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鎧甲列表，除了頗具爭議的明光鎧外，他提及的“裲襠鎧”也是頗具那個時代特征的一種鎧甲。這里的“裲襠”應同“兩當”。漢末劉熙所著的《釋名·釋衣服》曰：“裲襠，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span>

顧名思義，裲襠鎧是由一面胸甲和一片背甲在肩上用皮革扣結，穿時在腰間系帶，其形狀與當時的服飾裲襠衫相似，故而得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土的陶俑或壁畫、畫磚里，經(jīng)常能看到身披裲襠鎧的武士，大多數(shù)還有坐騎，且他們的坐騎同樣裝備著精良的鎧甲。這些文物中，又以敦煌第285 窟的西魏壁畫《五百強盜成佛圖》最具代表性，從壁畫中能清楚地看到身披裲襠鎧、騎著披有具裝鎧的戰(zhàn)馬的“甲騎具裝”重騎兵。

《 五百強盜成佛圖》，出自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在圖中，可以看到騎兵身披裲襠鎧、戰(zhàn)馬身披具裝鎧這一“甲騎具裝”的形象

無論是裲襠鎧還是“甲騎具裝”（人甲與馬甲的合稱），它們的出現(xiàn)都與戰(zhàn)爭形式的改變息息相關。前文講過，自戰(zhàn)國后期起，傳統(tǒng)的步兵協(xié)同戰(zhàn)車作戰(zhàn)的方式已逐漸衰落，經(jīng)過“胡服騎射”改革，騎兵開始在中原推廣。兩漢時期恰恰也是戰(zhàn)車向騎兵的過渡時期，至魏晉南北朝，馬鐙等一系列騎兵具裝應運而生。有了完善的馬具，尤其是使用了蹬后，人能夠更快地掌握騎術，更容易馴服和控制馬匹，并且騎馬時更舒服、穩(wěn)固、省力，便于長途奔馳和行軍。更重要的是，這種變革使許多屬于騎兵的、新的戰(zhàn)術動作能夠順利進行。這個時代，靈活機動的騎兵終于徹底取代了戰(zhàn)車，成為戰(zhàn)場主角。

顯而易見，裲襠鎧就是為了適應馬上動作而出現(xiàn)的。西漢時期騎兵使用的鎧甲，大多只有甲身，護住戰(zhàn)士的胸腹和背部。魏晉時期，漢代騎兵甲經(jīng)過改進，發(fā)展成更適合保護騎兵的裲襠鎧。裲襠鎧與西漢時期只護胸腹的札甲不同，裲襠鎧帶裙甲，長至膝蓋之上，腰部之上為胸背甲，有的以小甲片編綴而成，有的則用整塊的大甲片，小甲片一般為鐵甲，大甲片多為皮甲。前后兩片甲在肩部，與身體兩側不相連，背甲上緣釘有兩根皮帶，穿過胸甲身上的帶扣后披掛于肩上。

其腰部以下皮革制成的短形筒裙代替了腿裙，能有效保護騎兵的腿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出土甲胄實物遠不及西漢多，但也并非沒有。1995 年，遼寧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墓地就出土過一領鐵鎧，只是保存得不好。這套鐵鎧甲的甲身與西漢齊王墓出土的鐵甲很相似，但肩帶不是以甲片編綴，而是以兩根皮帶系之。這套鎧甲有披膊、盆領和腿裙，但它們是如何連接的則無法考證。

總體而言，出現(xiàn)于漢末，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被廣為使用的裲襠鎧，從形制到編綴方式都與秦漢時期甚至先秦時期的札甲有一定的沿革關系。它最終形成很可能是在漢末三國到兩晉時期，裲襠衫大行其道，甲胄也被服飾影響因而定型。南北朝時期，這種裲襠鎧非常流行，隋唐時期仍能見其身影，只是那時的裲襠鎧更為精致，全身都以魚鱗狀的小甲片編綴，長度延伸到腹部，取代了原先的皮革裙甲。事實上，南北朝晚期，裲襠鎧就已逐漸衰落，最終在唐代與“甲騎具裝”一起消亡。

“甲騎具裝”的黃金時代

南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軍士是什么樣的？“ 甲騎具裝”！南北朝是中國重甲騎兵的黃金時期，不僅馬鐙等馬具逐漸完善，馬鎧亦在此時迅速發(fā)展。實際上，在漢末三國時期，馬鎧算不上新甲種，因為戰(zhàn)國時期就已出現(xiàn)了馬鎧的記載，而秦陵兵馬俑中的完整馬鎧也證實了前人很早就注重對戰(zhàn)馬的保護。

南北朝時期，“甲騎具裝”重騎兵舉矛扎刺圖

這種習慣被漢代沿用，根據(jù)宋人修的類書《太平御覽·魏武軍策令》記載，在官渡之戰(zhàn)中，袁紹軍就裝備了馬鎧，曹操言：“ 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這里反映了一個問題，即袁紹有“鎧萬領”，馬鎧“三百具”。而曹操有鎧“二十領”，馬鎧“不能有十具”。無論是曹操還是袁紹，人鎧的數(shù)量都遠高于馬鎧，這也應該是當時的普遍情況。其次，這也證明雖然漢末群雄戰(zhàn)爭中沿用了馬鎧，但其數(shù)量不能與后來的南北朝時期相比。

兩晉之前的馬鎧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西晉之前，馬匹非常貴重，戰(zhàn)爭中仍以步兵為主，騎兵數(shù)量有限，以至于馬鎧并非主流，但自漢末以來逐漸被各路諸侯推廣使用；其二，對馬的防護古來就有，漢末三國時期，馬鎧材質(zhì)仍以皮甲為主。

至西晉傾覆，五胡入侵，匈奴、鮮卑、羯等游牧民族問鼎中原并建立政權，割據(jù)一方。這些游牧民族善于騎射，軍隊以騎兵為主力，他們的到來使中原戰(zhàn)爭形式發(fā)生了變化，騎兵成為北方戰(zhàn)場上的決定性力量。與騎兵崛起同時進行的，是馬鎧的進化。首先是馬鎧的普遍化，其次是馬鎧的金屬化。那么，重甲騎兵是什么時候大規(guī)模裝備金屬馬甲的呢？根據(jù)現(xiàn)有考古成果來看，鐵馬鎧在軍隊中普遍使用始于東晉，南北朝時期達到巔峰，這一時期的史籍中，“甲騎具裝”動輒成千上萬，足以說明重甲騎兵已成為當時的主要兵種。

北魏重騎兵武士俑，于1953 年在陜西西安草場坡出土，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周渝 攝）

十六國到南北朝時期出土鎧甲的數(shù)量要遠遠少于西漢，這給復原當時甲胄的工作造成不少困難，但也不是完全無跡可尋。例如，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喇嘛洞和朝陽十二臺鄉(xiāng)等地都先后出土了十六國時期的鐵馬甲。這個時期，馬鎧形制已相當完備，其結構由保護馬頭的“馬胄”（又稱“面簾”）、保護馬頸的“雞頸”、保護馬胸的“當（蕩）胸”、保護馬軀干的“馬身甲”、保護馬屁股的“搭后”組成，馬臀部的護甲上還附著長羽毛作為裝飾，稱為“寄生”。幾個部分分別以鐵銷

相連，不影響馬匹活動。護唇、護頸、護頰部分則以甲片鉚合而成。這樣一套完整的馬鎧，將戰(zhàn)馬保護得嚴嚴實實，僅留眼、耳、鼻、口、四肢及尾巴暴露在外。這種結構嚴實、緊密的馬鎧被時人稱為“具裝”或“具裝鎧”。身穿重甲、騎著披掛重甲的馬匹的重甲騎兵，就是史書中的“甲騎具裝”。

北周甲騎具裝俑，1983 年出土于寧夏固原地區(qū)李賢夫婦合葬墓，現(xiàn)藏于寧夏博物館（周渝 攝）

從史籍看，軍中裝備的馬鎧數(shù)量也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加。前文講過，漢末群雄逐鹿時，曹操與袁紹交戰(zhàn)，當時袁紹軍中有三百馬鎧已是很多。西晉永嘉六年（312 年）十二月，王昌、阮豹率軍進攻后趙石勒，結果反被后趙軍打得潰不成軍，后趙大將孔萇“ 乘勝追擊，枕尸三十余里，獲鎧馬五千匹”。這里“ 鎧馬”數(shù)量已是漢末袁紹的十多倍。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戰(zhàn)爭中，晉軍將領段末波（又作段末柸）被石勒俘虜，段部首領段疾陸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為贖金換回了段末波，從側面反映了馬鎧甲當時在軍事上的重要價值。

到了東晉十六國時期，史籍中出現(xiàn)的馬鎧更是數(shù)以萬計，隆安四年（400 年），后秦國君姚興及其大將姚碩德率軍五萬，從南安峽（今甘肅張家川西）向西進攻西秦。此役一舉滅亡了西秦政權，取得“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的戰(zhàn)績，這也是史書記載的最多的馬鎧數(shù)量。

南北朝具裝鎧示意圖

a 面簾，用以保護馬頭；b 雞頸，用以保護馬頸；c 蕩胸，用以保護馬胸；d 身甲，用以保護馬腹；e 搭后，用以保護馬臀；f 寄生，其作用可能是保護騎兵后背，同時也起到裝飾作用。上述6 個部分構成一領完整的馬具裝，外加騎乘用的鞍具和馬鐙（g）

典型戰(zhàn)例如沙苑之戰(zhàn)。東魏天平四年（537 年）十月，東魏丞相高歡親率二十萬人的大軍至蒲津攻打西魏，西魏派遣宇文泰前來迎擊，決心西魏生死存亡的大戰(zhàn)由此展開。面對二十萬東魏大軍，宇文泰手里軍隊不足萬人，形勢岌岌可危。戰(zhàn)爭爆發(fā)后，東魏軍對西魏軍的左翼軍陣發(fā)動攻擊，左翼很快面臨崩潰的危險。千鈞一發(fā)之際，處于右翼軍陣的李弼等將領率甲騎具裝對東魏軍實行突擊沖鋒，“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大破之”，東魏軍潰不成軍，七萬余人被俘，主帥高歡落荒而逃。根據(jù)《周書·李弼傳》記載，此役，李弼率領突擊東魏軍的重甲騎兵僅有“六十騎”，當然還有其他友軍打助攻，但西魏能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扭轉戰(zhàn)局，反敗為勝，是重騎兵突擊戰(zhàn)術的成功運用。

六十余騎重騎兵能打亂數(shù)萬大軍的部署，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不過，自封為“ 宇宙大將軍”的侯景，也是憑借八百余名重騎兵縱橫江東數(shù)年。在南北朝時期的戰(zhàn)場上，甲騎具裝所向披靡， 并非虛言。

北周鐵札甲，根據(jù)遼寧北票喇嘛洞十六國墓葬出土的甲胄樣式繪制（劉詩巍 繪）

南北朝既是重騎兵的黃金時代，也是其盛極而衰的時期。馳騁沙場，所向無敵的重騎兵最終走向衰落主要有幾個原因。其一，破甲武器的大量出現(xiàn)。南北朝時期的甲胄材料異常堅硬，覆蓋面廣，從人到馬堅不可摧，許多尖銳兵器都奈何不了。在這種條件下， 錘、锏、斧等鈍器越來越被廣泛使用。在戰(zhàn)場交鋒時，鈍器不必刺穿堅硬的鎧甲，只要以巨大力量將對手震傷、震死即可。其二，重甲騎兵的高防御能力是以犧牲敏捷性為代價的。機動性強原本是騎兵的優(yōu)勢，但戰(zhàn)馬在披上馬具裝和載上穿著重甲的人后，機動性大打折扣。

這些弱點使得重甲騎兵只適合在正面戰(zhàn)場上突擊，在迂回穿插、出奇制勝方面則要吃大虧，于是開始出現(xiàn)騎兵甲胄輕量化的戰(zhàn)例。450 年，宋文帝北伐，宋軍將領薛安都卸去人、馬甲胄，輕裝穿插，突襲北魏軍陣營。宋軍作戰(zhàn)異常勇猛，“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西魏軍死傷無數(shù)，實在氣不過，于是令人放箭，結果“夾射不能中”。也就是說，卸去甲胄的宋軍因為提高了馬匹的機動性，能很好地躲避弓箭飛矢的攻擊，從而彌補防御上的不足。

遼寧北票喇嘛洞十六國墓葬出土的鐵胄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復刻的北魏具裝甲騎模型

到了南北朝末期，突厥人以輕騎兵在北方大行其道，所向披靡。中原進入隋朝后，多次遭到突厥的襲擾。當時，隋軍的重甲騎兵在突厥輕騎兵面前吃了不少虧，只有依靠步兵配合才能抵御突厥輕騎兵的進攻。輕騎兵與破甲武器的廣泛使用終于撼動了甲騎具裝的地位，隋末唐初，重甲騎兵的神話終于不可挽回地走向破滅。入唐后，輕騎兵取代了重騎兵，就連李世民的坐騎也不再披馬鎧。身披裲襠鎧、騎著披有馬具的馬匹馳騁沙場的輝煌歲月一去不復返了。

有客西來，至東而止

魏晉南北朝還是甲胄融合的時期。此前的甲胄以札甲為主，沒有受到外來甲胄形制的影響。但自這個時期開始，外來甲胄開始融入，成為中華甲胄發(fā)展史中的一部分。最典型的當屬曹植列舉鎧甲名目中的“環(huán)鎖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鎖子鎧。

鎖子甲是用細小的金屬扣環(huán)互相套扣，通常每一環(huán)與四環(huán)相扣，層層疊加，形同連鎖。這種甲有兩大特征：一是密度高，足夠堅固；二是柔軟性非常好，如同武俠小說中刀槍不入的軟猬甲，可以像衣服一樣穿在身上，外面再套上衣袍，不易看出。鎖子甲顯然來自西方，是中世紀時期流行的主要鎧甲，據(jù)推測，它在漢末魏晉之際傳入中國，主要是北方政權的軍隊使用?！?span id="dkcoeqi"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18516767">晉書》中對鎖子甲形制有這樣的描述：“ 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

南北朝時期北齊鐵札甲武士， 根據(jù)河北鄴南城出土的鐵甲胄樣式繪制（劉詩巍 繪）

鎖子甲傳入的最直接途徑是戰(zhàn)爭。前秦君王苻堅派遣大將呂光征伐西域，大獲全勝。呂光在與西域軍隊的作戰(zhàn)中繳獲了大量戰(zhàn)利品，其中就包括鎖子甲。隨后，中原地區(qū)也逐漸掌握了鎖子甲的制造技術，讓這一新式甲在中國開枝散葉。不過，當時鎖子甲并非主流鎧甲，只有新疆、西藏等地裝備。盡管如此，它的生命力卻比裲襠鎧、甲騎具裝強得多。后兩者到唐代時趨向消亡，而鎖子甲則位列《唐六典》，清朝依然能見到身穿鎖子甲的武將。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xiàn)了“銷連”與“鉚合”兩種新的制甲方式?！颁N連”是以銷為標準件，是定位零件，用來確定零件的位置，前文提及的馬鎧各部位組合多采用銷連法，這是歐洲鎧甲的基本制造方式，但中國傳統(tǒng)札甲很少采用，直到魏晉南北朝此法傳入中國后，中國才開始使用。

“鉚合”，指的是用鉚釘把物品鉚接起來，這種方法當時多用于制胄。南北朝時期兜鍪和胄的主流形制，與三國兩晉時期差別不大，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半球體胄頂加甲片編綴的兜，有的從兜鍪兩側下垂，有的則包裹全臉，僅露眼、鼻、口；其二，無胄頂形兜鍪，這種盔與漢代齊王墓出土的鐵胄形制相似，不過其所帶頓項比齊王胄的要大得多，腦后可開合，應該可以根據(jù)頭圍大小進行微調(diào)；其三，普通鐵胄，這種鐵胄在呼和浩特曾有實物出土，整體由生鐵鑄成，胄頂有短管，應是插羽毛等飾品之用；其四為兜鍪罩甲，嚴格來說它不算頭盔，只是裝置于頭盔上的首鎧。南北朝時期通過鉚合法制作的鐵胄、兜鍪還未有實物出土，但這種方法在唐代制胄時得到了發(fā)揚。

魏晉南北朝，因兵禍連綿、動蕩不安，各政權為了存活或取得霸權，不得不進行一輪又一輪的軍事角逐，客觀上刺激了軍事發(fā)展，包括甲胄在內(nèi)的武備在這一時期推陳出新，可謂中國甲胄承上啟下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