里的原住民主體是我國南方古老百越族群的一支——閩越族，以蛇為圖騰，文身斷發(fā)，好斗，善操舟，多居住于河谷地區(qū)。漢元封元年(前110年)，結束了閩越族割據(jù)局面，先民被迫遷往江淮一帶，并漸次漢化融入漢民族，但仍有少部分遁逃山谷，稱為后來的山越。此后，閩越族的分布漸次向東南、西南方向退縮。由于時間歷史的久遠以及缺乏考古發(fā)掘證據(jù)，古閩越族消亡問題至今沒有同一的認知，許多學者把眼光投向研究東南地區(qū)的語言以求佐證。從方言詞匯語料證明，這種辦法是十分有效的。
其一，寧德現(xiàn)有地名透析古閩越人的孑遺。在我國歷史上，少數(shù)民族的集體遷徙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人雖然陸續(xù)遷移，原住民所命名的地名往往有可能被留下來，供新來的移民繼續(xù)使用。翻開寧德的地圖冊，很容易看到許多地名中帶有“那、羅、古、過、猴、坂、垟、寮、垅、垱、墩、潭、兜、蠻、步(埠、埔)、丘、甲、漈(際)、畓(圳)”等字，這些地名顯然是在漢人南下之前就已命名、后來一直沿用下來的。以“瀨”為例，歷史文獻中的“瀨”字地名只是分布于南方?！稘h書·武帝紀》西晉·臣瓚曰“甲為下瀨將軍”：“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段樽玉銜酚邢聻|船?！睋?jù)《越絕書》記載，今江蘇溧陽有瀨水，為伍子胥乞食投金處。至今“瀨”字作為常用詞還活躍于寧德方言口語中，表示水流湍急處，與古越人用法是一致的。同樣的地名還有蕉城區(qū)九都鎮(zhèn)云氣村的“烏石瀨(羅)”、周寧縣咸村鎮(zhèn)的富瀨村、福安市溪潭鎮(zhèn)的瀨洋村。地名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如果對地名文化缺乏必要的認知，就會發(fā)生地名更改現(xiàn)象。如：在蕉城區(qū)七都溪上游稱為“大瀨溪”的地方，水勢湍急，溪谷中多有急流與危巖。據(jù)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水電站測繪人員在此測量時，嫌地名太土，改“瀨”為“澤”。其實，這是對中國多元文化的誤解。
其二，個別口語常用詞匯與現(xiàn)代壯侗語族、苗瑤語族、南島語系的讀音高度一致。多數(shù)語言學家認為古百越族是操現(xiàn)代壯侗語族、苗瑤語族、南島語系的先祖。由此推論，現(xiàn)代壯侗語族、苗瑤語族、南島語系或多或少會保留古百越族語言的底層。例如“寮”字，指茅草屋。我們赫然發(fā)現(xiàn)帶“寮”字的地名往往分布于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海南等東南沿海地區(qū)，幾乎與古百越地區(qū)高度契合。同時，現(xiàn)代瑤語勉話稱房子為[pjau]，湘西苗語稱房子為 [plw]，語音跟“寮”的上古音[liaw]極其相似，同屬一源。還有一些日常運用于寧德方言口語中的詞匯與現(xiàn)代壯侗語族的主要音素十分接近，不同程度印證了寧德方言詞匯中包含了古百越族的語言成分。
同時，寧德口語詞匯中還存在200多個“有音無字”的語詞，在漢語古籍中找不到來源出處，且毗鄰方言區(qū)也沒有該類詞語。（柚子）（殺）（啄）（榕樹）（健壯）（熏）等等，這些詞語中，除了一小部分屬于尚未考證出來的漢語詞匯之外，多數(shù)應該屬于古百越族遺留下來的語言成分，待后人繼續(xù)研究考證。
其三，從古代詩歌、筆記中確認為古百越族使用的口語?，F(xiàn)代所有閩方言區(qū)的人稱腳為“骹”或“跤”，也是區(qū)別于全國其他方言的特征詞。這個字在唐代詩人李賀描寫古越人的《黃家洞》詩中“彩巾纏跤幅半斜”得到了驗證。清人筆記中有“越人指瀑布為漈”，如今寧德多處地名稱“漈”，如周寧的“九龍漈”、蕉城的“漈頭”、屏南的“漈下”等等。
保留部分古楚、吳語詞匯
長期以來，語言學家多關注閩語有古百越族底層，卻忽視了閩語的“古江東層”，即古吳、楚語成分。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寧德地望處“閩頭浙尾”，古屬閩越、甌越、東楚交錯地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隸屬于古揚州、會稽和東吳管轄。在漢人陸續(xù)進入并最終成為福建這片荒蠻土地的主人之前，福建主要受北面的吳與西面的楚的影響。緣于共同的行政轄區(qū)以及吳閩兩地之間存在移民活動，寧德方言口語詞匯中至今尚保留著一批與文獻記載相吻合的古吳、楚方言詞語，它們可作為閩語和古吳、楚語有深刻淵源關系的佐證之一。
其一，古代吳方言詞語。筆者在翻閱參考清·胡文英《吳下方言考》時，驚人地發(fā)現(xiàn)許多寧德口語常用詞匯都能從該書中找到近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讀音與用法。例如：
儂，泛指人。這是古漢語對古代吳越一帶對“人”的叫法的音譯。南宋·戴侗《六書故》記載，“吳人謂人儂，即人聲之轉。甌人呼若能?！爆F(xiàn)在閩地對人泛稱為“儂”，把大家稱之“儕儂”，應是源于吳語，這與吳閩早期同屬一個行政區(qū)高度契合。
圥，指沿著(樹木、繩子等)爬上。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吳中謂緣木曰’圥樹’。”
藨，寧德方言口語把野草莓稱為“刺稔藨”。藨，《廣韻》普袍切，酷莓，可食。郭璞注：“藨，即莓也。今江東呼為藨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p>
? ，指阻止某人做某事。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廣雅》：’?，禁止?！福?，阻止也。吳中謂阻止不令人為此事曰’?住’?！?/p>
孛卜，指爆米花。南宋·范成大《上元紀吳中節(jié)物俳諧體三十二韻》：“捻粉團欒意，熬稃膈膊聲?！弊宰⒃唬骸俺磁垂纫圆罚酌脢?，北人號糯米花?！焙挠ⅰ秴窍路窖钥肌罚骸啊短锛椅逍小罚?#8217;雨水節(jié)，燒干鑊以各稻爆之，謂之孛婁花?！福航駞侵形┡吹究杀脢??！?/p>
這樣的詞匯還有烌(灰燼)、?(衣袖)、揾(灒)、烊(融化)、捼(腳踩)、蕩(洗滌)、摏(捶打)、煠(把東西置于沸水中立即撈起)、僆(未下蛋的小母雞)、鮭(腌制的小雜魚)、箅(竹籠屜)、埭(岸堤)、拗(折斷)、撾(胯下)、汏(精洗后再略洗)，等等，就不一一具體解釋。
其二，古代楚方言詞語。從族源上看，閩人與楚人有一定的淵源關系?！秶Z·鄭語》云：“閩、羋，蠻也。”古閩人與楚人皆屬于古百越族。同時，歷史上吳楚關系十分密切，古代吳楚語言互相影響滲透，故稱吳楚“同音共律、同氣共俗”。既然這樣，現(xiàn)在還能在寧德方言中找得到一點古代楚方言詞語的蛛絲馬跡嗎?回答是：肯定有的。
蜀，是福建人指稱“一”的常用數(shù)詞。在我國第一部記錄各地方言口語著作東漢·揚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中記載,“一，蜀也。南楚謂之獨?！爆F(xiàn)在湖南、湖北的古楚地已經(jīng)沒有使用這一意義，但仍然活躍于千里以外的閩東方言區(qū)(含福州和寧德方言)。
夥，指的是“多”“真多”的意思?！妒酚洝り惿媸兰摇吩唬骸扳奉U，涉之為王沉沉者?！币鉃椋坏昧死玻?span id="bplvrp9"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4613548">陳涉當王氣象不得了啦。東漢·揚雄《方言》曰：“今吳音謂多曰夥，問幾何曰幾夥?！边@種說法與語音，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了寧德方言詞匯之中。寧德方言詞匯中“夥”字主要有兩種意思：其一為形容詞，相當于“多”，如“若夥”，指多少;其二為副詞，相當于“那么”，如“夥少”，指那么少。
墣，異體字，圤。寧德方言一般指黏稠狀的泥土，謂一大塊泥土為“蜀墣塗”?！?span id="npzjrtj"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713398">說文》云：“墣，塊也，匹角切?！冻Z》楚靈王出亡，涓人疇枕之以墣?！焙挠ⅰ秴窍路窖钥肌吩唬骸皡侵兄^土一塊曰’一圤’。”
八黨，為寧德方言口語常用詞，指的是知道、明白，把不知道稱為“（勿會）黨”。這個詞頗有來歷。八，本義并非數(shù)詞，《說文》：“別也。”后引申為知曉。黨，東漢·揚雄《方言》曰：“黨，皢，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皢，齊宋之閑謂之哲?！惫弊ⅲ骸包h，朗也，解悟貌?！闭卤搿缎路窖浴め屟浴罚骸敖裰^了解為黨，音如董。俗作懂，非也?！?/p>
除了以上這些詞匯，還有薸(浮萍)、潭(深水坑)、柿(木片)、籮(細眼的竹篩)、箬(葉子)、凊(涼)、嬭(泛稱老婦人)、跍(蹲)，等等，不勝枚舉。
體現(xiàn)古代漢語主體成分
中原漢人入閩始于漢晉時期，延綿不斷兩千多年。在這個過程中，不同時期、不同出發(fā)地、不同遷徙路線的中原漢人，帶來的北方方言也都不一樣。三國時期，孫吳政權曾在今霞浦一帶設立“溫麻”船屯”，并作為安置謫徙之所。這一支最早的移民在從海路帶來江東方言的同時，也帶來了先秦以來的上古音韻與上古詞匯。由于地理隔絕的原因，中原漢人從陸路大規(guī)模進入寧德主要從隋唐開始，其深入開發(fā)時間也是以隋唐為始。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當前全市萬人以上的43姓中(有明確文字記載及落籍區(qū)境時間的），隋以前遷入的有薛、黃、楊、胡4姓;唐初遷入的有陳、林、 劉、余、周、阮、繆、蘇等姓；唐中期遷入的有張、李、吳、江、高5姓;唐末五代間遷入的姓氏最多，有王、鄭、雷、葉、鐘、 藍、謝、魏、陸、孫、朱、徐等姓，其余均是宋代遷入。這幾批入閩的中原漢人帶來的多是中古音與中古詞匯，甚至是近古漢語。由于當時福州已是福建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且落籍寧德的氏族多輾轉于此，這就是為什么現(xiàn)在的寧德方言屬于漢語方言的一支，且十分接近于福州方言的緣由。
其一，保留上古漢語詞匯。舉例如下：
縋，先秦把用繩索拴住人或物從上往下放稱為“縋”?！蹲髠鳌べ夜辍罚骸耙箍P而出。”《注》：“縋，懸城而下。”《說文》：“以繩有所懸也。”
福，古人謂祭神的酒肉為“福”?！抖Y記·少儀》：“為人祭曰致福?！薄?span id="p9hlddt"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11454256">康熙字典》：“祭祀胙肉曰福?！碑敶鷮幍驴谡Z中把從事祈福祭祀活動稱為“做?！?，仍然沿用了古義。
沕 ，古人潛水為“沕”。漢·賈誼《吊屈原賦》：“沕深潛以自珍?！睂幍路窖匀员Ａ艄帕x，把潛水稱為“沕”，游泳稱為“泅”。
嗇，古同“穡”，本義指收成莊稼?！对娊?jīng)·魏風·伐檀》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寧德方言口語詞匯把干活稱為“作嗇”，稱農(nóng)田之事為“堘嗇”，稱沒活干為“無嗇作”，仍然保留古義。
柎箄，寧德方言口語中一般把竹筏稱為“浮排”，其實是一種誤寫?！墩f文》：“編木以渡曰泭?；蜃鳀?，通作桴。孫炎曰，方木置水曰柎栰?！薄逗鬂h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shù)萬人乗枋箄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注》：“枋箄，以木竹為之，浮于水上?！薄稜栄拧吩唬骸棒?，泭也?！?span id="9t7bppx"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8131794">郭景純曰：“水中箄筏也?！?/p>
其二，保留中古漢語詞匯。這些詞能在唐詩宋詞中找到出處，用現(xiàn)代漢語來解釋，十分費解，而以寧德方言為母語的人，卻很容易。舉例如下：
底，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六)中說,“俗謂何物為’底’”。本義是“何，什么”的意思，疑問代詞。唐·韓愈《同水部張員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舍人》詩：“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倍F(xiàn)今老派寧德人把“什么地方”說“底塊”，“什么人”說“底儂”，把“就在剛才”稱為“底遑”。
解，古代是“會，知曉”的意思。唐·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寧德老輩人問“會意不會意”，一種文縐縐的說法就是“解意末?”。問一件活，是否有把握完成，口語稱“解（勿會）”?這“解”在寧德方言中的常用程度甚至影響了具有一定文字水平的人。
爬癢 ，即抓癢。唐·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jiān)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癢， 民獲蘇醒?！?/p>
蒼烏 ，本指傳說中的瑞鳥?！端螘し鹬局小罚骸吧n烏者，賢君修行孝慈于萬姓，不好殺生則來?！比欢瑢幍乱粠ХQ烏鴉為“蒼烏”，用以喻指貪吃的人；本地熟語“蒼烏（勿會）留隔暝卵”，意為貪吃的人沒有考慮未來的生活，顯然是一種貶義。
浮子，即魚漂，釣魚時露在水面的漂浮物，用以觀察是否有魚上鉤。宋·莊季?！峨u肋編》：“釣竿之半，系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p>
字幕，寧德口語中把投擲錢幣以占卜，錢幣落地正面向上稱為“字”，反面向上稱為“幕”。宋·孫宗鑒《東皋雜錄》：“今人擲錢為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p>
明清以來，隨著對外交流交往的頻繁以及新事物的出現(xiàn)，一批“褙褡”“影戲”“番錢”“番藷”“牙人”“吉貝”“假師”“手信”“題緣”等借詞、新詞亦逐漸侵入現(xiàn)代寧德方言口語之中。
褙褡，指的是無袖的上衣，俗稱背心。清·袁枚《新齊諧·雷震蟆妖》：“啟板視之，見一死蝦蟆，長三尺許，頭戴骔纓帽，腳穿烏緞靴，身著元紗褙褡，宛如人形?！?/p>
番藷，即甘薯，是舊社會底層百姓主要糧食作物。清·陳世元《金薯傳習錄》中援引《采錄閩侯合志》：“按番薯種出海外呂宋。明萬歷年間閩人陳振龍貿(mào)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種之法入中國。值閩中旱饑。振龍子經(jīng)綸白于巡撫金學曾令試為種時，大有收獲，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磽確之地遍行栽播?！鼻濉す厣n 《閩產(chǎn)錄異》還對番薯的衍生產(chǎn)品做了記載,“切片曰薯錢，推絲曰薯米，取初切之薯錢、薯米，澄之，曰薯粉，釀酒曰薯燒?！?/p>
吉貝，即木棉。清·郭柏蒼《閩產(chǎn)錄異》記載：“閩稱木棉為吉貝”。謝枋得詩：“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p>
假師，據(jù)說清末至民國初年福州有些手藝不精的人，到寧德城關經(jīng)營謀生，冒充內(nèi)行，不懂裝懂。寧德人就把冒充內(nèi)行、不懂裝懂的人稱為“假師”?！皫煛?，為擅長、內(nèi)行之意。
假三碼，寧德口語稱用欺詐手段獲利或取勝為“假三碼”。據(jù)說，古代一尺等于三碼，但三碼并沒有標準度量。福州市面上的量尺器具五花八門，商家多寬進緊出，市井布匹買賣多有爭議。時任縣官老爺為解決尺寸寬緊的訟爭問題，就按標準的三碼以青石雕刻出標準尺，放置于大街上，以糾正商家自行制作的量尺，并告示要求商家以標準三碼為準，不得再使用“假三碼”。從此，“假三碼”便成為福州話中一種比喻做事?lián)郊佟诫s的專用詞。
]]>許多人一看到旗，大多會覺得這個“旗”與清代八旗制度有關。其實不然。這個“旗”其實與明代的軍隊編制有關。明代的軍隊分為大旗與小旗，大旗五十人，小旗十人?，F(xiàn)在的東、西二旗主要是明代牧馬軍士的所在地，養(yǎng)好的馬用于“供應邊鎮(zhèn)”。不過，后來清代的八旗制度也影響了許多帶有“旗”字地名的產(chǎn)生，如現(xiàn)在位于海淀區(qū)的廂紅旗、廂藍旗（同鑲紅旗、鑲藍旗），這些帶有“旗”的地名主要分布在圓明園、香山附近。
西二旗地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