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超

(書法出版社)

摘要：本文通過論述中國古代歷法及紀年法的相關(guān)常識，對書法落款中干支后能否加“年”或“歲”字、“歲次”“歲在”如何使用等疑問以及歲首與干支年轉(zhuǎn)換錯用、農(nóng)歷和公歷雜糅等謬誤進行了釋疑與辨析。

關(guān)鍵詞

書法落款、歷法、紀年

正文

書法落款始于何時尚有待稽考，但其緣起當與“物勒工名”的文化行為有關(guān)：將時間、地點、工匠名號、制作成因等信息，通過契刻、鑄造、塑制、鈐印等方式標識在器物上，以備查檢。衍生到書法作品上，即為在正文旁書寫諸如正文內(nèi)容的出處、創(chuàng)作背景、創(chuàng)作緣由、心理活動、時間、地點、姓名（別號）等幾項信息，以做解釋說明或宣告權(quán)責之用。落款是一幅書法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作品之成敗與優(yōu)劣很大程度上與落款有關(guān)，其重要性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不亞于正文內(nèi)容。正確、合宜的落款，與正文相得益彰，有錦上添花之功效，也能在章法上起到彌補、糾偏的作用，若是做了饒有文化內(nèi)涵的拓展、引申，還能展現(xiàn)書者的才情與學識；反之，則會貽笑大方，影響作品的質(zhì)量。

落款從形式上而言，大致有單款與雙款之分，單款只書寫作者姓名（別號）及相關(guān)項，雙款還要書寫奉、贈對象的姓名（別號）、稱謂以及謙敬辭等。落款的格式并不是嚴格固定的，時間、地點、署名等項目可自由選擇，只要與正文搭配和諧，可據(jù)作品主題、當下心境及思想狀態(tài)等靈活運用。然而，內(nèi)容上則務必要留意正誤的問題，其中時間一項，尤其是年份的落款，由于涉及中國古代的歷法與紀年法，若不了解，很容易產(chǎn)生問題。比如，干支后能否加“年”或“歲”字？“歲次”“歲在”如何使用？歲首與干支年轉(zhuǎn)換從何時開始？農(nóng)歷和公歷怎么避免雜糅？欲解析關(guān)于“年”“歲”的這幾個問題，需先考其史、訓其言，弄清楚中國古代歷法及紀年法的相關(guān)常識。

陸游《跋北齊校書圖》

一、中國古代的歷法

（一）何謂歷法

《說文解字》曰：“歷，象也?！薄渡袝酚醒裕骸皻v，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所謂歷法，是研究日、月、星辰運行規(guī)律，測算時間單位長度，系統(tǒng)地建立并制訂“歷年”“歷月”“歷日”三要素之時間序列關(guān)系的法則。歷法與天文有著天然的緊密聯(lián)系，古今中外各民族創(chuàng)制的歷法，統(tǒng)攝而論有三大類型，即陽歷、陰歷和陰陽合歷。

人類最原始的時間意識大概是從太陽出沒引起的晝夜交替中開始的，之后有了“日”的概念認知，掌握了其時長（約23時56分4秒），繼而把它編入歷法中（取整數(shù)24小時），成為歷日這一穩(wěn)定的計時單位。歷日在歷法三要素中是最容易識別和規(guī)定的，無論陽歷、陰歷還是陰陽合歷，從世界范圍看基本是一致的，而且歷法中的歷年、歷月也都以歷日為基礎。“月”和“年”概念及周期的掌握則相對復雜和困難。由于日、月、年的天文時長不是整數(shù)，三者之間無法通約，加之天體的運行速度也并非一成不變，經(jīng)過一段時間之后其運行周期也會相應出現(xiàn)變化。于是，就會給制歷帶來麻煩，人們只能盡可能地使歷年、歷月、歷日無限接近天體運行周期——年、月、日的天文時長，并及時地、持續(xù)不斷地更正和調(diào)整。在特定情況下甚至還會進行“妥協(xié)”“敷衍”或“違規(guī)”處理，這在中外制歷史上都曾出現(xiàn)過。

古今中外歷法史上所用過的歷年有回歸年、太陰年、恒星年、近點年、食年等，用過的歷月有朔望月、回歸月、恒星月、近點月、交點月等。 通常而言，陽歷是以“回歸年”（太陽視運動兩次通過春分點或冬至點或立春點等的時間段，約365.24日）為依據(jù)，先設置紀時單位歷年，然后帶有很強人為規(guī)定性地將歷年劃分為十二個歷月。也就是說陽歷只有歷年和歷日能基本吻合年、日這兩個天文時長，歷月則無法對應月相盈虧變化的周期，只有象征性。古瑪雅歷以及如今全世界通行的公歷（格里高利歷）等都屬于典型的陽歷。

陰歷是以“朔望月”（月亮視運動經(jīng)歷兩次朔或者兩次望的時間段，約29.54日）為計算基礎，先設置計時單位歷月，再以十二個歷月組合為一個歷年。所以，陰歷則只有歷月和歷日基本符合月、日這兩個天文時長；而歷年則是象征性的，體現(xiàn)不出太陽光照引起的寒暑冷暖和四季往復周期。阿拉伯國家使用的伊斯蘭歷即屬陰歷。而陰陽合歷則是一種綜合陽歷、陰歷各自優(yōu)點，兼顧并調(diào)和“回歸年”與“朔望月”周期的歷法，最大程度上使得歷年、歷月、歷日符合年、月、日之天文時長。我國目前仍附于公歷使用的“農(nóng)歷”（此稱謂并不妥帖）就屬于典型的陰陽合歷，此外，古巴比倫歷、猶太歷等均屬此類。中國古代歷法歷經(jīng)數(shù)十改，逾百種之多，陰陽合歷是使用最長久的歷法。

蘇軾 《次辯才韻詩帖》

（二）陰陽合歷

為了讓歷法中的計時單位歷年、歷月、歷日更好地對應天文時長年、月、日，并適時調(diào)整使其具有系統(tǒng)性和延續(xù)性，陽歷有閏年、平年之規(guī)定，陰歷有大月、小月之規(guī)定，相較于此，中國的陰陽合歷則要復雜得多。

中國古人對天文之研究有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因此陰陽合歷的制訂也要不斷適時改進才能變得更為精確。對回歸年與朔望月時長的掌握就是如此。了解太陽的視運動周期，要測日影，發(fā)現(xiàn)“冬至”“二至”“二分”“四立”乃至逐漸形成完整的“二十四氣”（包括十二節(jié)氣和十二中氣，如今稱“二十四節(jié)氣”并不妥當）；了解月亮的視運動周期，先是通過觀察到新月、上弦、滿月、下弦、殘月等幾個月相變化階段，認識了“朔”“望”，再進一步推算出“朔”“望”的準確時間；在這二者基礎上進行“陰”“陽”結(jié)合，還要找到“歷元”——“夜半朔旦冬至”。陳遵媯在《中國天文學史》中論述道：“古人治歷，是以夜半為一日的開始，朔旦為一月的開始，冬至為一年的開始；所以規(guī)定從冬至到冬至為一歲，朔旦到朔旦為一月，夜半到夜半為一日。古人治歷的基本觀念，首先注重歷元；一定要以甲子那天恰好是夜半朔旦冬至，作為起算的開始?！?

這之后便是要解決回歸年與朔望月的系統(tǒng)性和延續(xù)性問題——即通過設置“閏月”的方式調(diào)和回歸年與朔望月的周期。古人曾制訂過“三年一閏”“五年三閏”的置閏法，自戰(zhàn)國“四分歷”以后基本采用“十九年七閏”，十九個歷年中有二百三十五（12×19+7）個朔望月，其總?cè)諗?shù)與十九個回歸年的總?cè)諗?shù)接近：29.54日×235≈365.24日×19。此外，還曾有過“六百年二百二十一閏”“三百九十一年一百四十四閏”“四百二十九年一百五十八閏”等閏周。閏月如何安插于十二個月之中，歷史上曾有不同的規(guī)定，自唐麟德歷廢除置閏周期以后固定為嚴格按照“二十四氣”，把不包含“中氣”的月份（清代施行時憲歷采用定朔、定氣法后另當別論）設置為閏月，在哪個月后面即稱“閏某月”。

《后漢書·律歷志》有言：“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一歲日乘之，為蔀之日數(shù)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為紀?！比绱耍拍辏ㄒ徽拢┖蟆八返┒痢庇只氐酵蝗?；七十六年（一蔀）后“朔旦冬至”又回到同一天的夜半；一千五百二十年（一紀）后才會再次回到“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此外，“古人于歷元之外，還要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定為上元；于是還要推算七政的周期，使它同時發(fā)生于上元，作為出發(fā)的始點，起算的開端。乾象歷以后,各歷家都列上元以來積年為歷法的第一條”。推步日、月、五星，演算上元積年，以實現(xiàn)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與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同時出現(xiàn)，是中國古代歷算家的理想。

由上述可知，陰陽合歷的歷年比陽歷的歷年——回歸年或長（多十九天左右）或短（少十一天左右），間隔制訂。然而，有輔助的“二十四氣”作為參照系，可與回歸年對應，方便使用?！岸臍狻卑岩粋€回歸年內(nèi)太陽在黃道（地球繞太陽公轉(zhuǎn)的軌道平面）的位置均分為二十四段，并記錄、反映太陽光照（溫度）引起的萬物征象（氣象、物候）變化情況，作為中國陰陽合歷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明顯的陽歷屬性?！皻狻敝ㄅc陰歷屬性的“朔”之法以及調(diào)整回歸年與朔望月周期的“閏”法，是中國陰陽合歷的三大顯著特征。

中國的歷法究竟始于何時呢？有伏羲時代、神農(nóng)時代、黃帝時代等不同的推測，傳說時代的事皆難以追溯了，但有文字可考的殷商至清代歷法發(fā)展情況，還是很清晰的：殷商時期“陰陽歷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古四分歷“奠定了中國古代歷法的基礎”，西漢太初歷“使中國古代歷法的基本形式更加明朗”，東漢乾象歷“又增加了一批新概念和新方法……體系已經(jīng)成熟”，魏晉南北朝時期“繼續(xù)得到充實”并“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唐代到宋元時期，“一系列天文數(shù)據(jù)和表格的總體精度”逐步達到高峰。然而從明代開始，“出現(xiàn)了停滯不前以致倒退的現(xiàn)象”，“面臨由東來傳教的耶穌會士傳入的天文歷法的挑戰(zhàn)，自此開始了中西歷法論爭與融匯的新時期”。徐光啟及耶穌會湯若望等人編撰了一部《崇禎歷書》，“保留了中國傳統(tǒng)歷法的某些形式特征，但卻是以西法為基礎，亦即是以西方幾何學天文學體系為本質(zhì)特征的歷法”。此歷書后因明朝滅亡未及施行，到了清代，湯若望將其改名為《西洋新法歷書》上獻，得以頒行?？芍F(xiàn)在使用的農(nóng)歷是經(jīng)過歷代不斷改進并吸收西方優(yōu)秀的天文成果和科技手段加以改良后形成的。

蔡襄 《離都帖》

（三）關(guān)于“歷年”的稱謂

需要提及的一點是，中國古籍中對陰陽合歷“歷年”的稱謂有變化的過程，也有混用、誤用的情況，經(jīng)、史、子、集及歷代注疏的作者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認知錯誤或局限性，所以需要客觀地加以甄別、分辨。《爾雅·釋天》言：“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此四種稱謂皆見于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總集《尚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無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堯典》“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然而，由于《尚書》成書年代及流傳版本極其復雜，所匯編的內(nèi)容哪些屬于作偽、追記的性質(zhì)，難以斷定，不能輕易盲從，因此要訓釋“歲”“祀”“年”“載”，需借助古文字，求其本義，梳其源流。

“歲”的諸種字形最早見于甲骨文，與“戉”同源，為“鉞”字初文，筆者認同于省吾等所持的此種觀點，吳孫權(quán)在《釋歲》一文中有更加翔實的論述，對其不同形狀做了闡釋。“歲”本義為類似斧的兵器，象征至高無上的王權(quán)?！墩f文解字》“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遍陰陽，十二月一次”的釋讀，已非本義，當為假借義。借“歲”代指時間，表示歷年，可知與木星有關(guān)。木星是古人所見金、木、水、火、土五顆行星中體積最大、運行周期最特殊的，將其命名為“歲”，詞義當與王權(quán)有某些內(nèi)在相關(guān)性。從甲骨文獻中“今歲受禾弘吉”“來歲受年”等內(nèi)容可知，殷商時代“歲”已經(jīng)有表示歷年的詞義。夏代文字尚無考古發(fā)現(xiàn)，難以證實《尚書》《爾雅》所錄是否確切。

“祀”與殷商祭祀活動有關(guān)，屢見于甲骨文中，用“祀”表示歷年，應與祭祀周期相關(guān)。張衍田《中國古代紀時考》有所考證：“到了殷代末期，一個中祀周約為十三旬，則一個大祀周在三百六十日至三百七十日之間，接近一個太陽年（筆者按，即回歸年）。……日、月、祀相配紀時……通觀西周時期，早期，沿襲殷制，以‘祀’紀時，并且由祀周單位演變成為表示‘年’的純粹的時間單位；中期‘祀’‘年’并用；晚期，已不再用‘祀’紀年，紀年已通用‘年’字?！庇纱丝衫砬濉办搿北須v年的使用情況。

“年”在《說文解字》中釋為“谷熟也”，考甲骨文字形，像人背負成熟的禾谷，為豐收之義。禾谷成熟的周期與歷年時長相當，故被借用來紀時了。類比商人重祭祀之傳統(tǒng)，周人以農(nóng)業(yè)立國，以“年”字表示歷年符合情理。

“載”字未見于甲骨文，金文中所見用例都不用作時間名詞，《爾雅》所謂“唐、虞曰載”乃后人增補，至于詞義如何引申或假借為表示歷年的，難以知曉了，但古代應當有以“載”表示歷年的情況存在過。后世唐玄宗在位時曾短暫地使用過“載”以表歷年。

綜上可知，“歲”“祀”“年”“載”的稱謂在歷史上使用的時段和頻次是不一樣的，意義也有同有異。到了西周晚期，“年”已是表示陰陽合歷歷年的主要詞語，但絕非已替代其他幾個詞，尤其是“歲”的使用仍然很廣泛。二者有時所指相同，有時則有所區(qū)分。訓詁有“渾言”與“析言”之別，要根據(jù)實際語境來判斷文獻中詞語的使用義。如《周禮·春官·宗伯·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玄注曰“中數(shù)曰歲，朔數(shù)曰年”，這是對“年”“歲”二者的對舉和區(qū)別：“年”為正月初一到下一個正月初一這段時間；而“歲”為冬至中氣到下一個冬至中氣這段時間。這涉及歷法上的一個重要問題——陽歷歷年與陰陽合歷歷年的區(qū)別，自漢以降歷代學人對此二者的認知都不同程度存在誤讀與混淆，應當引起足夠重視。

當然，展開上述分析的前提是，唐、虞及三代的歷法皆為陰陽合歷，才可說“歲”“祀”“年”“載”這四個詞表示的是陰陽合歷的歷年。唐、虞屬傳說時期，可忽略不論；然而，夏代可能使用過類似陽歷的歷法（孔子之杞所得《夏小正》或為代表），殷商、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仍有不明性質(zhì)的其他歷法共存的狀態(tài)（如《小戴禮記·月令》所保存的內(nèi)容、清華大學所藏戰(zhàn)國竹書《四時》這一出土文獻），有待進一步研究。然而，從我們目前所能掌握的殷代以來的歷法史資料來看，陰陽合歷一直為主流，各種紀年方式所對應的也都是陰陽合歷歷年?！拜d”目前無法理清其用以紀年的來龍去脈了，但仍有一定的使用頻次；“祀”自西周后用以紀年的詞義逐漸消亡；后世經(jīng)常被使用、詞義有交叉的則為“年”與“歲”，而這也正是本文探討的關(guān)捩所在。

二、中國古代的紀年方法

中國古代的紀年方法主要有君主在位年數(shù)紀年、帝王年號紀年、歲星紀年、太歲紀年、干支紀年和十二生肖紀年幾種。

年號被創(chuàng)制之前，歷史紀年采用的是君主在位年數(shù)法，即用數(shù)字標注君主即位至去位的年份序次，甲骨、鐘鼎、簡帛等文獻中都有用例，《春秋》一書更為典型。帝王年號紀年正式啟用于漢武帝，但始于其在位的哪一年存在爭議，有元狩、元鼎等諸說，筆者贊同辛德勇《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一書的觀點，即始于太初歷頒行時的太初元年（前104) ，其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等年號為后來追記。帝王年號紀年至宣統(tǒng)末年（1911）封建帝制結(jié)束為止。

歲星紀年、太歲紀年與古人對天象的觀察和對星辰的認知有關(guān)。古人在長期的天文觀測中逐步認識并歸納出黃道附近“二十八星宿”的恒星群，作為觀測天體的參照體系，且將其與四方、四時相對應。古人還自東向西（順時針方向）將黃道平面十二等分，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名稱來表示，稱“十二辰”。五大行星中的歲星（木星）以其獨特性被古人所重點關(guān)注，由于其視運動周期約十二年，每一年會行經(jīng)“二十八星宿”中的某區(qū)域，人們?yōu)橛涗洑q星位置又將黃道平面十二等分，稱之“十二次”。每次皆有名字，自西向東（逆時針方向）分別是：星紀（對應丑）、玄枵（對應子）、娵訾（對應亥）、降婁（對應戌）、大梁（對應酉）、實沈（對應申）、鶉首（對應未）、鶉火（對應午）、鶉尾（對應巳）、壽星（對應辰）、大火（對應卯）、析木（對應寅）。歲星運行到某次，稱“歲次某某”。“十二辰”與“十二次”的方向正好相反。《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淮南子·天文訓》等載錄有歲星紀年法。

由于歲星實際的運行周期是11.86年，每85.7年其所在的星次就會比預定的星次提前，產(chǎn)生誤差，這種現(xiàn)象稱為“超次”。當古人認識到歲星紀年這一并不理想的缺陷后，就設法虛擬出一個“太歲星”，代替歲星來紀年，太歲星運行軌道與歲星一致，方向則完全相反，但卻能與“十二辰”對應，其運行到某個辰位，就稱作“歲在某某”。天文歷法學家也為此取了十二個太歲年名：攝提格（寅）、單閼（卯）、執(zhí)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協(xié)恰（未）、涒灘（申）、作噩（酉）、淹茂（戌）、大淵獻（亥）、困敦（子）、赤奮若（丑），也稱“歲陰”。為干支相配，后來又為十個天干取了名字：閼逢（甲）、旃蒙（乙）、柔兆（丙）、強圉（?。?、著雍（戊）、屠維（己）、上章（庚）、重光（辛）、玄黓（壬）、昭陽（癸），也稱“歲陽”?！妒酚洝v書》載錄的《歷術(shù)甲子篇》所用六十個年名紀年法即由“歲陰”“歲陽”相配組成的。

干支紀年法則是由太歲紀年法演化而來。“要使持續(xù)不斷的太歲紀年精確無誤，就要脫離與歲星的對應關(guān)系。太歲本來是一個假設的天體，當它與歲星脫離關(guān)系而單獨存在的時候，它也就和天體脫離了關(guān)系，成為一種純粹的紀年方法。但是，太歲紀年的十歲陽與十二歲陰依次相配組成的六十個年名，用字僻澀，拗口難讀，很難記憶，不便使用，而太歲紀年用于表示太歲所在辰位的干支，卻是人們十分熟悉的，并且早已用于紀日與紀月，既已習慣，又很實用。于是，人們便廢棄太歲紀年的六十年名，而只留用表示太歲所在辰位的干支作為單純的紀年符號。這樣，便產(chǎn)生了干支紀年法?！碧旄?、地支按相應次序搭配，由甲子而癸亥，周而復始。干支最早在殷代用來紀日，用于紀年一般認為始于東漢。此后，干支紀年與年號紀年并行，一直使用到清代末年。東漢以前的紀年干支，是后人逆推出來的。

十二生肖紀年是干支紀年的輔助。辛德勇在《豬尾鼠頭談十二生肖紀年的淵源》一文中指出：“十二生肖紀年法的源頭至遲在春秋時期即已出現(xiàn)，其后歷經(jīng)戰(zhàn)國，以迄嬴秦兩漢，以十二種特定的動物與十二辰相搭配的做法，一直流布于世。然而，這也只是十二生肖紀年法的源頭而不是它的實際施行。這是因為所謂‘十二生肖’只是十二地支的替代；更準確地說，只是子丑寅卯這套符號的替代物。因而十二生肖紀年法的施行，原則上似乎應以甲子紀年法的施行為前提?！袊糯约鬃蛹o年也就是用甲乙丙丁、子丑寅卯這些天干地支符號來表示年份的時間，大致啟始于新莽東漢之際，即顧炎武所說以甲子名歲，始于東漢……在這以前，行用十二生肖紀年法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借用清人趙翼的話來講，就是‘西漢以前，尚未用甲子紀歲，安得有所謂子鼠丑牛耶’？” 也就是說，用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十二生肖來對應十二地支紀年，當是在干支紀年法施行之后的事情。

帝王年號紀年法止于清宣統(tǒng)三年（1911），但與之配合使用的干支紀年法沿用了下來。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開始采用公歷和公元紀年法，同時也用“中華民國”（簡稱“民國”）國號來紀年（但這個“民國某某年”對應的歷年已不是以正月初一為首的年，而是公歷的回歸年）；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國際社會上大多數(shù)國家通用的公歷和公元作為歷法與紀年。也就是說近現(xiàn)代的紀年法陷入了一種窘境——性質(zhì)不同、歷年的時長不等，表示陰陽合歷歷年的“干支”要與表示陽歷歷年的“數(shù)字”相對應。

作為陰陽合歷的農(nóng)歷雖已不是法定歷法，然而卻沒被棄用，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一直在歷書中被附載。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5月12日，第一個關(guān)于農(nóng)歷的國家標準正式文件《農(nóng)歷的編算和頒行》（GB/T 33661-2017）發(fā)布并于2017年9月1日起實施。這在保護傳統(tǒng)文化和防止造成歷亂上提供了法規(guī)和技術(shù)支持，具有里程碑意義，令人振奮。但即便如此，國人以及外國人對農(nóng)歷的了解還是非常欠缺和有限的，基本都是徑稱“陰歷”（lunar calendar）以對應作為“陽歷”的公歷，罔顧其“陰陽合歷”的事實。具體到書法落款中，與之相關(guān)的各種問題也就隨之出現(xiàn)了。

三、書法落款中“年”“歲”使用存在的問題

（一）干支后能否加“年”或“歲”字

書法在近現(xiàn)代遭遇了中西文化猛烈碰撞、新舊更迭與撕裂的社會化浪潮，然而，采用繁體字、豎式書寫的傳統(tǒng)還是繼承和保持得較好的（雖然有用簡化字橫式書寫的，都不是主流）。至于書法的落款，其舊例大致也都沿用了下來，然而落款中的時間一項，因1912年改行公歷和公元紀年法的緣故，在書壇和學界引起過爭論，有人提倡順應時代使用公歷和公元紀年法，也就是用漢字數(shù)字標年份（以及月、日等）來落款；有人則主張古法不可廢，仍應該堅持使用干支標年份（以及月、日等）。其結(jié)果則是兩派在書寫實踐中各行其是，遵從個人喜好和習慣為之。盡管有不少名家如林散之、沙孟海、啟功等常采用公元紀年法來落款，但總體而言依然以干支紀年落款為主、為尚。

那么，落款中干支后面能否加“年”或“歲”字呢？筆者的觀點是，當然可以。干支，既然用于紀時，表歷年、歷月、歷日，何以后面不能寫“年”或“歲”字？

古人落款在干支后加“年”或“歲”字是有例可循的。如明周天球《心經(jīng)》（上海博物館藏）落“萬歷癸未歲四月十日”，清伊秉綬《“詠風觴月”五言聯(lián)》（山西博物院藏）落“嘉慶癸亥歲”等。古代書畫的題跋中也常見干支后加“年”或“歲”字的情況，諸如宋趙佶《唐十八學士圖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題“大觀戊子歲御筆”，宋戴蒙跋范仲淹《道服贊》（故宮博物院藏）為“熙寧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元趙孟《紅衣羅漢圖》（遼寧省博物館藏）卷尾跋“庚申歲四月一日”，元柯九思跋《獨孤本蘭亭序殘卷》（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為“丙子歲十月廿六日”、跋《陸繼善摹禊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為“至元后己卯歲三月廿二日”，元倪瓚《漁莊秋霽圖》（上海博物館藏）題“此圖余乙未歲戲?qū)懹谕踉破譂O莊”，清吳歷《溪閣讀易圖》（上海博物館藏）署“戊午年嘉平廿七日”，等等。此外，古代詩詞的題目中干支后加“年”或“歲”也極為常見，例如晉陶潛《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唐沈佺期《辛丑歲十月上幸長安時扈從出西岳作》、宋呂渭老《謁金門·甲子年同寅伯題于壁》、宋辛棄疾《歸朝歡·丁卯歲寄題眉山李參政石林》、元王冕《甲午年正月初四日得春》，等等，可為印證。

在“源流·時代”紹興論壇上，有關(guān)學者曾指出，干支后不能加“年”（或“歲”）的落款“禁忌”，是我們自己的冒昧結(jié)論。雖然古代以及近現(xiàn)代落款都以不寫“年”或“歲”字為主，但我們應該明白其原因在于書者語言（行文）習慣與個人喜好使然，而絕非觸犯禁忌。不同書者的語感各異，干支前后詞語的音節(jié)數(shù)量不定，為照顧語句的韻律和節(jié)奏，“年”“歲”使用與否就會因人而“制宜”了。由于古代采取數(shù)字紀時與干支紀時相配合使用，表示年號序次的數(shù)字對應干支年，表示月、日的數(shù)字對應干支月、干支日，而往往數(shù)字在前、干支在后，由此，為了簡便起見，干支后面的“年”“歲”多省略以避免重復、贅余。我們?nèi)缃裨谛形闹腥羯婕澳晏柤o年和公元紀年前后出現(xiàn)時，將公元年份之后的“年”字省略，就是如此。同樣，落款中的月、日如“三月初五”“七月二十一”，也往往省略“日”字，這也是出于語音節(jié)奏的考慮，省卻更簡潔。加“日”字當然不算錯，而且更為嚴謹，將歷法三要素都表述全面了。

伊秉綬隸書《詠風觴月》

（二）“歲次”“歲在”能否使用

這兩個術(shù)語是自東漢以來早已廢棄的歲星紀年和太歲紀年的孑遺。在采用干支紀年后，“歲次”“歲在”的表達法仍經(jīng)常被冠在干支前面沿用，與年號紀年一起，湊成“年號N年，歲次XX（或“歲在XX”）”的格式，求得韻律和節(jié)奏和諧，譬如我們非常熟悉的“永和九年，歲在癸丑”（王羲之《蘭亭序》）和“乾元元年，歲次戊戌”（顏真卿《祭侄文稿》）。而在年號紀年不再使用的現(xiàn)代，唯獨剩下“歲次XX”或“歲在XX”的形式了，書法落款中還可見有人使用“歲次”“歲在”加干支以標年份，這本身并沒有大礙；但是，有人竟然于干支后復加“年”字，那便是畫蛇添足了。

與此問題相關(guān)聯(lián)的還有襲用太歲六十年名代干支的現(xiàn)象，“掉書袋者”喜用之。如宋司馬光在所編《資治通鑒》的每卷卷首以歲陰、歲陽名稱標識起訖年份，“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卷一），“著雍攝提格”即戊寅，“玄黓困敦”即壬子；明末清初的朱彝尊在《謁孔林賦》中有言“粵以屠維作噩之年，我來自東，至于仙源”，“屠維作噩”即“己酉”。甚至有“好事者”誤將這六十個歷史上僅用來紀年的名稱移植來紀月、紀日，如司馬倬跋司馬光《潛虛》中末尾的“乾道二年，歲在柔兆閹茂，玄黓執(zhí)徐月，極大淵獻日”。前者無可厚非，而后者弄巧成拙的做法則要接受批判了。

厚古、擬古、復古之心，無論前人還是今人，都不同程度存在著，雖然不在違禁之列的自由表達屬于個人權(quán)利，但筆者對此的看法是不提倡繼續(xù)使用“歲次”“歲在”加干支以及用太歲六十年名代干支的年份落款方式。與其顯得啰唆、累贅、佶屈聱牙并有賣弄之嫌，何不如敬惜筆墨只寫干支呢？

（三）“歲首”與干支年轉(zhuǎn)換的錯誤

承接上文，筆者需補充強調(diào)一點：“歲次”“歲在”的“歲”很明顯分別指的是歲星和太歲，而非與陰陽合歷歷年相區(qū)別、表示回歸年的時間單位“歲”。由于“歲”與“年”常通用，干支后加“年”或加“歲”的情況并存，意義是一致的。陰陽合歷歷年的“年首”，也常稱之為“歲首”，很容易與回歸年的“歲首”混淆。

中國古代陰陽合歷歷年的歲首，歷史上曾有不同的設定，如春秋戰(zhàn)國時所謂的“三正”一說——夏歷建寅（現(xiàn)行農(nóng)歷的正月）、殷歷建丑（現(xiàn)行農(nóng)歷的十二月）、周歷建子（現(xiàn)行農(nóng)歷的十一月），秦代和西漢初顓頊歷采用的建亥（現(xiàn)行農(nóng)歷的十月）。太初歷以來恢復夏歷建寅之規(guī)定，此后陰陽合歷歷年之歲首基本固定在正月初一了?；貧w年的歲首，中國古代曾以冬至或立春起算。據(jù)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記載，冬至、立春是與正月旦（初一）、“臘明日”并重的四種歲時序列的開始日。

冬至和立春，只是中國古人針對回歸年所制訂的“二十四氣”中的兩個重要節(jié)點，曾設定為節(jié)日，但并非作為歷法中一年的開始?？細v代史書、歷書，干支六十甲子年的周期更替也并非在“二十四氣”的冬至或立春而隨著回歸年轉(zhuǎn)換。然而，近現(xiàn)代改行公歷后導致了混亂，很多人有了以“二十四氣”中的立春為歲首以及生肖屬相開始的標志——即干支在立春轉(zhuǎn)換的錯誤觀念。

北宋時沈括曾擬訂了一種純粹的陽歷“十二氣歷”，它以“二十四氣”中的十二個“節(jié)氣”（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為月首，指代十二個月，以對應天文上的春、夏、秋、冬四季：“今為術(shù)，莫若用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并，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薄笆鈿v”雖未得以推行，但其見錄于《夢溪筆談》中而被人知悉。南宋徐大升編著了一部讖緯方面的書籍《淵海子平》，即俗稱的“子平術(shù)”——“四柱八字”，其“月柱”起始即與十二個“節(jié)氣月”類似。命理術(shù)士們還采納了傳統(tǒng)陰陽合歷中的干支紀年、紀月、紀日方法，然后再加上之前已有的十二辰紀時，并也配上天干，打造了一套“四柱八字”專用的所謂“干支歷”（準確說是一套紀時系統(tǒng)），用于排盤、推算和預測，此“術(shù)”在后世擁躉非常多，不斷得到擴充發(fā)展?！八闹俗帧币粤⒋簳r刻（自清代時憲歷采用西法定“二十四氣”、近代又采用西方二十四小時制改造了十二時辰，“二十四氣”的時刻已能精確到分、秒）作為劃分年與年的界限，即“年柱”；以十二個“節(jié)氣”的交節(jié)時刻劃分月份，即“月柱”；而“日柱”非常特別，在交節(jié)日里以節(jié)氣時刻為分界，會把同一日分割成兩個“月柱”甚至是兩個“年柱”。顯然，“四柱八字”不是一種歷法，沒有歷年、歷月、歷日的概念，而僅僅是借用干支紀時法的命理術(shù)而已。

民國以來由于官方不再頒發(fā)舊歷，以“四柱八字”為代表的各種宣揚命理類的“假歷書”開始充斥民間，引發(fā)混亂。正如吳國盛《羊年始于立春還是大年初一》一文所言：“正統(tǒng)農(nóng)歷與命理學歷書開始在民間混淆，為今天的歲首之爭種下了禍根?！?徐春偉在《歲首和生肖的變化究竟在立春算還是正月初一》（見《澎湃新聞·私家歷史》）中切中肯綮地闡述了這種危害：“子平術(shù)利用‘春節(jié)’字眼作文章，說傳統(tǒng)歲首是立春，本叫‘春節(jié)’，民國把‘春節(jié)’的名字和地位給了正月朔；甚至造謠說《太初歷》等歷法就是以立春為歲首。誤導大眾，剝奪春節(jié)新年地位，這是第一個危害?！L水命理歷書更大的危害，也是最大的危害，就是破壞農(nóng)歷。由于干支在傳統(tǒng)農(nóng)歷和命理學中都使用，但是兩者屬于完全不同的體系和范疇，就因為共用一套干支名稱，很容易出現(xiàn)歧義；再加上現(xiàn)今算命的別有用心的解釋，企圖將農(nóng)歷與干支割裂開來，導致大眾對干支產(chǎn)生了錯誤的認識?！彼?，正是由于百姓日用的“農(nóng)歷”闌入、滲透了“四柱八字”命理的內(nèi)容，于是很多人誤將立春視為了歲首，并作為生肖屬相轉(zhuǎn)換的節(jié)點。殊不知“正月初一”才是歲首，生肖屬相轉(zhuǎn)換也是從這一天開始的。

不知所以的人們將“四柱八字”命理術(shù)偽造的“干支歷”與傳統(tǒng)歷法混為一談了，也就把整套原本是“陰陽”屬性的干支紀時符號誤認為是“屬陽”（回歸年）的了。其實，按中國古人的陰陽觀念及陰陽合歷特征，天干為陽，地支為陰，干、支內(nèi)部又再分陰陽，明白了這一點就免于辯駁了。至于兩頭春、無春年（農(nóng)歷一個歷年中有兩個立春或者沒有立春），是再正常不過的現(xiàn)象。

立春節(jié)氣和春節(jié)是人們非?？粗氐膬蓚€日子，春季的伊始與節(jié)日的氛圍總能激發(fā)內(nèi)心的情感，而書者對于迎春創(chuàng)作都是非常積極的，往往此時會非常高產(chǎn)。落款時常加注立春、春節(jié)的相關(guān)信息，但是，落款的年份上因弄不懂干支轉(zhuǎn)換而問題頻出的大有人在。以剛剛過去的庚子年為例，由于閏四月，就包含兩個立春，前者在庚子年正月十一，后者在庚子年臘月廿二。前者由于在庚子年春節(jié)之后，即使誤認為立春才轉(zhuǎn)換干支年份，落款寫“庚子立春”也不會露怯；但后者在辛丑年春節(jié)之前，倘若落款寫“辛丑立春”就尷尬了，一來干支年（生肖）還沒轉(zhuǎn)換，辛丑年尚未到來，二來辛丑年本沒有立春（無春年）。對此，只要記住農(nóng)歷的歲首是春節(jié)而非立春，春節(jié)（正月初一）時干支年（生肖）才轉(zhuǎn)換，就能避免錯誤的發(fā)生了。而對于“兩頭春”這種情況，若落款時想標明“立春”節(jié)氣，建議在前面加上月份如“正月”“臘月”（或月份別稱）等相關(guān)信息再加“立春”即可區(qū)分。

（四）農(nóng)歷和公歷雜糅

前文已述，當今的書法落款，年份采用農(nóng)歷干支還是公歷數(shù)字，屬于個人自由，但年份后面的月、日等信息彼此不能混用。農(nóng)歷和公歷的歷年時長不一，農(nóng)歷的一月份（正月）往往要滯后于公歷的一月份三十天左右。所以，若已用農(nóng)歷的干支標年份，后面的月、日無論是否完整和詳細，但凡注明相關(guān)信息，切莫使用公歷的月、日；同樣的，喜歡用數(shù)字標公歷年份的，后面的月、日也萬萬不能混入農(nóng)歷的月、日。雜糅是大忌，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因此，落款時需有意識地謹慎、嚴肅對待，養(yǎng)成查對年、月、日的良好習慣。

此外，年份落款之后除月、日之外還會有季節(jié)等信息。農(nóng)歷按“二十四氣”的“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劃分四季，或以正、二、三月為春，四、五、六月為夏，七、八、九月為秋，十、十一（冬）、十二（臘）月為冬，落款時也應留意。當然，喜歡公元紀年的可以用西方常見的“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劃分法來標季節(jié)，也應盡量不要與農(nóng)歷季節(jié)劃分法雜糅。

四、結(jié)語

書法落款的時間一項尤其是年份，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不清楚中國古代歷法及紀年法的相關(guān)常識是癥結(jié)所在。本文以較長的篇幅對歷法及紀年法等內(nèi)容進行了闡述，對“年”“歲”使用的相關(guān)問題進行了釋疑與辨析，旨在為幫助書者較為全面地認識古代歷法及紀年法，并能正確地將其運用到書法落款的實踐中去。理解、善待歷法，正確落時間款，不僅是對自己負責，更是對古人和后人負責！

【文章摘自：《大學書法》2021年03期】